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长征中的大炮山之战考略_风闻

【**修订版按：**本文于两年前撰写完成后，笔者又根据台湾“国史馆”馆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的几份有关此役的电文，对红军攻占大炮山，以及后来失守又恢复的时间又进一步作了确认。这个长期被尘封的战事之基本全貌，终于得以呈现于世。】

1935年秋冬之际，退出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中参加了南下作战，在丹巴的大炮山地区担任西线进攻和箝制康定之敌的任务。关于红五军在大炮山地区的作战，目前的史籍中都罕有明确和清哳的记载。

我们在考察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时，参照并依据敌我双方现有的史料文献并辅以实地踏勘，力图复原出这次战斗的基本情况。在工作中，得到了大炮山地区的雍忠佐钦岭寺丹贝降参活佛的大力支持，贝丹活佛长期致力于红军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对这场战斗也作过大量的调研，整理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史证史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图1：大炮山垭口地理位置

一、大炮山的地理位置及重要地位

大炮山：藏语名为“打破拉”，意即公马山或骏马山，位于康定、道孚、丹巴三县交界处，垭口实测海拔高度4517米。据《丹巴县志》载，这条“丹巴至康定驮道，是清代形成的主要交通线”，“由城门堡出，南过老四河桥溯东谷河而上，经康达桥（坎断桥）、弓插（公岔）、井备桥、东谷60里宿，由东谷街、五里桥、小岩、大岩、铜炉房60里宿，再行30里至牦牛街宿，由牦牛、小奎容、大奎容、台站（大炮山麓）翻越大炮山（与康定交界处）经新店子、至中谷、王母、三道桥、二道桥抵康定城，全程450余里，县境230里。1959年八（美）丹（巴）公路通车后，始废此路。”[1]

也就是说，大炮山是丹巴与康定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既是贸易通道，也是交通要道。

据当地群众回忆，当年这条道商旅和骡队往来频繁，台站还设有驿站和客栈。

图2：红四方面军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要图（193510月24日～11月下旬）

二、红军是何时攻占大炮山的？是哪支部队攻占的？

大举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后，红军总部于1935年10月20日下达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已占领丹巴的红四军被编入倪志亮指挥的右纵队，任务是从丹巴经金汤南下，迂回攻击天全。而夺取和巩固大炮山阵地被赋于右支队的红五军：“右支队由五军全部任之，仍以该军军长政委任支队司令员及政委。该支队应于即日到达丹巴，其任务为巩固丹巴，尽可能占大婆山（笔者注：即大炮山）及其以南通康定路上一带地区，并向康定之敌威胁。”[2]

从目前的敌我双方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断红军占领大炮山垭口的大致时间及部队番号：㈠陈昌浩1935年12月28日在《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中曾经表扬过“红三十五团”的大炮山战斗：“李抱冰（蒋之第五十三师）一营人守天险大炮山碉堡群，被我三十五团一口气打开，直追数十里”[3]（很可能是红四军三十五团攻占大炮山即移交防务于随后赶来的红五军）。㈡1935年11月7日，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建议：“五军及卅五团、卅一团最好集中打大炮山，迫永清，或一部沿河向泸定进，才有力量。”[4]㈢时任康定第八区团总的李海庭当年10月～12月的报告，丹巴及丹巴—康定交通线原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部的余松琳旅一部，绥崇丹懋战役期间，余部一部分退向道孚，一部分经鱼通、岚安退向泸定。[5]㈣据《康藏前锋》杂志1935年第3卷第3期《川康军占领大炮山及炮站一带》的报道，此间驻康定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蕴珩部第三一三团黄士英部曾于当年10月底在这个地区与红军发生过战斗——当然报道的是国民党军胜利的信息。[6]

鉴此，红军攻占大炮山垭口的时间大致可判定在1936年10月下旬。

时任国民政府“西康宣慰使”的诺那活佛1935年10月22日曾有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可为参照：

万急，蒋委员长钧鉴：

哿马电（3月20日、21日电）计达，康密令抵乱古寺，确悠（？）道、炉、甘境，**念（廿）四军一兵不留，余（松琳）旅全退毛牛，匪已占大炮山，距此仅数十里，**明日能否北行临时决定。

职诺那叩

养戌印。[7]

诺那活佛致蒋介石电影印件

这个时间与陈昌浩政委在战后总结中对红三十五团表扬相互印证，可以间接佐证攻占大炮山的红军部队应属红四军三十五团。

11月下旬，时任康定第八区团总的李海庭报称：“昨据探报：毛牛[8]之匪约千余人，前日已到新店子了，毛牛尚有四五百人”[9]——新店子位于大炮山以南的康定——丹巴的驿道上。

据谢良《铁流后卫》称，红三十七团是在大炮山地区过的十月革命节（11月7日）。[10] 

这个时期，先后参加夺取和驻守大炮山的红军部队番号为红四军三十五团和红五军三十七团——红四军部队在攻占大炮山后，任务即被随后赶来的红五军接替。据查，张德发、胡奇才时任红三十五团团长、政治委员；吴克华（当时叫吴克家）、谢良时任红三十七团团长、政治委员。

同时期，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电令红五军与红三十三军合编。[11]合编工作于1936年1月10日完成。原红五军部队编为十三师，下辖三十七、三十九团；原红三十三军部队编为十五师，下辖四十三、四十五团。[12]

来自当年国民党军方面的信息或可资佐证。

薜岳《剿匪纪实·西康堵剿》提到了大炮山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

大炮山与瓦斯沟之捷

二十四年秋，余率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开至川北江油一带防布截剿，尔时自康定鼠窜松潘之匪，骤感威胁，决计分道溃窜，其右倾路线，由毛泽东率领残部，向陕甘突出，其左倾路线，由朱德、徐向前领七八万人南窜，连陷懋功、巴丹（应为丹巴）、金汤、天芦、荣经，企图与自黔窜川之肖克贺龙两匪部合股，至是余奉命由川东驰援荣经，（详川西截剿之役）并饬驻康定李司令官韫珩严密堵截。

是年冬，回窜西康之匪，先头部队抵丹巴南之太站，与我便衣队接触。十月杪（底），我黄团前进部队，在大炮山（高约4500余米 ，为丹巴康定之天然界限，暑天积雪崩解时滚坠而下，声如轰炮故名）与匪迭次争夺，峰崖斩绝，风雪凄紧，我军忠勇奋发，不避艰险，屡挫凶锋，毙匪甚众，分向台站、奎拥、毛牛（耗牛）等地散窜，我黄团派队向台站推动。

十一月初，匪约一团，犯我泸定北方九叉树、五里沟一带阵地，经我叶团击溃，其一部突扰瓦斯沟，其地距康定城约六十里，全为深峡，水流悍急，我军突起围剿，匪进无所依，退无所据，伤亡惨重，纷纷北窜，一部向天全移动，天全泸定间交通被阻，伪第三十二军复由懋功趋天全，川西吃紧，而康境稍宁。十二月，委座以李司令官韫珩守备康泸有功，赏洋一万元。

二十五年春，我第十六军收复台站、奎拥、毛牛等地，向丹巴前进，与伪第三十一军接触，击溃之，残匪又折回川境，向松潘一带溃窜。[13]

图3：国民党军绘制的大炮山之役略图

薜岳这篇文字在言及1935年“十月杪”以降的战斗时，形容词用得很多很滥，但真金白银的内容却是少而模糊，可见至少在这段日子里他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夸耀的“硬货”。但薛的这段话的最后一段，却是真实的信息：红军的大炮山阵地的确是在他说的这段时间失守的——准确时间是1936年1月11日。

三、大炮山阵地失守及恢复

关于这次战斗，红五军首长有过一份战后总结可资佐证。

敌五十三师李抱冰部之三一三团（团长黄仁英），为李敌之主力，每营四连，内有机枪一连（四挺），全团共步枪约九百枝。该敌于一月十一日拂晓前，向我大炮山阵地进攻。其动作是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以两营由大炮山两侧夹攻我大炮山之警戒连，并逐次击退我前哨营。敌另以一营迂回台站，截断我前哨营归路，使我前哨营与毛牛之第二梯队营隔断，不能取联系，以便各个击破我们。

……

大炮山第二营已来报告，敌约两团拂晓攻大炮山，与我守大炮山之第六连战一小时，一部截断台站归路，第六连反冲锋未成（现已归队）由副营长率领向太宁方向退去。第四、五连由台站增援大炮山，半途遇敌，被敌包围，冲锋数次始突围，现已翻雪山到奎荣、毛牛间之二道桥集结。[14]

尔后，国民党军逐渐推进至奎拥、大牦牛、铜炉房一线，大炮山完全失守。[15]

据《丹巴县志》记载：

攻围顶锅山和五里桥伏击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十一日驻防康区的国民党五十三师三一三团（团长黄仁英），率部突然向驻守大炮山一线红五军团的吴克华、谢良部发起进攻。十二日攻占牦牛村，十三日又占小牦牛村。红军被迫退守铜炉房。时，军团长董振堂率二十三团[16]的两个营，四十三团的两个连，火速抵达铜炉房。十四夜，红军一个连突袭小牦牛成功。黄仁英退守顶锅山，与红军对峙。十八日红军以两个连兵力向顶锅山发起猛攻。由于黄团占据有利地形，虽攻两天，仍无进展。二十一日，黄团以两个营兵力迂回到顶锅山制高点，企图寻机突围，并下令：“退者枪决，攻上去者每人赏两块大洋”。红军组织三个连兵力与黄团激战数小时后，黄团兵力遭到杀伤，战斗力大减。红军乘势增援猛攻，黄团渐渐不支。二十三日，李韫珩（李抱冰）增派刘团[17]抵达牦牛。红军佯从铜炉房败退，诱刘团尾随，红军退至五里桥，即以一部于泥冲沟设伏，一部仍佯装败退。待刘团进入伏击圈时，隐避在泥冲沟的红军突然杀出，截断敌军退路，诱敌的红军则返身阻击，形成两面夹击，刘团招架不住，死伤300余人，被生俘100余人。黄、刘被迫放弃牦牛、大炮山，向康定境内逃窜。红军再次收复牦牛村，并恢复大炮山一带防线，直至七月北上离丹。[18]

红军在牦牛及大炮山一线战斗期间，得到了雍忠佐钦岭寺的拥忠降参活佛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北上时曾留下诸多物品（据称有万余件），改革开放寺院恢复后，现任寺院主持的丹贝降参活佛花费了近百万收购了近三千件文物，还在寺院建有“格勒得沙革命烈士纪念塔”和红军文物陈列馆。

《丹巴县志》对红五军恢复大炮山一线阵地的具体时间没有言明，但根据红军方面留存的几份电报可以确认：五里桥战斗后，敌我双方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对峙和反复拉锯。

这个情况，红军方面以下几份电报可资佐证：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消灭进攻丹巴敌人的部署致董振堂等电

（1936年2月21日）

董、黄、罗并转刘、陈、李：

甲、李抱冰集中三个团进攻丹巴，并坚工固守，其欧阳团尚在天全西之大岗山，亦准备抽回康定集中。

乙、第五军配合三十军一部应准备在毛牛、东谷布置侧面阵地，极端秘密隐蔽自己目标，诱敌深入后，从敌背后攻击而消灭之。

丙、对当面敌人应不断侦察和严密警戒。

张、徐、陈[19]

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取道孚和坚守铜炉房阵地致董振堂等电

（1936年2月23日）

董、黄、罗并转刘、陈、李：

甲、敌情无新得。

乙、我军因粮道及完成战略计划，应先取道孚，然后再转取太宁，截毛牛后路，开展新方向的发展。

丙、二十五师及九十三师、四军二十四日可达懋功、达维、新寨子之线。

丁、三十军任务，速出道孚，在丹东、道孚一带大筹粮。

戊、五军目前任务，坚决巩固铜炉房阵地。

陈、徐[20]

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三十二军继续向康定佯动致罗炳辉等电

（1936年3月1日）

炳干[21]：

（甲）饶国华约一个旅在宝兴，一个旅在宝兴通盐进坪一线，因粮路困难，只是小部伸进。羊村方向敌约一营有配合反动犯龙洞可能。中岗、龙洞有我两个营兵力，现尚无报告。

（乙）三十团派一营昨上懋功出发，今可到两河口。明天送信去中岗联络，告该方部队尽力阻止敌人。

（丙）**李抱冰约两团在毛牛一带，两团在康定大炮山线，**两团约在泸定、瓦斯沟，有可能派一部来侦察进犯我们。但敌异常恐慌，估计我们主力到金汤将取康定。

（丁）我主力一部今可抵道孚，再向康定方向进，三十一军及五军一部在毛牛后面到丹巴线。三十四团今天由此开汉牛。

（戊）你们仍以佯取康定的姿势向敌威胁，尽力集结小部猛力活动，牵制敌人。并随时准备打敌之先头部队，不要暴露企图。牛羊多送两河口。

昌、向[22]

​ 

由此可证，迄至1936年3月1日，敌军仍未放弃大炮山-牦牛一线阵地。红五军相继恢复这一线阵地的时间，应该是1936年3月上～中旬。据丹贝活佛收集的当地群众的口碑资料，牦牛一线阵地恢复后，徐向前、李卓然等都来过顶果山参加了红五军的祝捷会，但此说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证实或证伪。

国民党军方面的史料对放弃大炮山一线阵地的缘由是这样解释的：

康定第一区新店子方面，三月中中央军派兵两团收复丹巴，已进至大毛牛。因匪在天全、芦山失败，全部退丹巴，兼之时值春雪封山，路断难行，粮运万分困难，乃放弃毛牛，退守新店子（距康定两站）。现**为某某军之刘团驻扎于新店子至三道桥（距康定三十里），节节设防。匪方屡有游击队来犯，**均被击退，时有斩获，并时有携械投诚我方者。[23]

这个解释也是言之成理的：如果控制不了大、小牦牛一线的村庄以为粮源，大炮山一线古驿道就非常难以维护：大炮山南麓坡陡崖高，从康定为守军馈粮的难度和代价是相当相当大的——“粮运万分困难”绝非虚言。

国民党军撤出大牦牛及大炮山一线阵地的具体时间，顾祝同、贺国光1936年3月19日有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可资参照：

巴县特急，南京委员长蒋：

甲、**川康边区我李韫珩毛牛部队单独突出甚虑，****筱日（3月17日）已转移至大炮山、海子山一带，匪即跟随进军，**尚无战报。

乙、川南方面，杨森部夏炯师以杨旅仍防？牛街，其余部队在筠连、牛街之万坝布防；杨汉域师以高旅仍布防盐津，其余部队在盐津东之孔苋场布防，并相机策应夏师、杨汉域师移筠连为总预备队。总部已到宜宾。

丙、滇黔边区威宁北天生桥之匪巧日向拖拉衣西北窜，并召匪千余窜入得胜坡附近之七里坡。

顾祝同、贺国光

皓酉行景奇印。[24]

顾祝同、贺国光致蒋介石电影印件

从该电可推断，红军收复大炮山一线阵地，是在1936年3月17日或之后数日内。

图4：大炮山之役态势略图

注释

[1]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巴县志》第287页，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2]《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935年10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1935年12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96～第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不同意马上进军西康复张国焘电（1935年11月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2～第8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12～第32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6]《川康军已占领大炮山及炮站一带》，《康藏前锋》1935年第3卷第3期。

[7][台]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90300-00030-080。另，当时诺那活佛正在今道孚境内惠远寺（当时称泰宁）附近。

[8]毛牛，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东谷乡牦牛村。

[9]《第八区团总呈红军在鱼通、毛牛活动并在葛坝建立苏维埃政权报告（1935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2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0]谢良《铁流后卫》第14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2月第1版。

[11]《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关于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事项致罗南辉、董振堂、杨克敏电（1935年11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董振堂、黄超等关于五军与三十三军合编情况的报告（1936年1月11日于丹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薛岳《剿匪纪实·西康追堵》第16～第1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14]《董振堂、黄超等关于大炮山及毛牛、丁鼓山的战斗详报（1936年1月27日于丹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3～第3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陈昌浩、徐向前令五军坚守丹巴致黄超、董振堂电（1936年1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陈昌浩、徐向前为巩固现有阵地防敌抄袭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陈昌浩、徐向前为增强丹巴兵力致周纯全电（1936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这个番号存疑，似应为二七三团——该团后来与三十九团互换番号。

[17]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三一四团刘宝五部。

[18]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巴县志》第517页，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19]《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消灭进攻丹巴敌人的部署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2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9～第3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取道孚和坚守铜炉房阵地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炳干，即罗炳辉、李干辉，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政治委员。

[22]《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三十二军继续向康定佯动致罗炳辉等电（1936年3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川边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85～第38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24][台]国史馆蒋中正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90300-00127-186。该电乙、丙两项，是针对正转战于滇黔边区的红二、六军团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