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孔子想做隐士，反隐逸的屈原将隐逸推向极美_风闻

导语：

儒家的孔子想做隐士，反隐逸的屈原将隐逸推向极美。

孔子、屈原、庄子、陶渊明谁最美？他们家家有本隐逸的经。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诗。

它看起来是隐逸者的诗句，在追求某种生命救赎或超越，但实际提倡的，却是一种游戏的人生态度。

人生虚无，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醉里不知身是客，这当然也是隐逸的内容之一，但真正的隐士，追求的却是一种别样的人生之美，体现为一种远离尘浊的价值美学，这一种，显然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最爱。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的中国，仕与隐，向来是中国文人的两极，他们双方数千年来以言论与行动，所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当然也体现为儒与隐、儒家与道家的对立，我们自然都不能不深受其影响。

这原因或者也可以说，积极人生与浊世逃离，于我们通常是一体两面，我们从来都想左右互搏，达成某种圆满。

所以，大略分析一下隐逸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现形式，这很有意思，也可能大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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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即便一路碰壁，沦为丧家犬，也不肯放下干预世界，改变世界，创立世界的理想，这我们都知道的。照理，他这样的人，最该是隐逸思想的敌人，道家的对立者，然而，谁曾想？孔子本人，是根本不反对隐逸的。

他甚至还一度也想去做一个隐士。

隐逸思想的发端，很多人会认为是道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概括人生诸相的《易经》六十四卦，早就有人生顺逆无常，应有进有退之说。

不动如山，退藏于密，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行则济世救人，止则独善其身，高尚其志；人只要“时中”，就进退、仕隐并无高下之分——这正是它的指导思想之一。

天下有山，山中有山，山上有山，山下有山，它甚至还指出了隐逸的大好去处，山林。

为什么是山林？因为隐就要隐的彻底，与世隔绝，脱离功利社会，实现真正的超越与自然。山林，正是野人所处，最原始本真，最区别于人造的去处。

真正说起来，《易经》所谓的“时”，儒家所谓的“中”，其实都是相对的哲学概念，为一种东西，所以孔子对隐逸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邦有道，谷”，“邦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岂非又“时”又“中”？

遯即遁，通避，孔子那句“君子好遯”，这当然就是认同避世，要去隐居、遁迹的意思。

然而，孔子的行为到底跟隐逸冲突，他不但从来没有去隐逸，还让世人看到了周游列国的丧家而不屈。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何？

没别的，这只因孔子与隐士的冲突，不在思想，而在行动，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世界没救的时候，他无法，也不忍放弃、逃避。

想，未必一定去做，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

这世上总得有人以身饲虎，甘做悲剧角色。

孔子是伟大的，他伟大就伟大在既有执着，也有变化，既能在不需有大悲壮之行的时候，将他的光辉思想和高卓行为持衡，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去做牺牲者。

他那著名的“中庸”哲学，当然也是相对论。

从这一点来说，只怕孟子绝不及他。

儒家是社会性的，孔子是社会规范、礼仪的继承者、创造者、制定者、倡导者、施行者，他有执着，但不拘泥。比如说，他那么礼仪，却在《论语》中有一个“居不容”。

所谓的“居不容”，这就是一般居家生活不必过于讲究礼容的意思，所以孔子当时的日常礼仪、家居礼仪，就并不那么严格，我们今天所看到，并古人曾所遵循的那些繁复的居家规范，就大都是那些后儒门信徒搞出来的。

家居的时候也要那样严谨严格，一丝不苟，这岂不是不让人活？但这在孟子是绝对可以的。他就是于炎热的夏季，见老婆在内室衣冠不整，也要大怒、休妻。

所以如果不是世道如此，不得已，孔子又个性尤其积极，救世观念尤其强烈的话，他从理论上讲，有某种情况下的退隐是绝对没有思想阻碍的，而孟子几乎不可能。他们这至圣与亚圣之间，所差的可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字意，孟子即便也有某种思想倾向，他也欠缺孔子那种圆融与通达。

说到隐逸，最耐人寻味的其实不是儒家的孔子，而是屈原。孔子是思想上不反对隐逸，而屈原则是从思想到行为全面反对，然而他却又曾将隐逸之美描画到极致，大大开拓了隐士的生存空间。

甚至仕隐之间更加尖锐的对立，都是他开启的。

孔子的隐逸思想来自“时中”的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肯定，一种理智，或者说是明智的选择，可是他最终却并没有隐逸。

骚人不知“时”，《楚辞》中的隐逸，早已不再是“贞吉”，可屈原作为隐逸价值的绝对否定者，却偏偏不但做了隐士，还不断夸饰。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屈原的退隐是不得已的，他自己心中并无这样的体认，他作为楚国宗室，王孙贵族，也绝不甘于就此没落，放弃家国责任。

所以被隐士的他，就只有不知时，“哀时命”，大放悲歌了。

屈原身上所体现的，自然是另一种精神价值，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的高华、不屈，所以他诗歌中的那些隐逸生活象征，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寻求心灵解脱与精神转移的意味。

他尽管不喜欢隐士的生活，却转向了对自然之美的向往和礼赞，用这个来实现他对现实的抗争，对浊世的批判。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循江夏以娱优……”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屈原是要筑室水中，与花草为伴，佩花草，吃花草，披霞饮露的，隐士隐居之地，由《易经》的山，到屈原的水，空间骤然扩展，更加自然，更加超凡脱俗，更加高洁优雅，犹如仙境，这是不是极美？

屈原恰恰也引以为傲，曾说他之美，是内美，而其他人则都只能算美人，这真是羡煞愧煞人也。后世的隐士，无疑从屈原这里获得了无数想象，无数养分，他们更高的美学追求，正由此而来，然而，这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想过那里面有多少悲哀，多少无奈？

他这样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不陷于山水与京华，优游与世俗的矛盾的，当时身处京华的人在指责隐者放弃了责任，而隐者则在讥笑京华派鄙俗，屈原恰是最坚定的京华派。当时的屈原，其实一直在这种去雕饰纯自然的虚幻中，挣扎泣血，恨不能死。

他最终的投江，无疑一面加剧了世间仕与隐的对立，一面也形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反讽。

假隐士屈原的人生遭遇、精神世界，令人不忍细说，看来世间最洒脱的隐逸派只能是庄子了。他可是能超越生命、世俗，甚至空间，只做逍遥游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是何等的超脱与大气，庄子果然是鹏之大，其翼不知几千里也。

孔子的隐逸思想接续《易经》，屈原有隐士的形态而无实质，前者虽有无奈，但更多体现为某种价值主动，后者虽有某种精神主动，但更多表现为无奈，而庄子与他们，都截然不同。

庄子的隐逸思想来自他对于宇宙、人间的思索，其基础是在反世俗，反礼仪，反人文，认为一切都是人为造作，都该抛弃。所以他的空间与逍遥，就在天上，在江河湖海，远离人间，成了“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庄子世界里，权力与世俗的对立，狂人与野人的形成，及道家意境的开启，都来自于此，但是有趣的是，身为道家祖师的庄子，与后世道家却又不同。

他虽然极力宣扬生命虚幻，并常说神仙，但自己并不求仙。仙在他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放飞，如同寓言的载体。

生老病死在他只是自然之事，他认为应该把它们看得如黑天白夜一样自然、简单。生命虽然易逝，人生虽然苦短，但他却并不是要让你去追求长生。而是，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更加去除营造、伪饰，从特殊的意义上去追求生命超越、洒脱。

所以后世道家、隐士的求仙之类，所陷入的荒诞困境，所遭受的儒家此类讥评：你都追求虚无了，还要长生不老作甚？庄子绝不会有。

只是这种事，人家道家、隐士们却又有话说：在我们看来，活着本身就是价值，生，就是意义。因此大家到最后，就只好仍旧泾渭分明，各干各的。

老庄玄谈，无疑在魏晋最盛，那时的山水清音、极简生活，及特殊的生命意识、特殊的精神价值之美，无疑为那个时代最夺目的光彩，但是，那显然也是一个放诞、荒诞、萎靡的时代，正好可以予儒家口实。

真正的仙境是没有的，隐，本身就有避人、避地、避世之意，实际上隐士之隐，往往有很多无奈，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人间，离开过土地，一旦真有荒腔走板，就只有走向反面。

故而人生烦扰之世，有逃离世俗，摆脱日常，崇尚自由的向往，甚至有翱翔天空的想象，都很正常，但总想逃避，一味逃避，过于想入非非，就大不应该。

魏晋之事足以形成汹涌的反思浪潮，如此，晋末出现的陶渊明，就来得自然，恰是时候。

陶渊明不贪功名利禄，不为世俗所累，既有人生减法、极简生活，却又脚踏泥土，没有失去家庭责任、一般生活趣味。

他虽然有桃花源的乌托邦，但回归的，却是田园和日常。既不必山，也不必水，更不在天上。

他嗅的是菊花之香，只有心远，他的心虽然在流浪，在隐逸，但他的身体，也始终有处安放。

结庐在人境，在世又出世的陶渊明，身上有最伟大的隐逸生活之美，最符合某种极高的生命价值探求，这是另一种极美，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存在，他就因此成了后世最尊崇的典范。

有生活，没潦倒，有所求，有所不求，家园天下都在时中，山水人间自由转换，心灵身体安放自然，一切都那么美不胜收，因此，陶渊明才该是现代生活真正的指引。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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