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自己会记住些什么，记忆是很任性的” | “新浪潮之母”瓦尔达去世_风闻

 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去世了，享年90岁。

她的家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被称作“新浪潮之母”的瓦尔达，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还带去了一部《阿涅斯论瓦尔达》。

当时，她说：“我确实要准备说再见了……”

再往前，是那部和摄影师JR一起完成的纪录片《脸庞，村庄》，

两人发起了一个有趣的“出走”实验：

架着一辆伪装成相机的小卡车，

穿梭在法国的村庄去寻找想要的脸庞……

在晚年，她一直这样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她是导演，演员，摄影师，还是装置艺术家。

1962年，她执导的第一部长片《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就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

她的作品被视为法国新浪潮发展的核心，她对外景拍摄的创造性技法，和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等等，都给电影人带来了启发。

2012、2014年时，Lens曾经采访了瓦尔达和她的女儿，刊登两组报道。

下文即从报道中摘选，作为分享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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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和新浪潮

阿涅斯·瓦尔达有一个希腊父亲和一个法国母亲，在布鲁塞尔度过童年后，“二战”爆发，全家被迫逃亡法国，“父亲开车，母亲和五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十几岁时，她在小渔村塞特拿到了高中文凭并且学会了修补渔网，后者比前者有用得多，起码帮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想到了就去做，把我脑子的事情表现出来。”她想去巴黎，于是她就去了。

她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宅子，与杂货店和木框店毗邻，没有暖气、浴缸和淋浴，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土耳其式厕所，好处是她五年都不用交租金（现在她还住在那里，庭院里开满了花朵）；她恋爱、失恋，对男性很警惕；她学习摄影，修补老照片，拍摄自己的邻居，在自己的院子里开摄影展；然后她结识了阿伦·雷乃和克里斯·马克，这个小团体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左岸派”。

“我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方。”帮朋友在一个小港渔村拍照片时，还没看过几部电影的阿涅斯·瓦尔达萌生出要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影片由两条主线组成，一边是一对夫妻试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另一边是渔村的日常生活，影片定名《短角情事》。相比于人们以往看过的片子，它更像福克纳的小说，自由随性，充满了生活气息。

那时是1954年，阿伦·雷乃还没有拍出《广岛之恋》和《夜与雾》，她说服他来当剪辑师，分文不给，跟剧组里的其他人一样。

三年后，新浪潮和“作者电影”就占领了法国影坛。

拍摄《5点至7点的克莱奥》

《5点至7点的克莱奥》中，美丽的女歌手克莱奥得知自己可能罹患癌症后，度过了漫长的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90分钟的影片模拟了真实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饱受煎熬的不仅是女主角，也有陪伴她一路走过巴黎城的观众们。

这两部作品足以让瓦尔达留名影坛，她却走向了与同伴们不一样的方向，只因为不想重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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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上的瓦尔达

“翻开一个人，你能看到一片风景。翻开我自己，我看到的是海滩。我的一生都在海边度过，我喜欢看海，沙子、海洋和天空，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光线和天气，有时是白的，有时是平的，我喜欢海面平坦的时候，很纯粹，好像回到了世界原初。”

布鲁塞尔、塞特、南特、洛杉矶……

巴黎没有海，她就在巴黎的办公室楼门口堆满了沙子，造出一片海滩，在沙子上工作。

恒久不变的海滩模糊了时间，她得以保持童年时的无忧无虑，她工作，创造出美丽的东西，就像曾经在沙滩上捡贝壳，把纸花插在沙里。

Zgougou去世后，瓦尔达用花朵和贝壳装饰了它的墓。这是她童年时在海滩上玩的一种游戏，三把贝壳换一朵纸花，70年后，她还在玩这个——“你非要提醒我我多大年纪不可吗？”

  对过往生活的回忆，成了瓦尔达新作品的灵感之源。“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就像向后跑。想象自己老去则很滑稽，像个荤笑话。”

她用贝壳和纸花装饰了小猫Zgougou的墓，这只猫出现在她上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影片中，它的头像被印在DVD上，出现在电影的片头——恶搞了米高梅的狮子。在《阿涅斯的海滩》，Zgougou爬上她丈夫雅克·德米的书桌，被他赶了下来。“走开走开，我要开始工作了。”他说。

对瓦尔达谈起雅克·德米，你最好非常非常谨慎，因为她的反应要么是悲伤，要么是生气——如果你太过随意的话。“雅克，雅克，雅克……谈论他，多少时间也不够。”她说。这位金棕榈大奖得主、瓦尔达的灵魂伴侣，在1990年死于艾 滋病。

瓦尔达和雅克·德米

她在一次展览中展出了自己拍摄的朋友照片，“墙上的这些人，多美啊，都死了。我发现这不是假的，我也不是演员，我就开始哭。”她活得太久了，只能站在照片前面，把玫瑰和海棠撒向他们。“在这些人中，我最喜爱的，是雅克·德米。”

电影是时间的魔术，但电影人未能被时间赦免。她不知所措，唯一能做的，只是在丈夫临死前拍摄他的样子。她的纪录片《南特的雅克》回到了雅克·德米的故乡南特，“在那里，我找到了那个叫雅克的男孩，我爱他像爱一个真正的孩子”。特写镜头像温柔而悲伤的妻子的手，拂过德米的皮肤、眼睛，把它们挽留在胶片上，沙滩上的德米，家里的德米，微笑的德米……他风景般的灰色头发还是一天天黯淡下来，在影片公映前一年，雅克·德米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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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雅克，雅克

20世纪40年代，当雅克被南特大轰炸后的惨状和断壁残垣所震慑时，阿涅斯全家正因战乱从比利时驱车逃往法国。

后来，雅克被父亲逼着接手家里的修车厂，学习木工、制锅、水电和机械时，阿涅斯正迫于生计在短岬村学习捕鱼和织网，她帮两个沉默的渔夫划船，3个月都没说几句话，那些渔船有倾斜的桅杆和破旧的帆布。

这些经历让他们学会尊重生命、劳动和世代传承的技艺，阿涅斯说：“我拍摄过拾穗者和渔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生命力和幽默感，这是人存于世最基本的力量。”

再后来，他们都去了巴黎。雅克这样描述自己的巴黎生活：“先是电影系学生，然后失业，又变成导演，然后遇见另一位导演，我们拍了些片子，她为我生了一双漂亮儿女，现在我开始画油画。”

对于阿涅斯来说，故事则要复杂得多。

1957年，29岁的阿涅斯受邀来中国拍摄照片，她正在热恋，受不了分离的煎熬，把一封封热切的情书从北京寄往巴黎。更要紧的是，她怀孕了，即将为人母的本能让她的镜头总是在异国的孩子身上流连。她买了一顶老虎帽，想象它戴在自己孩子头上可爱的模样。但腹中的孩子刚成形，这段恋情便结束了。

一年后，这个孩子罗莎莉戴上了那顶老虎帽，雅克·德米成了她的继父。雅克从未提及罗莎莉并非自己亲生，而是尽他所能宠爱着女儿。于是，罗莎莉，喋喋不休、古灵精怪的母亲，沉默寡言、温柔耐心的父亲和一只名叫雾月的猫，组成了这个小家庭。

阿涅斯和雅克当时都还是贫穷的青年艺术家，阿涅斯住在一个没有暖气和热水的废弃院子里，冬天要去外面捡煤块取暖，德米甚至更穷，在搬来与阿涅斯同住前，他跟两个艺术家挤在一个阁楼的用人房里。

贫穷但充满希望，那是德米一家最美好的时光。阿涅斯在院子里办了自己的摄影展，雅克则用院子当外景拍电影。如今听来鼎鼎大名的人物，像让-吕克·戈达尔、简·伯金、凯瑟琳·德纳芙、克里斯·马克和雅克·里维特都是他家的常客。

  阿涅斯如此描述两人的生活：“我们在短片电影节上认识，1959年他搬来和我一起住，我们有了两个孩子，罗莎莉和马修，还有很多猫，最受宠爱的两只是“雾月”和“兹格格”（Zgougou）。我们在这儿编剧、剪接、会见演员，却从不曾合作。”两人偶尔相互探班，但从来不干预对方的工作，因为创作是很私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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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去世后，

她从没扔掉他的任何东西。

雅克·德米先已化为银幕上的一个定格。这个有轻微同性恋倾向的男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查出罹患艾滋病。艾滋病在当时还是丑闻，但阿涅斯包容了一切，她对他只有疼爱和不舍。

在雅克最后的时光里，阿涅斯一边和罗莎莉轮流照顾雅克，一边疯狂地工作，将她熟悉的丈夫的影像和她来不及赶上的雅克的童年浓缩成影片《南特的雅克·德米》，她的镜头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皮肤、睫毛和眼眸，近得让人窒息的特写仿佛要把他的灵魂挽留在胶片上。

影片在1990年10月17日拍摄结束，10天后，雅克去世了。

这是阿涅斯·瓦尔达与丈夫雅克·德米的最后一张合影，拍摄者是他们的女儿罗莎莉。此时雅克·德米已经病得很重，在最后的时光里，他把自己打扮整齐，与妻子肩并肩站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对着镜头露出微笑，这微笑虚弱而真挚，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的模样。同年10月，雅克就去世了。

后来提起雅克，阿涅斯依然不能释怀。“所有的死亡都将我引回雅克……雅克竟然去世了，这真是一个耻辱。与之同去的是我最幸福的一段生活，我们吃完晚饭后一起回家，我们一起看电影，分享彼此的感受……”她说。

阿涅斯拍摄过一对结婚40多年的夫妇，她在旁白中说：“这么多年，他们生活在爱与和睦中，我有点儿心痛，有点儿忌妒……还是一起变老的感觉更好。”

她保留了关于雅克的一切，她依然住在那个巴黎达盖尔街上的小院子里，她已经在这儿住了60多年，雅克去世后，她从没扔掉他的任何东西。

这是瓦尔达“寡妇”主题的装置作品。雅克·德米去世后，瓦尔达以纪录片的方式纪念了亡夫，但依然无法从悲伤中平复过来。于是她去往南特对面的一个小岛，那儿的居民都是渔民，很多人在捕鱼时死在海上，这个岛上因而有很多寡妇。她感到自己是她们的一员，便为她们拍了视频和照片，与她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当你坐在这个装置作品前面时，戴上耳机，就能听到这些寡妇们的故事，面前的14小屏幕分别播放她们的视频，孤独、悲伤、美丽。

德米家的访客还是很多，但他们的老朋友们不再来了，阿涅斯活得太久了，必须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死去。

罗莎莉说：“我妈妈的《海滩上的阿涅斯》公映时，戈达尔去影院看了，看完后他给妈妈打了电话，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海滩上的阿涅斯》记录了雅克去世后阿涅斯的生活，她说：“我不怀旧，可能有些忧郁，雅克的缺席带来了一种浪漫的忧郁。”

​阿涅斯·瓦尔达与她的女儿罗莎莉、儿子马修、她的外孙和孙子们在一起。她非常幸福，儿子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女儿保护她，他们都信任她，她像一个孩子般四处玩耍，“他们一起，是我幸福的总和。但我不知道我是否了解他们，或者理解他们，我只是朝他们走近……我们在心理上将每个人聚拢起来，将他们想象成一个平静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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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穗者与拼图游戏

遗落在记忆里的东西太多了，她决定停下脚步，把它们捡回来。她这辈子都在捡东西，一个女人中的女人，像原始部落里负责采集野果的女人，像米勒的“拾穗者”，收集着遗落在田地里的麦穗。

她在街边看到一个不被注意的流浪汉，就把他捡起来；1957年在中国时，她看到一片被埋头工作的人忽略的风景，便把它捡起来——用相机；在渔村里看到孤独出海的渔民，她也把他们捡起来——用摄影机。

镜头后，她的目光里有难掩的怜惜和不满，她从来不在纪录片里追求客观，她捕捉她想要的，有时仅仅是自己的手，她低头拍摄自己皮肤打皱的手背，发现自己老了。

“纪录片是一所培养谦虚品德的学校，你不得不把握你的艺术自我，因为你是在为你拍摄的人服务。但是，我喜欢感觉到有人在影片后面，而且我从自己收到的信件中判断，人们确实感觉到了我就在这部影片后面。他们感觉到自己曾经遇到过我和我影片中的人，并且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亲切感。”

纪录片《拾穗者与我》将镜头瞄准了法国的拾荒者，在废铜烂铁中寻找自己的食物和日常用品，他们中有的是流浪汉，有的是艺术家。“对别人的抛弃说不，是一些人，他们足够聪明，他们完全意识到既然整个社会都在丢弃，他们能利用剩余东西生存，前提是这些人对社会的思考。”

《阿涅斯的海滩》海报

拍摄《阿涅斯的海滩》时，她找到了自己童年在布鲁塞尔拍摄的风车镜头，并理所当然地把它放进影片；拍摄《拾穗者与我》时，她参观一个葡萄园，葡萄园主人恰好是发明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埃斯纳·于尔·马莱的后代，于是她得以向这位“所有电影制作者之父”致敬。“在一部关于拾荒的影片中表现马莱显然非常困难，但这确实是一个惊喜。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去发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这部影片也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寻访拾荒者之旅的影片。”

她不停地工作，捡了那么多东西，照片、胶片，小玩意和废品，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她去中国时买了猴子剪纸，现在发现在法国也能买得到，“人人都有的东西没意思”。她还买了老头乐，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现在经常用它抓背。

1957年，瓦尔达在“中法友协”的邀请下，以摄影师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独自扛着所有的器材，像一头骡子。”

　　她把在中国的照片拍摄下来以后，从未发表过它们，等到老了以后再注视它们时，她只能在想象中勾勒50年前中国的样貌，“我会尝试重新思考过去，而并不只是回到过去，就像翻开随意抽取的相册的一页”。

她对偶然性敞开怀抱，同时意味着拒绝陈规。“生活是一个谜题，一个拼图游戏，我们都是一片一片的，人们被生活毁坏，因为意外或是什么别的。拼图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让我们了解每一个碎片，我们必须把它们合成一整块，让它产生意义。把不同的影像组合在一起，《阿涅斯的海滩》就是我生活的一个拼图游戏。故事、小片子、旅行、其他的人，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搜集信息。生活是一次意外，碎片并不意味着灾难，它意味着我们要把它们合拢。”

“我们与时间斗争，但是时间就那样流逝。只能用幽默来对付了，时间多可怕，时间多可笑。电影就是90分钟的时间游戏。”

她保留着一个没有指针的座钟壳子，是从街头捡到的，她把它安放在客厅里。它不指示过去、也没有将来，她说：“这正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