德意志贵族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_风闻

贵族受教育的目的，有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贵族子弟要学习恰当的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这和平民家庭的孩子差不多。在集体层面，贵族子弟对自己的家族乃至整个贵族阶层负有责任。往小了说，是保证自己的家族生存和延续，并尽可能繁荣发展，获得更多荣耀和权利；往大了说，要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生存和价值观。所以，贵族孩子肩负着双重责任。

而对诸侯和君王的子弟来说，教育的意义就更重大了。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中说：“得到一位良君的主要希望便系于他所受到的恰当教育……王储的心智必须从（人们所谓之）襁褓之始，当其保持开放、未经发育之时，即灌输以健康的思想。……要是无权选择君主，就必须相当细致地挑选教育王储的人。”[1]

教育的不平等

贵族制度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单一的贵族家庭内部，也存在极大的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兄弟之间也不平等。

在施行长子继承制的贵族家庭，长子会继承头衔和家业，责任重大，所以长子得到的教育往往也最好。长子从小就会受到谆谆教导，他长大之后会成为一家之主，整个家族的荣誉都仰仗他。如果家族的资源有限，父母在给孩子安排婚姻时，显然最重视长子。兄弟几个都从军的话，父母往往会想方设法把长子安排到最有威望的部队（比如近卫步兵团或总参谋部），其他儿子就在普通部队（比如常规的线列步兵团）。

幼子并非不重要。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儿童夭折率很高，男性也特别容易死于战乱、斗殴等因素，所以家族需要足够多的男孩当预备队。长子意外死亡而幼子继承家业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长子和幼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即便很多贵族家庭也没有财力为所有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为了维护家族的延续和荣誉，需要很多家庭成员做出牺牲[2]。在中世纪，往往是长子接受昂贵的骑士教育，将来成为骑士、统治者和军人；而幼子到修道院接受较便宜的宗教或人文教育，将来当教士。

贵族女性往往是婚姻市场的商品。女儿们的使命主要是与其他家族结婚，以维护和壮大自己的家族。她们受到的教育主要培养她们成为贤妻良母和庄园女主人，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和文化。父母对女儿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和对儿子的投入相比。1935年，奥地利贵族加布里埃拉·图恩-图尔恩（Gabriele Thun- Thurn）概括得很准确：“对儿子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学习将来的职业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儿子要成为全方位发展的人，成为自己阶层的优秀代表。至于女儿，父母要帮助她们为生活做好准备，也就是女人持家的本领。”[3]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男性贵族教育

男孩受到的教育当然与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贵族可以对科学艺术感兴趣，但他们不可能以此为业；贵族可以投资商业吃利息，但不可能自己去做买卖。这些活动都是不符合贵族体面的。符合贵族身份的职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为国效力，在宫廷、外交部门、行政官衙或军队为君主服务。

在中世纪盛期，身体训练对贵族子弟的教育特别重要，主要是骑术和使用兵器。如果父亲不能亲自教导，也请经验丰富的教头来给儿子传授军事技能。奥托三世皇帝（980—1002）接受霍伊科（Hoico）伯爵的教导，亨利六世皇帝（1165—1197）的武艺教师是著名的骑士海因里希·冯·卡尔登（Heinrich von Kalden，1175之前—1214之后）。青年贵族经常到别的宫廷受教育，充当骑士侍从和侍童，长见识，学宫廷礼仪。公爵韦尔夫五世（1073？—1120）“宫中秩序井然，因此两个公国的最尊贵的人都争先恐后把儿子托付给他教育和训练”。[4]

海因里希•冯•卡尔登

在中世纪，除了预定要当神职人员的孩子之外，大多数贵族子弟很少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贵族孩子早期的教育大多在家中完成，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往往是神职人员，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所以贵族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在家受教育（homeschooling）的学生，一般不会去上公立学校，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是这样。贵族女孩在家受教育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为了省钱，往往出现邻近的好几家贵族聘用和分享同一个家庭教师的现象。1699年舍恩博恩（Schönborn）伯爵家族教育子弟的每日课程安排留存至今，让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贵族孩子是多么辛苦：早晨5点起床，复习预习；9点到10点半听家庭教师讲课，然后才吃早饭；练法语会话；午饭；中午可以玩一会儿鲁特琴；学法语；下午3点开始学法律，然后练击剑、舞蹈、骑术等符合贵族身份的运动。[5]

总的来讲，到15世纪，大部分贵族一般至少通文墨（一般除了母语文字还懂一些拉丁文），会简单的算术。到17和18世纪，贵族还要学习法语、地理、欧洲文学、各国王朝的历史和一些法律知识。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与仆人和农民打交道，以及骑术、打猎等社交技能。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宗教教育也变得更重要。15世纪末之后，南德贵族开始流行到大学学习法律，北德贵族紧随其后。预定要去教会发展的天主教贵族子弟可以去精英的耶稣会中学，然后去德意志之外（一般是意大利或法国）读大学。[6]

贵族少年可以去专为贵族子弟服务的“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为进入宫廷做准备，主要学习骑术、礼节、舞蹈、击剑、音乐等，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教育。骑士学校起源于西欧和南欧，后来发展到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贵族子弟起初也会去法国的骑士学校就读。1594年，德意志的第一家骑士学校在图宾根建立，随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贵族教育机构。约瑟夫二世改革期间，奥地利的所有贵族教育机构都被解散，后来只有两家重开。19世纪，绝大多数骑士学校要么解散，要么改为现代化的文理中学。

除了书本知识和舞蹈击剑等贵族所需的社交技能之外，旅行的历练也很重要。文艺复兴以后，贵族子弟在结束教育之后，如果家庭条件许可，还往往会去“壮游”（德文Kavalierstour或Bildungsreisen，英文Grand Tour）。壮游是贵族子弟的一种传统旅行，后来也扩展到富有的平民阶层。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壮游的主要价值，一方面是接触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是接触欧洲各国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一次壮游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到几年，通常有博学的向导或教师陪伴。

德意志贵族壮游的目的地一般是法国、尼德兰和意大利，而较少去西班牙、英格兰或斯堪的纳维亚。[7]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生长于北方的德意志人似乎特别喜爱阳光明媚并且与古典文化有关联的意大利。德意志贵族子弟一般在十四岁至二十岁去“壮游”。为了交际，也为了省钱，他们常常成群结队，由一名家庭教师陪同和监督。他们会去拜访著名的大学城，比如博洛尼亚；但更重要的是拜访各地的君主宫廷和豪门大族，以汲取上流社会社交的经验，也许能缔结到有价值的友谊或盟约，也许还能邂逅合适的结婚对象。

换句话说，贵族壮游不是为了获取知识，不是为了体察民情，不是为了结识平民阶层的人，而主要是为了和外国的本阶级人士（外国贵族）攀附结交。如果有机会在某位君主的宫廷服务，也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回家之后，壮游的经历也是很好的谈资，说不定足够在社交场合吃一辈子了，还可能因此得到贵妇小姐的青睐。

歌德在意大利

萨克森选帝侯“强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1670—1733）还是世子的时候的“壮游”很典型。

年满十七周岁后，1687年5月19日，他化名“莱斯尼希伯爵”，在家庭教师哈克斯特豪森、医生巴托罗缪博士和另外三人陪同下，开始长途旅行，从莱比锡出发，途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去巴黎，拜访路易十四的宫廷；然后去马德里，得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接见；随后访问葡萄牙、英格兰、荷兰、丹麦、瑞典，然后途经法兰克福、纽伦堡、奥格斯堡、慕尼黑和因斯布鲁克去威尼斯体验狂欢节，从意大利返回，取道维也纳，拜访皇帝的宫廷，最终于1689年4月28日回到德累斯顿。他给父亲定期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

欧洲几个大国的宫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的审美和理念影响极大。旅行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冒险、爱情故事和决斗。[8]

新时代的文理中学、大学和军校

不过随着现代国家的萌芽与发展，公务员、军人、外交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了，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1866年，巴伐利亚政府开始强制要求军官必须有中学毕业文凭。普鲁士没过多久也提出了硬性的学历要求。[9]

贵族在家里受的传统教育和“壮游”的经验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求。骑士学校也不足以为培养孩子成为合格的现代公务员、外交官或军人。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骑士学校逐渐关门。有的骑士学校也吸收了新形势下需要的课程（自然科学、现代语言等），比如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地区天主教贵族常去的贝德堡骑士学校（Ritterakademie Bedburg，1842—1922），但渐渐这些学校也跟不上时代了。

贝德堡骑士学校，1854年

贝德堡骑士学校今景

德意志的“教育市民”（Bildungsbürger）阶层在19世纪凭借优异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文化，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成为贵族的有力竞争者。现代化的文理中学（Gymnasium）教育是“教育市民”阶层兴起的重要因素。

1806年—1815年，在拿破仑的威胁和压力之下，普鲁士中兴名臣施泰因和哈登贝格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主要由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负责。他的努力包括建立现代的文理中学。这些中学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数学、自然科学等。按照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应当像启蒙时代那样讲求目的和实用，宗旨不单纯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而是全面培养人的精神与品格。

英国教育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普鲁士文理中学赞扬道：“普鲁士人对它们很满意，也为之骄傲。他们有理由满意和骄傲，因为文理中学筹划得非常聪明，能满足他们非常聪明的要求”。[10]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说德意志文理中学比同时期英国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公学更为开明，前者的使命是培养聪明而有文化的官员。

所以德意志文理中学不像英国公学那些喜欢给学生填鸭式硬灌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而是利用德意志学者在古典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让孩子对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哲学与社会产生兴趣，这样的话“费希特，甚至洪堡，计划培养出的人才即便不是哲学家王，也是哲学家官僚，可以成为治理普鲁士的栋梁之才”。另外，德意志文理中学的有组织体育运动比英国公学少得多，后者似乎过于重视体育了。[11]

伟大的教育家威廉•冯•洪堡

有的贵族刻意与资产阶级气味浓厚的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体制拉开距离，但也有不少贵族开始和平民孩子一起上文理中学。不过19世纪的文理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家境富裕或至少小康的资产阶级家庭，贵族属于少数。一位英国访客钦佩地说：“德意志贵族子弟和商业阶层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课，并不为此羞耻”。[12]

大多数贵族子弟会读私立的寄宿中学。以奥地利为例，最受贵族欢迎的寄宿中学有维也纳的特蕾西亚学校（Theresianum）、位于费尔德基希的晨星（Stella Matutina）耶稣会中学、卡尔克斯堡耶稣会中学（Kollegium Kalksburg）等。贵族男孩一般十岁进入这样的寄宿中学，每年只能回家休假两三次。

这几家学校以纪律严格著称，尤其是在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特别强调朴素、克己和服从。孩子们往往很早起来，饿着肚子做晨礼，学习时间很长，自由活动很少。奥匈帝国末代皇后济塔的哥哥、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爵萨维尔二战期间被纳粹投入达豪集中营，他后来说，自己幼年在晨星耶稣会中学的生活为他后来的集中营牢狱之灾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在中学就学会了忍饥挨饿和吃尽各种苦头。

这种严峻的寄宿学校生活可以被理解为磨练品格、培养忍耐和自制力的方式。而共同经历过这种考验的同学往往成为挚友。[13]

文理中学为上大学做准备。因为家境优越，很多贵族子弟可以在欧洲各个著名大学游学听课，而且他们往往更享受大学生的自由生活，所以很多贵族大学生并不会完成学业、拿到文凭。他们也不在乎。这种情况到19世纪后半叶才改变。[14]

读大学的贵族子弟常选择的专业是法学，因为这样能为当法官和行政长官做准备。19世纪，即便贵族子弟将来要继承家里的庄园、从事农业，也很少学农学、林学等专业。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贵族子弟才比较多地选择农学、林学等实用性强的学科。有的大学受到贵族的偏好，因为贵族在这些大学里比较容易拿到文凭，比如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和耶拿大学。

哥廷根大学“成了全德贵族阶级所赏识的学校，贵族青年都到那里去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同时也在那里学习礼貌和风度”。[15]（大部分）贵族上大学不是为了成为专业学者，而是为了拿到文凭，以便将来当官。[16]对很多贵族，比如年轻的俾斯麦来讲，大学生活就是饮酒作乐、打打闹闹，是愉快的时光，而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奥匈帝国的皇太子鲁道夫（弗朗茨·约瑟夫之子）曾批评，贵族大学生因为惯于舒适和享乐，学习成绩一般不如市民阶层的大学生。[17]

在大学里，贵族的主要社交生活是参加形形色色的大学生社团（Studentenverbindung）。德意志的大学生社团很有特色，往往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尽管有些传统在现代显得怪异），有自己独特色彩和设计的服装、帽子、缎带等（合称Couleur）和规章制度。

Corps是大学生社团的一种，比较精英主义，超越种族、民族、宗教和党派的限制。形形色色的Corps很多，参加Corps的往往是富裕而懒散的大学生，包括贵族，不过即便到1900年，贵族在德国大学生中也占少数。

“19和20世纪之交，Corps中贵族的比例下降到了8%。”Corps的新成员要经受一系列考验，参加许多仪式，才被大家接受。Corps的仪式感非常强，有句名言是“喝酒作乐这种不严肃的事情，需要严肃的仪式来管理”。击剑决斗（Mensur）是Corps常见的元素，大家必须表现出勇气、冷静和始终愿意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接受挑战。大学毕业之后有职业和收入的旧成员（Altherr，字面意思是“老先生”）出于对自己青春年少时的自由/放荡生活、伙伴情谊的怀旧，往往愿意慷慨解囊，资助学弟们。而Corps的关系也构成人脉网，对大学生的未来生涯有很多帮助。[18]

1858年的一个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击剑决斗，1890年

身穿Couleur并佩剑的大学生

既然从军是贵族的主要职业选择之一，那么许多贵族子弟在军校（Kadettenanstalt）受教育就不足为奇了。普鲁士的第一所军校开办于1645年，萨克森的第一家军校创立于1692年，巴伐利亚的军校始建于1756年。

这些早期的军校都只收贵族，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面对局势压力才开始招收资产阶级子弟。迟至1910—1914年，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著名军校培养的约1200名军官学员中仍有386人是贵族。[19]

1717年，柏林，站岗的军校学员

19世纪的德意志军校招收十岁及以上儿童，学员要待六到八年，毕业之后获得军职。19世纪40年代起，德意志军校的课程其实和普通文理中学类似，但更强调数学和现代课程，而不是古典学。军校生活严酷而艰苦，是“极权主义”的机构。

学员5点半起床，晚上10点睡觉，一天中的每一分钟都处于管制之下。他们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绝对服从上级、坚定不移地完成任务。只有到了高年级，学员才学习军事，但对低年级学员来说，军队的气氛同样弥漫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军校培养的主要是钢铁意志、坚忍不拔和其他军事美德，对学术成绩不太看重，对道德情操和审美更是不以为然。不过军校的使命主要是培养一线作战军官，所以很适合。[20]

很多贵族世家世代从军，常常也是很多代人都受过同一家军校的教育。年轻的学员在军校食堂用餐时，说不定就坐在自己的父辈或祖先的同一个位置，用的是同一套餐具。[21]这是贵族军事传统延续性的突出体现。

1900年，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军官学员

贵族女性的教育

如果说贵族男性的教育很少鼓励他们追求知识和文化本身，那么贵族女性的教育就更是如此了。女孩受到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吸引未来的理想夫君，以及成为主持家庭的女主人。

第二帝国时期柏林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和俾斯麦的好友，出身符腾堡贵族的希尔德加德·冯·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Hildegard von Spitzemberg，1843—1914）说，绝大多数德意志贵族女性受到的教育都极差，她们对家庭之外的世界也没什么兴趣。[22]这话也许有谦虚和自贬的成分，因为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自己就是在文化人与政治家当中游刃有余的贵族女才子。

希尔德加德•冯•施比岑贝格男爵夫人

中世纪到现代早期，贵族女孩除了在家受教士或家庭教师的教育之外，到一定年龄后可以去教会女校（Damenstift）。也可能把贵族女孩送到修道院受教育。1223年，乌尔里希·冯·达克斯贝格（Ulrich von Dachsberg）赠送温德斯托尔夫主教区修道院一块土地，条件是让他的女儿在那里“免费吃住，直到她把《圣经·旧约》中的《诗篇》卷全部学会”。

修道院里教师（一般为修女）的知识水平一般不高，所以使用大量德语材料。不知为什么，对中世纪贵族女性教育来说，《诗篇》似乎特别重要，简直是必修课。

修道院长阿尔伯特·冯·施塔德（Albert von Stade，1187之前？—1256至1264）描述著名的贵族女学者、科学家和圣徒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时说，她“像其他贵族青年女子医院，除了《诗篇》卷别的什么都没有学过”。13世纪的艺术家塑造的贵妇形象很多都手拿《诗篇》。[23]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

虽然中世纪大部分德意志贵族女性的文化水平有限，但也出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贵族女性。康拉德二世皇帝的皇后施瓦本的吉泽拉（Gisela von Schwaben，989？—1043）和她的儿媳，亨利三世的皇后普瓦图的艾格尼丝（Agnes von Poitou，1025？—1077）是两位有名的识文断字的女政治家。

图林根方伯路德维希一世（？—1140）的女儿尤迪特（1130？—1174）后来成了波西米亚王后，她“在科学知识和拉丁语方面的造诣很深”。[24]

普瓦图的艾格尼丝

施瓦本的吉泽拉

近代，贵族女孩到寄宿学校（Mädchenpensionat）受教育成为风尚。最有名的一家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要数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Magdalenenstift in Altenburg），它始建于1665年，原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为自己妻子玛格达莱娜准备的住所，以便自己死后妻子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建筑没有完工公爵夫人就去世了。1702年，宗教诗人和慈善活动家亨丽埃特·卡塔琳娜·冯·格斯多夫（Henriette Catharina vonGersdorff，1648—1726）男爵小姐请求当时的公爵将这家机构改为慈善机构，供生活无着的贵族女子容身，并为贵族女童提供恰当的新教教育。公爵二话没说答应了。于是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从1705年开始运营，到1970年解散时共经营了两个多世纪（纳粹时期曾被禁止）。

女童七岁入学，可以待到十七岁。教师主要是牧师和在学校工作的贵族女子。

阿尔滕堡的玛格达莱娜教会女校

这些贵族女校的宗旨不是培养女才子，而是培养社交能力和持家技能，课程有英语、法语、女红、绘画、钢琴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意志的很多贵族家庭渐渐陷入贫困，于是贵族女校开始提供实用课程，比如1900年玛丽亚·冯·塔登（Marie von Thadden）在卡塞尔开办的学校教贵族女孩烹饪、洗衣、园艺、养鸡和护理等。

这种课程一般只有一年时间。[25]1907年，德国最大的贵族社团和互助组织，德国贵族协会（DAG）得到慷慨资助，在萨克森的勒比肖（Löbichau）建立一家“女子经济学校”，每年招收三十六名贵族女生，培训烹饪、烘焙、做果酱蜜饯、洗衣、熨衣、收工、园艺、缝纫、养家禽等实用技能。1918年之后，对大量家境败落的贵族女子来说，这些技能越来越成为救命稻草。[26]

贵族反智主义？

    纳粹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1890—1978）献给希特勒的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里有句名言流传至今：“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Wenn ich Kultur höre, entsichere ich meinen Browning!）后来有人错误地把这话归于希特勒、戈林等人，以挖苦他们的粗鄙。在19和20世纪，其实颇有一些德意志贵族对“文化”真的是恨不得掏出手枪。

汉斯•约斯特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资产阶级凭借教育、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各行各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对他们来讲，教育至关重要。很多资产阶级人士从小听着母亲的钢琴音乐长大，自幼学习多种语言，长大之后成为工业、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领导者。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点不夸张。

然而对贵族（尤其是小贵族）来讲，教育却没有同等的崇高地位。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念是鼓励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贵族的教育观念是培养同质化的群体，反对突出的个人主义。贵族阶层日渐受到风吹雨打，面对资产阶级的强力竞争而逐渐衰微。越是走下坡路，贵族就越需要固守自己的思想准则和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拉开距离，并维持优越感。[27]

    贵族，尤其是高级贵族，在资产阶级风格的新型教育体制里其实表现得不错，往往达到很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1908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有46名贵族从事写作，其中不少人还小有名气。[28]拥有博士学位的贵族也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来。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军伞兵军官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Friedrich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e），不仅是男爵，还拥有两个博士学位（法学和政治学）。不过，贵族对教育的态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一般来讲，德国西部和南部贵族对教育更为重视，文化水平也更高。北德，尤其是普鲁士容克，作为不学无术的土老帽成为漫画的嘲讽对象，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部分贵族的没文化，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差，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与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保持距离，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历史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搜集的大量贵族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材料中，贵族对自己少年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回忆往往是：可憎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沉闷无聊的上课时间、对糟糕的考试成绩无所谓；反抗乃至殴打非贵族出身的教师、校长；受到左翼教师教唆的资产阶级同学辱骂和攻击贵族学生。

现代学校教育体制被资产阶级主导，作为学生当中少数派的贵族常感到自己被边缘化、受威胁，他们的排斥教育有反资产阶级的意味。

约阿希姆·冯·温特菲尔特-门肯（Joachim v. Winterfeldt-Menkien，1865—1945）是普鲁士的地主和地方大员，自己也很有文化，但他对走上资产阶级学术道路的亲戚，大学教授保罗·冯·温特菲尔特的描述却相当负面。保罗满脸胡须，高度近视，离群索居在寒酸的公寓里，家里除了成柜的书，几乎什么都没有。温特菲尔特家族的人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官员（也就是普鲁士贵族的传统职业），保罗与家族之间的鸿沟很深，交往很少。这个研究中世纪历史的老学究几乎被亲戚完全抛弃。学术并不是传统的贵族行当，即便是学富五车的老教授也不会得到贵族的尊重。[29]有一位贵族被其他贵族戏称为“书虫”，其实他仅仅读狩猎报纸而已。[30]

那么贵族尊重什么呢？博济斯拉夫·冯·塞尔肖（Bogislavvon Selchow，1877—1943）出身普鲁士军官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军官，魏玛时期上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讲过自己上中学时的一个段子。因为搞体育运动时出事故，他的大脑受到“震荡”，拉丁语考试不及格。于是他写信给首相俾斯麦，引用了一句拉丁文来赞颂他。

俾斯麦在回信里表扬了他的拉丁文。塞尔肖把俾斯麦的信拿给校长看，校长看到俾斯麦已经发了话，只得给他及格。[31]塞尔肖后来成为大学者，但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花招”津津乐道，这可以体现贵族对教育的观念：书本知识比不上头脑灵活和性格坚定，而这些品质，（他们相信）是贵族与生俱来的。俾斯麦曾讥讽地说，资产阶级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三代就开始学艺术史了。[32]威廉二世流亡期间的全权代表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说：“有三位德国伟人，大家只要听他们的话就足够了……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农民、君主和贵族。德国人需要知道的，这三位都已经说得足够多了。”右翼知识分子和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也说：“对正派人来讲，五十本书就足够了。其余的都是‘教育’。”[33]这几句话很能代表部分贵族对文化的轻蔑。

典型的贵族追求的是“无所不包的肤浅知识”[34]，而不是在某一个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也就是说，贵族喜欢的是广度。无论什么话题，艺术、建筑、宗教、文学、博物学、法律等等，贵族都能侃侃而谈，知识面极其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在任何一个领域他们都没有深度。贵族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浅尝辄止的广泛涉猎以及它带来的愉悦。贵族是杂家，不是专家，也不想当专家。在社交场合，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冗长而专业的夸夸其谈，令贵族厌恶。[35]贵族抱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贵族天生的优雅、智慧和鉴赏力，赋予其文化上的权威和创造力。这些品质是天生的，学不来的（甚至会被专门学习破坏），是专属于贵族的。[36]

培养未来“精英”的右翼教育

魏玛共和国时期，很多贵族仍然坚信自己身为传统精英，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与社会领导者。为了在年轻一代贵族当中培养新的“领袖”，贵族作了很多教育方面的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27年在图林根艾森纳赫附近一座贵族庄园建立的 “艾利纳学校”（SchulgemeindeEllena）。它集中体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部分德国贵族的保守和右翼思想模式。

该学校的创建人和校长是个出身资产阶级的怪人，名叫古斯塔夫·胡恩（Gustav Huhn，1901—？）。他得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贵族的支持，包括德国贵族协会领导人瓦尔特·冯·博根（Walter v. Bogen）和“绅士俱乐部”（也是贵族参与的一个重要社团）莱茵兰分支的主席阿尔布莱希特·冯·霍亨索伦公子（Albrecht Prinz von Hohenzollern，1898—1977，后成为纳粹党员）。胡恩向贵族的呼吁是，他们应当承担起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共和国、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斗争。他对贵族极尽谄媚，再加上他的反民主思想与大多数贵族相符，让他赢得了很多贵族在金钱和思想上的支持。

按照他的设想，艾利纳学校应当是超越不同地区和宗教的，面向全体德国贵族，培养新一代领导人。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很常见，他自己的特色在于一种神棍式的说教，颇有神秘主义色彩：“古老的巨龙在拼死搏斗。这时，基督的战士米迦勒跳上白马，他的盾牌熊熊燃烧如烈日。基督万岁！第三帝国万岁！”[37]胡恩既推崇贵族的高贵血统和种族主义，又带有教育市民阶层的贤能政治色彩，主张年轻贵族通过努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艾利纳学校的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国民经济学、艺术史，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宇宙共同体”这种玄乎的形而上学。有意思的是，艾利纳学校还有一个专门培训农民和工匠的课程，招收无业平民青年。这个课程的目的是让未来的领导人，即贵族子弟，与下层有直接的接触，练习自己的领导技能。[38]

艾利纳学校并没有取得胡恩吹嘘的成绩，反而引起了贵族内部的争吵。有不少贵族对胡恩和他的学校发出了质疑和抨击。尤其是巴伐利亚天主教贵族指责“胡恩的愚蠢教导”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不符合贵族传统的保守主义，违反贵族的君主主义思想。[39]巴伐利亚贵族卡尔·奥古斯特·冯·德雷克塞尔伯爵（Karl August Graf v. Drechsel）说，胡恩的课程“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与基督教精神抵触……把旧的反天主教思想、极端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混合在一起……是后果严重的乌托邦幻想，比希特勒还夸张”。卡尔·冯·阿雷廷男爵（Karl Frhr. v. Aretin，1884–1945）[40]甚至说，胡恩思想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胡恩是列宁的传教者。在阿雷廷这样敌视纳粹的天主教贵族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41]最后艾利纳学校于1932年1月因为财政原因而关门。[42]德意志贵族教育的一个荒唐篇章就这样结束了。胡恩不是纳粹党人，但他的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很普遍；支持胡恩的那些贵族，后来很多成为纳粹党人，或是纳粹的同路人。

​[1]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9。

[2]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以及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要求一个家族的部分成员作出牺牲。婚姻方面也存在不平等，也需要有人牺牲。那么，贵族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家族作为一个机构，如何诱使或迫使部分成员作出牺牲？首先，家族网络是靠山，是饭票，要对抗和背弃家族，简直就是自杀。其次，有家法来做硬性规定，让次子放弃财产，把全部财产都给长子，从而维护家族利益的完整性。第三，贵族家族擅长调节成员的情感，唤起他们对家族的忠诚。贵族儿童从小就被灌输，家族的历史多么光辉，为了家族的利益许多祖先作了伟大的贡献和伟大的牺牲等等；也谴责家族历史上的害群之马，描述其可耻下场；并且家里会摆满英雄祖先的画像、雕像、军服、剑等物品，让大家缅怀和纪念他们。见：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6.

[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35.

[4]布姆克，约阿希姆。《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译者: 何珊、刘华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Pp.390-1.

[5] Demel, Walter; Sylvia Schraut. Der deutsche Adel: Lebensformen undGeschichte. Beck, 2014. S. 58-9.

[6] Ibid., S.56-8.

[7]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136.

[8] Groß, Reiner. Die Wettiner. Kohlhammer W., GmbH, 2007. S. 174.

[9] Ibid., S.79.

[10]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173.

[11] Ibid., Pp.169-70.

[12] Ibid.,P.169.

[13]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49-50.

[14] Ibid. , S. 48.

[15]鲍尔生，弗利德里希.《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P.82.

[16] Winter, Ingelore M. Der Adel: Ein deutsches Gruppenporträt. Mit 57Abbildungen. Fritz Molden, 1981. S.188.

[17] Walterskirchen, Gudula. Adel in Österreich heute. Der verborgeneStand. Haymon Verlag, 2010. S. 48.

[18]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170-71.

[19]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130.

[20]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p.171-2.

[2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51.

[22] Lieven, Dominic. The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137.

[23]布姆克，约阿希姆。《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译者: 何珊、刘华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Pp.423-4.

[24] Ibid., P.425.

[25] Conze, Eckart. Kleines Lexikon des Adels Titel, Throne, Traditionen.C.H. Beck, 2012. S. 81.

[26]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267.

[27]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73.

[28] Ibid., S.75.

[29] Ibid., S.76.

[30] Ibid., S.77.

[31] Ibid.

[32] Ibid., S.109.

[33] Ibid., S.84.

[34] Urbach, Karina. Go-Betweensfor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4.

[35] Ibid., P.120.

[36]德瓦尔德，乔纳森。欧洲贵族：1400-1800。译者: 姜德福。商务印书馆，2008年。P.172。

[37]“第三帝国”的说法自古就有，当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思。1923年，保守派和反对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在作品《第三帝国》中说，第一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帝国，第三帝国是未来的帝国。后来纳粹偶尔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但这不是纳粹的正式理论。希特勒在1933年9月1日说，他领导的国家是第三帝国，将持续千年。但1939年6月，他又禁止使用“第三帝国”的说法。二战之后，把纳粹德国称为“第三帝国”的说法才流行起来。

[38]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398-401.

[39] Ibid., S.405

[40]他的弟弟埃尔维因·冯·阿雷廷男爵是著名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和反纳粹人士。卡尔自己也敌视纳粹。

[41] Malinowski, Stephan. 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Oldenbourg Akademieverlag, S.407-8.

[42] Ibid., S.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