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_风闻

这算是我第四篇关于“夏”的贴文了， 对夏的找寻，不在文献里，而在考古中。在《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已经将寻找“夏”的困难一一指出，这里就考古方法说一说。做研究的基础是专业。

原帖：http://arch.cssn.cn/kgx/zgkg/201810/t20181029_4765492.shtml

    　提要：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材料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自身推演逻辑。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夏代(考古学体系中的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 的考古材料，探讨一系列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史迹: 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崩溃和突变，整个黄河流域仅额济纳河交流区和黄土高原两处得以延续原先的龙山传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则以此为契机在二里头时代(夏代后期)崛起，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与变革，并奠定了早期中国政治和思想基础。

        古代典籍中的夏代历史是早期中国社会顶层设计理念的重要源头，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键参照物，也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然而，夏代作为三代的肇始王朝，其相关文字记载相对缺乏，即便是在春秋时期，孔子已有夏史“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的感慨；至太史公之时，则以《史记·夏本纪》通篇不过三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夏代四百余年的历程，更多的夏史信息早已湮灭于历史的烟云。而即使是有幸保留于文字记录的夏史内容也多语焉不详，如刘绪先生即洞见文献典籍中的夏积年与夏世系明显不匹配，存在已知夏王平均在位时间过长的现象；李旻先生则指出文献中的夏王名表在少康之前可能有着相当的缺失，自少康以降，夏王世系的记录才开始翔实。另一方面，通过文献流传至今的夏史记录也有着明显的共性。孙庆伟先生将见于文字记载的夏史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茫茫禹迹”“禅让与世袭”“失国与中兴”“孔甲乱夏与桀放南巢”。其中，“禹迹”，尤其是其中大禹成功治水的相关记载，在夏代相关史料中颇为突出，后者不仅是《禹贡》的核心内容，在《史记·夏本纪》中亦占据了过半篇幅。另一方面，典籍所载录的夏史也符合早期中国文献的普遍规律，即记载内容与权力活动紧密相关、以腹心地区统治者的视角为中心、集中于宫廷史、并强调一脉相承，此外的夏代史事则基本绝迹于文献记录。鉴于文字所载夏史的“不完整性”和“片面性”，是否还有可能还原更为全面的夏代历史？是否存在文献以外的、探索夏代史迹的可能呢？

        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材料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正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所言：“考古学即为历史学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考古学就是历史学。”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被赋予了“证经补史”的重任，上世纪初“疑古”思潮中对大禹事迹等夏代相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的质疑，更是促使寻找和印证传世文献所见夏代史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基于物质材料的考古学研究同基于文字记载的文献研究是本质上客观对等的、探索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路径，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自身推演逻辑。即便在完全没有相关出土或传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研究也可以自成体系地提供关于古代历史的多方面信息，甚至可以进一步成为检视文献文本的参照物。而考古学独立于文献之外的研究体系，对于探索文字记录匮乏的夏代历史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用于文献所记夏史的按图索骥，考古材料更能够自成体系地、较为客观全面地呈现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夏代史迹。因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出土材料，以期重现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社会嬗替。

        夏代所对应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之间，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时代的肇始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本文所取二里头时代的年代据二里头遗址附近的灰嘴遗址最新测年结果，因此，本文对夏代史迹的考古学探索集中于二里头时代及其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

一

考古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

（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

        文献所记载的大禹治水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属于考古学年代框架中的“龙山时代”。虽然传世文献对水患之巨、治水之艰着墨颇多，这场大规模自然灾害最终还是被人力所驯服，“告成功于天下”（《史记·夏本纪》）。但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早期中国空前绝后的大范围社会崩溃。这一崩溃事件发生的时间落在文献所载夏代纪年的范围之内，其相关灾难的破坏程度远超文字所载大禹所面对的水患。本文以其为分水岭将文献记载的夏代分为两段：崩溃事件之前为夏代前期，崩溃之后为夏代后期。

        （一）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及其原因

        这一大范围社会崩溃发生于考古学体系中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转折，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其考古材料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两方面：聚落数据和陶器传统。

        1.聚落数据

        基于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虽然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并非全覆盖式系统调查所得，相关数据势必有不够精准的地方；然而，考虑到以上大数据研究样本量之巨以及前后两个时代差异之显著，即使是存在误差的前提下，也可明确指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发生了大范围的聚落总数量和面积的锐减。聚落是人类生活的直接空间载体，而人类生活方式（如建筑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活动方式）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并不曾出现太大变化。有鉴于此，以上两阶段聚落考古数据显示的鸿沟揭示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定居点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社会总人口的锐减，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断裂在空间物化载体的直接反映。

        张弛先生基于各个地理单元聚落材料的分析亦表明龙山时代之后早期中国出现了大范围聚落锐减。鉴于山东域内大部分地区都开展过全覆盖式系统聚落调查，其相关数据可以认为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聚落变化较为精准的反映；因此，此处以山东地区分析为例：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彼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黄河中下游在龙山时代之后大范围崩溃的社会图景中，还有一处区域的衰落程度异常显著，那就是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近年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分别开展了全覆盖式系统调查，对其聚落考古数据的统计亦可较明确地反映大时代的社会变化。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2.陶器传统

        聚落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后的社会断裂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大规模突变相辅相成，共同见证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大崩溃现象。

        陶器是古代社会烹饪、饮食和储藏等生活的直接载体，陶器传统的稳定性同制造陶器的陶工以及陶器使用人群的稳定性紧密相关。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然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刘绪先生早年即基于对东下冯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的观察指出，东下冯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并将记录于东下冯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指出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近年来，伴随着考古材料的进一步丰富，更是证明了“突变式”陶器传统变化模式的存在。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彼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后期之交）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

        这场见证于考古学材料的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社会大崩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比见于文献所载夏代历史，虽然其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大禹所治水患波及范围之广、灾害之巨，但终能以大禹“告成功于天下”收尾，并未对夏代肇始之际的社会造成重创。那么，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崩溃背后的罪魁祸首势必较之于文献记载的夏代肇始前的大洪水更为来势汹汹。另一方面，这场早期中国大崩溃事件即使在全球史的范围也是异常引人注目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严重灾害，受影响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在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而龙山时代结束后，考古材料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衰减程度或可高达八成上下，远超世界史文献中最为黑暗的篇章，并再次表明夏代前后期之际灾害非同寻常的毁灭性。

        结合同时期其他相关考古发现，可初步对灾害原因进行探讨。在太行山东麓和山东地区，基于当时聚落选址的特点以及城址被冲毁的情况，可知这一区域很可能出现了黄河下游大范围改道或水灾等自然灾害。参照历史时期的相关记载，可知大规模水灾或河流改道之后会出现旱灾、蝗灾、土地盐碱化甚至严重的瘟疫。有鉴于此，太行山东麓及山东地区夏代前后期之际的水害可能引发了一系列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甚至疫疠，并最终造成了这一地区的人口锐减及社会突变。此外，晋南地区的考古材料也表明龙山时代之后当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可能还有相当数量的晋南人口因战争等原因被掠夺至其北方的黄土高原。晋南地区在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人口衰落。

        总之，能导致以上在早期中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异常突出的社会崩溃与突变，其幕后推手应该是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灾难的叠加。

        （二）大崩溃图景中的异数及其原因

        虽然夏代前后期之际的严重灾害波及区域颇为广泛，然而最新考古材料亦表明黄河流域有两个区劫后余生，得以将各自原有的龙山时代传统延续至公元前1900年以后，是社会大崩溃和断裂图景中的异数。这两处就是：以现在甘青地区为主的额济纳河交流区，和贺兰山以东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这两处区域的陶器传统虽然在公元前1900年后都可见到部分非本地固有因素，但整体呈现出连续发展的态势，并未见到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突变的现象，如：额济纳河交流区的齐家陶器传统，不仅未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中断，反而或可延续至公元前1400年前后；区域陶器传统跨越公元前1900年节点的传承与延续，同样见于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另一方面，这两处区域的聚落也都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断崖式下降，未见到人口大规模缩减的情况，如：额济纳河沿岸及其附近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冶金聚落，其生产活动不仅未终止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反而蓬勃发展并延续了数百年；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不但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衰落，反而势力一度南下扩张至洛阳盆地，在伊洛河入黄河处举行了高规格的祭祀和宴飨仪式，而石峁超大型中心聚落直至大崩溃事件百年后才因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环境干冷恶化最终难以为继。

        额济纳河交流区及贺兰山以东的高地社会能够成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社会大崩溃现象中的异数，是其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两个区域较之于黄河流域其他区域的生业模式都更为丰富，比如其家养动物中羊和牛等外来驯化家畜所占比例都更高，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蛋白质来源；而额济纳河交流区的农作物在粟类作物之外，还存在较高比例的麦类作物，提高了抗灾害能力。另一方面，额济纳河交流区的经济模式多样化，有着较为发达的、以本区域出产的铜矿、玉料、铜制品和玉器制品等高价值物品对外交换的活动，尤其是其龙山时代从欧亚草原引入的冶金技术极大提高了当地的对外贸易程度；因此，即使在遭遇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额济纳河交流区也可以通过输出当地盛产的贵重原料和手工业制品从其他区域（包括欧亚大草原）换取生活必需品，显著增强了该区域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再者，这两个区域都处在中国第二阶梯，额济纳河交流区更是有一部分进入了第一阶梯；其相对较高的海拔——尤其是较之于位于第三阶梯的山东等地区——极大降低了遭受大规模水灾的风险，并完全规避了黄河下游改道可能带来的重创。总之，这两处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北部边缘和西部边缘的地区能够成为彼时社会崩溃和断裂大图景中延续各自龙山传统的异数，也进一步表明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社会灾难应该主要根源于黄河流域的东部地区。

        综上，考古材料表明，公元前1900年左右（考古学年代体系中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一场大规模的灾害肆虐多地，造成了相当大范围的社会崩溃与突变，整个黄河流域仅有两处区域得以延续原有的龙山时代传统。然而，虽然其背后灾难程度远超被文字记录的、与夏代肇始密切相关的大洪水，这场时间落在文献体系里夏代范围之内的大崩溃事件在文献中却完全不见记载。若非考古材料，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夏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和社会崩溃。

        二 二里头时代（夏代后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的崛起

        如上文所述，龙山时代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减少幅度甚至远超黑死病后的欧洲，而后者是世界史文字记载中最为黑暗的篇章。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衰退及社会创伤对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加速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还促使了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出现。那么，公元前1900年左右远超出黑死病冲击的社会崩溃对于早期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考古材料表明，在这次社会崩溃之后，早期中国进入了二里头时代，在政治结构、经济网络等诸多方面出现了彻底而深刻的社会重组。其中，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转移是这一系列变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的崛起。

        嵩山位于豫西平原中部山地，东西绵延一百余公里。嵩山南北地区主要位于现今河南省的中西部，其北与太行山脉相连，东括郑州地区，西过洛阳盆地，南至颍、汝河流域，是多个自然地理单元的集合体。基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嵩山南北地区在大时代突变的宏观背景下，存在自身独特的轨迹。

        （一）夏代前期的嵩山南北地区

        聚落考古材料和陶器传统表明，在二里头时代之前，嵩山南北地区互相潜在角力关系的政治集团林立，虽然这些政治集团之上存在松散的联盟式关系，但缺乏高度统一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地区在政治实力和经济财富方面或是黄河流域的洼地。

        就聚落考古材料而言，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有着数个互相独立、规模不等的聚落群，这些聚落群的结构表明它们不属于统一的聚落系统。刘莉先生早年即洞见仅在嵩山东南部的范围内就存在八个中心聚落，其中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以古城寨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和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这三者最为显著，其分布呈鼎足之势、彼此之间似有边界，表明各自对应的政治实体互相设防且存在竞争关系。近年来，张海先生基于最新的聚落材料，亦指出嵩山南北地区各自然地理单元广泛分布着不同的聚落群，如伊河上游分别有以马迴营和桥北为中心的两大聚落群，而洛阳盆地中心区则可能存在着三个或者更多的聚落群等。这些聚落群各自自成体系，反映了龙山时代嵩山南北地区不同政治集团林立的社会景观。

        同时，嵩山南北龙山时代的陶器传统也映射出同样的非整合状态。王立新先生早年即指出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不存在统一的陶器传统，德留大辅先生亦观察到彼时嵩山南北地区不同自然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并不一致，共存着多个彼此相异的陶器传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嵩山南北龙山阶段各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不尽相同，即使是核心的炊器类组合也都存在差异；位于不同地区的陶器组合还可见到相异的外来因素，而外来因素的情况取决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和遗址等级；另一方面，各地理单元的陶器组合也存在一定共性，而这种共性同遗址间的自然地理关联情况大体一致。总体来讲，嵩山南北龙山时代陶器传统的相似和差异与自然地理单元基本吻合，彼此间通过交流松散相连，但仍保持了各自的地域特点，未见到跨地理单元的高度统一的陶器传统。嵩山南北陶器传统的特征与其聚落情况彼此吻合，共同记录了彼时多集团林立的政治景观。

        另一方面，如果将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的考古材料进行区域性分析，则可观察到嵩山南北较之于其他地区不甚突出。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的大繁荣时期，多个区域都可见到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如：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山东地区的两城镇（256万平方米）、尧王城（300万平方米）、桐林（200万平方米），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410万平方米），四川盆地的宝墩遗址（276万平方米）等。而瓦店遗址作为龙山时期整个嵩山南北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其分属两个区域的聚落总面积相加也仅为110万平方米，规模远逊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一级甚至二级聚落。超大型遗址反映的不仅是吸引大规模人口聚集的政治号召力，还有维系其秩序的政治威望以及保障日常给养的社会调动能力等。嵩山南北较之于其他区域大型聚落规模的悬殊，是其政治实力差异巨大的反映。此外，这些龙山时代超大型聚落所在区域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等高规格奢侈品，是社会财富大量聚集的物化证据。而同时期的嵩山南北地区类似的高价值奢侈品却较为罕见，仅在瓦店等个别遗址发现了少量玉器等。财富与政治威望相辅相成，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奢侈品的相对稀少，也恰是其政治实力不显著的见证。综上，正如刘莉先生曾指出：较之于同时期存在超大型聚落的区域，嵩山南北地区（原文中的豫中和伊洛地区）在龙山时代政治整合程度低，社会复杂化程度也相对落后。

        （二）夏代后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的崛起

        如前文所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灾难事件导致了大范围的人口剧减以及社会崩溃，龙山时代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超大型聚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陨落，仅石峁得以暂时劫后余生；与此同时，这些超大型聚落各自所在区域龙山时代耀眼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一并灰飞烟灭。然而，大崩溃的社会背景却恰恰成为了嵩山南北地区异军突起的契机，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嵩山南北地区从整个龙山社会政治景观中的洼地，跃升为二里头时代的中心。

        首先，龙山时代之后的社会大崩溃同样波及至嵩山南北地区。统计目前已知所有洛阳盆地的聚落数据，可知其龙山时代的全部聚落有超过50%的比例在龙山时代后被废弃。虽然这一比例低于山东和晋南等地区，但其已然过半的幅度表明洛阳盆地原有龙山基础的崩溃。在此过程中，洛阳盆地以外的嵩山南北地区原龙山聚落的变动率还要高于洛阳盆地，虽然其程度仍逊色于嵩山南北以外地区（如山东、太行山东麓和晋南等），但同样是龙山时代之后社会断裂图景中的组成部分。

        但不同于黄河中下游其他区域的是，进入二里头时代之后，嵩山南北地区在社会大崩溃之后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开始了一系列社会重组，而二里头聚落的建立是其中最醒目的标志。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中心聚落，其鼎盛时期的面积超300万平方米，彻底改写了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超大型聚落缺失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石峁遗址陨落后，二里头遗址更是成为了整个黄河流域最大规模的聚落，并打破了龙山时代超大型中心聚落在多个区域广泛分布的模式，构建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整个黄河流域唯一的一级聚落的全新聚落体系，首次开创了大区域单一核心聚落的“二里头模式”，并被后续早期中国政权所继承。

        以二里头为中心的社会重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洛阳盆地的广泛移民，使洛阳盆地成为了二里头时代唯一出现人口增长的地理单元。进入二里头时代之后，在洛阳盆地原龙山时代过半聚落被废弃的基础上，相当数量的新聚落拔地而起，统计整个洛阳盆地二里头时代的聚落总数，则会发现其较之于龙山时代上升了20%以上，而其中超过六成都是二里头时代的新兴聚落；另一方面，整个洛阳盆地二里头时代聚落总面积超过了2000万平方米，比其龙山时代的聚落总面积上升了八成左右，说明洛阳盆地在二里头时代出现了大幅度人口激增，而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上升，只能通过大量迁徙原不属于洛阳盆地的移民才可实现。此外，以上数据也显示，洛阳盆地的人口增加并不仅仅集中于二里头中心聚落，还体现在分布于整个盆地的诸多二里头时代新兴聚落，这表明当时一方面出现了向二里头中心聚落的移民，同时，还存在着盆地外人口向整个洛阳盆地的广泛迁徙。值得玩味的是，对比上文所列聚落数据，可知二里头时代洛阳盆地的人口总数甚至超出了龙山时代的晋南地区。而龙山时代的晋南则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龙山时代之后人口剧烈衰退的大背景下，洛阳盆地二里头时代人口的激增和高度“繁荣”显得尤为突兀和“奢侈”；另一方面，洛阳盆地的人口增长来自于外来人口迁徙，而这势必会在洛阳盆地以外本已衰退的人口基础上进一步雪上加霜。人口是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源，是土地耕种、徭役、战争防卫等社会运转要素的基础。通过大规模人口迁徙，一方面将二里头中心聚落所在的洛阳盆地转化为“王畿”地区，确保洛阳盆地的绝对人口优势，另一方面则可以进一步削弱外围地区的潜在竞争力，维持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新社会秩序。二里头这种通过移民大规模提高新建立的中心聚落所在整个地理单元的人口规模的方式同样被后续早期中国继承，如郑州商城以及西周时期周原地区的考古材料都可见到这一模式，应该都是对二里头这一政治思想的继承。

        进入二里头时代之后，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超越地理单元的高度一致的陶器传统，即二里头陶器传统，结束了龙山时代其各个地理单元陶器传统互异的状况，标志着嵩山南北地区首次出现了跨山脉与河流等自然地理界限的社会共同体。结合前文所述本时期的聚落结构，可知二里头时代嵩山南北地区出现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高度统一的政治结构，是其较之于本地龙山时代政治景观的又一巨变。

        伴随着嵩山南北地区社会集团的整合和统一，嵩山南北地区新兴的二里头陶器传统也扩张至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山西南部地区，这是自龙山时代以来山西南部第一次受到来自于嵩山南北地区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本阶段晋南地区最大的聚落为30万平方米左右，规模仅为二里头遗址的十分之一，说明这一区域的政治实力远不足以同嵩山南北地区抗衡；而晋南地区却是黄河中游铜矿和盐池最为丰富的地区，对以二里头为中心的新兴政权意义巨大，两相比较，以晋南地区的政治实力势必难以维系对当地资源的独立控制。晋南地区二里头时代的陶器传统、聚落结构及其与当地丰富矿产资源的反差表明晋南地区应是二里头政权中的一部分，这也是嵩山南北地区和晋南地区首次进入同一个文化单元，是“中原”这一文化地理概念首次在考古材料中凸显。

        此外，嵩山南北地区在二里头时代还首次出现了大量财富的汇聚，二里头贵族墓葬中绿松石龙、绿松石镶嵌铜牌、玉器、铜器、海贝等高价值物品的涌现，同龙山时代的本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嵩山南北地区在二里头阶段政治实力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贵族礼器和奢侈品相关技术、理念以及材料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同前文所述延续了龙山时代传统的两处“异数”密切相关：如二里头的海贝应为经关中地区再中转额济纳河交流区从欧亚大陆交流网中获得；而二里头的冶金传统根植于贺兰山以东的黄土高原；牙璋作为二里头的重要玉礼器，其原型也可追溯至高地社会。二里头在同这两处延续了龙山传统的社会交流过程中，获取的除了物质材料、技术和相关礼制概念之外，想必还会同时获得这两处地区对于黄河中下游已经崩溃的龙山时代传统的叙述，而夏代前期的历史势必也是这些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在大崩溃后，为什么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具备了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能力和号召力，而不是其他地区？如前文所述，虽然嵩山南北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呈现出以断裂为主旋律的社会景观，但聚落和陶器传统表明嵩山南北地区，尤其是洛阳盆地，受创程度低于其他地区，提供了大崩溃后崛起的相对地域优势。另一方面，二里头创造了以管流爵与管流盉等器物为代表的新兴礼器组合，若将其置于全球古代社会的视野下，可观察到类似的器物群对应的宗教沟通、礼仪活动存在同疗愈仪式的交织情况，而其中使用的物质可能同时具备医疗功效。考虑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黄河大规模自然灾害之后可能出现的瘟疫，或许二里头社会礼仪活动的疗愈功能在这一大背景下被特别强调，并成为了二里头政权在大崩溃背景下政治威望的重要来源。

        大崩溃之后，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在二里头时代崛起，整合灾难后的幸存者，进行了大规模社会重组，开创了以二里头作为黄河流域唯一一级聚落的“二里头模式”，通过向洛阳盆地移民保证了二里头所在地理单元的绝对人口优势，建立了以洛阳盆地为“王畿”的全新社会秩序；第一次高度统一了嵩山南北地区并强势进入了晋南，首次塑造了“中原”这一文化地理概念；并基于同石峁为中心的高地社会的交流，继承了玉璋，创造了铜容器礼器。总之，二里头社会在礼制和政治理念等诸多领域奠定了三代甚至是早期中国的基础；然而，有趣的是，比照文献记录体系，考古所见二里头政权的出现对应的是文字材料中少康复国之夏的时空框架，而非夏代肇始阶段。

三 结语

        考古材料记录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以大范围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灾难与崩溃；但同考古记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这次大崩溃事件落在夏代纪年范畴，且其灾害程度远超文献记载的、与夏代肇始密切相关的大洪水，却在文字所载夏史中全然不见踪迹。另一方面，考古材料也反映出，公元前1900年之后，整个黄河流域仅额济纳河交流区以及黄土高原两处得以延续原龙山传统；嵩山南北地区则以社会崩溃为契机，通过移民等一系列方式大规模重组灾难后的幸存者，在二里头时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政治景观，并在多个领域缔造了早期中国的基本理念。但是，考古材料记录的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以“断裂”为主旋律的社会嬗替，在文献中对应的却是夏代后期少康“复禹之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以延续夏代前期传统为核心的叙事。此外，考古材料也显示出以石峁为中心的高地社会在夏代纪年范畴中曾是极其显著的政治实体，并且是二里头多重社会上层理念的来源；然而，石峁所在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在后期文献中却被以“林胡”（《史记·匈奴列传》）等蛮夷身份矮化，并被驱逐于华夏正统身份认同的体系之外。若非考古材料，无论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空前灾难与崩溃，还是夏代后期社会大规模重组和变革，亦或是黄土高原曾经的显赫及其之于中原地区的重要意义，都会因不见于典籍而完全不为后世所知。另一方面，文献记录缘何会出现较之于考古发现所载夏时期重大史事的缺失和差异？是否在于后者不符合早期中国文献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强调一脉相承的叙事惯例？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总之，考古学研究有着独立于文字记录的自身推演逻辑，是在文献之外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以上基于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考古材料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举足轻重的夏代史事，更为反思相关文献的成文背景提供了关键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