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是靠什么战胜的？_风闻

引言：“非典”过去已经16年了，关于靠什么战胜“非典”的问题，中西医的争论至今不休。一方认为中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则认为中医是摘桃子。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以下从四个方面来厘清事实。

备注：本文为转载，原作者余向东。文中所涉及“中医”“西医”等名词按Up主个人见解一般都以更准确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进行定性。文中涉及图片为网络素材。

“非典”过去已经16年了，关于靠什么战胜“非典”的问题，中西医的争论至今不休。一方认为中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则认为中医是摘桃子。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以下从四个方面来厘清事实。

一、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意义

中国古代没有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我们从历史书上随处可见“人死无算”“户丁尽绝”“十室九空”等瘟疫惨状描述，却没有看到哪怕一次瘟疫有具体的死亡记录，更没有其他流行病学的数据。整个古代，每一次瘟疫从发生到终结，没有数据显示人力控制的作用，全是自生自灭的自然过程。一直到清末1900-1911年东北大鼠疫，伍连德介入主导抗疫后，把哈尔滨付家甸划分为四个区，负责人每日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防疫指挥总部才得以清晰掌握每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死亡183人，一直持续到3月1日，死亡降到0为止。这种“情报”对于防疫总体部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清晰记录下来的瘟疫死亡人数（总死亡约6万）。

到了21世纪，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非伍连德时代可比。然而，非典发生后，仍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瞒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002年11月份，中国广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原指衣原体、支原体、军团菌以及不明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以与典型的肺炎球菌肺炎等相区别。至2003年2月14日，病例增加至305例。之后，3月6日传入北京，进而传遍全世界。3月12日，WHO发出全球警告。

WHO于1951年即建立了全球传染病监测体系（《国际公共卫生条例》），规定成员国在传染病爆发时必须及时、迅速、充分地向世卫组织报告。这种透明通报制度是全球合作抗击传染病的基石。而4月3日，时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某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SARS病例只有12例，戴不戴口罩都不要紧。301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根据自己的了解，对此官方数据带来的误导深表忧虑，于是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引出4月9日点爆舆情的网文《北京遭到SARS袭击》，世界为之瞩目。中国政府高度重视，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中国开始全力以赴应对非典，并严禁瞒报少报疫情。4月19日，北京的非典病例即暴增至339例。此后，非典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一直持续到6月份降到0为止。非典期间，每日守着电视机看令人揪心的发病和死亡数据，是中国人难以忘怀的经历。而这，其实正是现代公共防疫体系应对传染病的基础之基础，没有及时、透明的疫情报告，想战胜非典，是不可能的。

非典发生后，中国迅速建立了完备的传染病报告制度

二、病原体之争

“非典”是全新的疾病，这一点，即使中医也认可。如国医大师邓铁涛在给中央的“上书”中附的论文《论中医诊治非典》里即持此论点。然而，病是新病，病原体却千年不变，无非就是“邪气”，至于是什么样的邪气，不同病的邪气是不是一样的性质，中医一概不关心。但西医没有这么省心，对西医来说，一个新型传染病，不把病原体搞清楚，就仿佛旧时洞房里，不揭下新娘子的红盖头一样，是不能忍受的事。因此，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全力以赴，要抢着第一个揭开病原体的面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于2月7日即开始非典病原体的研究，2月13日他在电子显微镜里观察到2例非典病人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即判定这可能是非典的病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迅速跟进，宣称“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衣原体是唯一由中国医学家发现的病原体，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是中国现代医学诺奖级的成果。非典如果真是衣原体引起的，那可能真的戴不戴口罩都不要紧，因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以轻松对付它。但是，最早大量接触非典的广东医学专家们，以钟南山为代表，断然否定衣原体的可能，认为可能是病毒。因为按照衣原体拟定的治疗方案是完全无效的。

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随后，世界上多个实验室纷纷宣布找到了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WHO 为什么敢于确认冠状病毒是病原体？因为科赫法则。一百年前，细菌学之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就制定了科赫法则，如果判定一种病菌是某传染病的病原体，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现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健康者体内不存在；2.要从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得到纯培养；3.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物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宿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4.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

世界上有十几个实验室（美国、加拿大、中国、荷兰、香港等）分别从不同的标本中发现并分离出相同的冠状病毒，符合科赫法则第一二条。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用培养出的冠状病毒感染乳鼠，成功制造出非典症状，并在其肺组织中再度分离出冠状病毒；荷兰科学家则在绿猿身上再现非典症状。符合了科赫法则的第三四条。再加上基因水平的佐证，所以WHO才敢于正式宣布冠状病毒是非典病原体。

洪涛院士错就错在他忘记了科赫法则，他仅仅看到两例标本里有衣原体，没有分离培养，没有接种动物复制疾病，更没有从染病动物再分离出衣原体。他把自己等同于“发现”转基因食物中“不明病原体”的崔永元了，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而钟南山院士仅仅根据临床经验就否定衣原体的可能，同样是轻率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毒力更强的衣原体。他如果根据违背科赫法则来质疑衣原体就满分了。

洪涛院士在回顾这一公案时检讨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真的不是什么“学风问题”，而是科学精神问题。

病原体明确了，诊断和筛查方法以及疫苗的研制才会顺理成章。

三、中医的介入

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因感染SARS死亡，成为第一名殉职的医务人员。

3月31日，中国推出《非典型肺炎防治技术方案》。

4月13日，中国将SARS列为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4月21日，非典最前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殉职。

4月23日，中国动用军方力量紧急建设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仅仅7天，4月30日，小汤山医院建成启用。5月1日后，北京非典病例开始大幅下降，至5月19日，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非典历时半年多，中医的正式介入是在5月8日之后，新发病例已经呈现明显下降之时。之前，曾有中医要求参与非典的战斗，据说被卫生部以非典已列入传染病管理而拒绝。5月份以后，疫情已经开始缓解，中医再不参加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4月26日晚，中医大师邓铁涛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力主中医应该在非典的治疗中发挥作用，并附上他写的论文《论中医诊治非典》。在这篇文章中，邓铁涛以独特的中医逻辑证明了中医对非典的“非凡疗效”。随后，吕炳奎等老中医也给中央写信呼吁中医介入。得到中央重视，5月8日，高层领导与北京知名中医专家座谈，强调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医此后才正式进入抗非主战场。

邓铁涛信的内容无从得知，但他随信附上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公开期刊上，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证明中医治疗非典不仅有效，更有优势。他是怎么证明的呢？

邓铁涛认为非典虽然是全新的疾病，但是，中医对病毒性疾病有其优势。理由是：1、张仲景时代，他宗族素多，十年不到却死亡了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个七就包括了流行性病毒性疾病。2、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世界水平。3、57年北京乙型脑炎流行，白虎汤效果不明显，但蒲辅周用温病之法，疗效又达90 %。4、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自己以暑热伏湿之证治之，疗效亦达 90%。5、 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其本校医疗队用透疹清热之法，死亡病例便被制止。6、60年代广州曾流行流感，用吴又可达原饮又收良好效果。7、流行性出血热周仲英治疗效果胜于西医。邓铁涛的逻辑是，古代伤寒包含了病毒性疾病，这是一个优势；而乙脑（三次流行三种疗法，都是中医完胜，牛得不行）、麻疹、流感、流行性出血热等病毒性疾病中医的疗效胜于西医，所以，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有优势。这个逻辑很奇怪。我们姑且先认定所列举的例子都是真实的和可重复的，又如何？能治这四种病，就一定能治非典？况且，病毒性疾病又不是只有乙脑、麻疹、流感、流行性出血热四种，常见的至少还有几十种呢，要证明中医对病毒性疾病有优势，起码得列出一半多的证据吧。

第二步，邓铁涛引经据典证明中医战胜非典有其理论依据与特色乃至优势。他认为，西医的细菌学说已经包含在中医的“邪气”之中，他大段大段引用吴瑭《温病条辨》，认为吴氏病原说之岁气、年时；藏精、冬伤于寒；戾气、时行之气等等，比之重视病原体的现代医学理论“似略胜一筹”。大师已经很谦虚了，只说“略胜一筹”，就问科赫服不服气？

第三步，邓铁涛总结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例，认为该病属于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并把它分为早期（证型有湿遏肺卫、表寒里热挟湿2型）、中期(湿热蕴毒、邪伏膜原、邪阻少阳等证型)、极期(热入营分耗气伤阴、邪盛正虚内闭外脱)和恢复期（气阴两伤证、气虚挟湿挟瘀证）。不同期的不同证都各有治则、方选和药用（几十种之多）。面对一个全新的疾病，中医能一下子轰隆隆推出这么多的方子，真是牛气冲天啊。相比之下，西医要可怜得多，只有抗生素和激素可选，还迟疑犹豫徘徊不定，因为没有可以依赖的临床试验的证据，谁也不敢说哪一种药物真的对非典有效。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导彭胜权所见与邓铁涛有所不同，他在《中医对非典的认识及论治》中说，非典的中医诊断是“风温挟湿”。温病泰斗刘仕昌也持此见。风温和春温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风热病邪，一个是寒邪；这仿佛西医的病毒和衣原体，两回事。二者必有一错，同是泰斗，邓铁涛错还是刘仕昌错？

第四步，邓铁涛以一个案例来说明中医的疗效。这是一名33岁的邓某女，系医务人员，西医诊断“右下肺炎(非典)”。中医诊断“春温伏湿”。1诊开了12味中药加上清开灵注射液，再加上西药泰能、稳可信。2诊开了15味中药。3诊原方继续服用，加安宫牛黄丸和仙方活命饮、西洋参；西药停泰能、稳可信，改用可乐必妥、复达欣。2天后停所有抗生素。456诊就纯用中药了。最后总结时，邓铁涛认为使用抗生素会损人正气，治疗要注意“三早”：早用安宫牛黄丸、早用人参及时停抗生素、早用活血软坚散结防肺纤维化。

如果钟南山用一个个案来证明激素治疗非典的疗效，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笑话。但国医大师可以一本正经这么做，这就是中西医的不同之处。这种证明方式为中医赢得参战非典的机会。而中医一旦介入，非典疫情立即改观，至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此所谓“效如桴鼓”者乎？

四、靠什么战胜非典？

靠的首先当然是政府高度重视加上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但是，单论医学手段，贡献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中医中药的介入吗？我们看到网上有太多的论调，认为中医药的介入使得广东死亡率最低，使得邓铁涛所在医院的病人并发症最少等等。但这些当然都不是事实，美国的非典死亡率是零，广东的重症病人主要在钟南山那儿，邓铁涛医院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国家层面的中医正式介入是在5月中旬以后，非典发病数已经显著下降，战争尾声时加入战斗，怎么好意思说起了主要作用呢？

是以抗生素和激素为代表的西药吗？对不明原因的肺炎，经验性予以抗生素，无可非议，但现代医学的严苛在于，不会轻易肯定其疗效。事实上，对于病毒性肺炎，抗生素是无效的。激素呢？激素对于减轻重症肺炎的炎症反应是有效果的，对非典这种死亡率甚高的新病种，大胆使用激素不失为救命之良法。但这些也不是战胜非典的关键。

是现代重症医学的呼吸支持技术吗？如果有今天的先进呼吸支持技术如体外膜氧合(ECMO)，当年很多病人可能不会死亡。但2003年的中国大部分医院还没有ICU，重症医学力量非常薄弱。

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其实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笔者2003年曾经亲历非典，先在医院发热门诊，后任非典定点医院医疗队队长，体会尤深。首先是医务人员的隔离，吃住全在医院，不得回家。在发热门诊时看病得戴厚厚的N95口罩。在定点医院看疑似病人还要戴目镜、头罩、几层隔离衣和防护服。疫情之初，之所以出现大量医务人员感染，是因为不明非典传染性，忽视了隔离防护。这使人想起百年前的东北鼠疫，不戴口罩的法国医师梅尼死于鼠疫，之后西医全戴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就再没有死亡。而坚持不戴口罩的中医却死亡惨重。一百年后，西医初始的疏忽造成了惨重的牺牲。而后来，即使中医，也一律会戴厚厚的口罩。对于疑似病人，会进行彻底的隔离，关进定点医院重重封锁的单间，医生进去检查都要过好几道门，穿几次隔离衣。全社会都在运用隔离措施，学校放假，发热者居家或在酒店隔离。这和伍连德时代利用酒店和火车厢隔离几乎是一个故事。全北京的患者都集中在小汤山医院，并不是它的医疗技术高，治一个好一个；而是要把传染源全部彻底隔离起来，使之不能传播。隔离起来之后，非典病人大部分实际是自限而愈的，小部分靠现代呼吸支持技术渡过难关。小汤山医院是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共收住680名患者，治愈率超过98.8%。据说，有200多名患者同时接受了中药治疗，占全部患者的29%。中医药即使起作用，显然也比例很小。而全部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们喝了板蓝根，而是他们进行了严格的隔离防护，无论西医还是中医。设想一下，这680名患者如果不集中隔离起来，让他们分散在北京各地区，他们会传播6800名，继而68000名也不是不可能。而医生们如果不严格进行隔离防护，叶欣、邓练贤的悲剧必然会一再上演。非典不是靠西医或中医一个个病人治好的，大众、医务人员、病人、公共场所、医院，全民、全方位的隔离防护意识和措施，才是战胜非典的终极武器。

总结一下，靠什么战胜非典？靠的是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医学上，靠的是完善的疫情监测系统、病原体的明确、危重症的重症监护，尤其是隔离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