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是否真隐士？世间再无嵇中散_风闻

沈巍开始变干净，嵇康一生爱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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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浏览网页，一眼看到沈巍先生变得干净，在办身份证的消息，丝毫没有意外。早猜想他会逐渐回归社会，做出某种调整。

这或者也是早有的一种希望，因为一个人能够将心的洁净与外形的洁净合二为一，毕竟是可喜之事。惟愿沈先生能够有所坚守，不致卷入滚滚红尘，被一众屑小带偏、带走。

这阵子很多人在提到沈巍的时候，喜欢将他称为隐士，这使我未免对隐士这种生存方式，做了一点思考。

仕与隐，这是古代文人最常见的二种选择，其对立，大概以魏晋乱世为极端。魏晋风度虽然不能认为只是一种隐逸之风，但毕竟是根基于老庄，所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原中散大夫，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魏晋间最顶尖的大名士之一，他的才华与品行万世景仰，从古到今，人们对他的描述车载斗量。

魏晋人好风姿，身高七尺八寸的嵇康据说是龙章凤姿，“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世说新语》中引山涛之言，还曾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再加上他的死敌钟会，都会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也。”就算将嵇康的神采、风貌、影响力整个显现。

这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为之神往。

而至于今天写嵇康的文人，我认为只有余秋雨抓住真髓，写出了那种迷人的神韵，他以《遥远的绝响》为题，已经不同凡响，他还看透了竹林人物身陷的困境与挣扎。

他曾说，他们是艰难跋涉在“生命的边界线”的人物，“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这真是太精当了。

但是相比之下，我最爱的还是他写嵇康之死的那一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太阳底下有黑暗，阳光之下有凶猛，明暗交错的人间，生命与生命、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这些，其实并不足以道尽这句话的意味，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句子若无特殊的人文情怀、关怀和素养，是绝对写不出来的，那些只寻找余秋雨缝隙，而不见其独到的人，实在太过偏狭，不足道哉。

嵇康当年若非木秀于林，暗风太疾，只见其黑，或不致死。

（首发于公众号：九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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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间名士的优游隐逸状态，是中国历史上最独特、奇特的一章，它的形成，颇不同于以往。

那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世道，人生尤其无常，生命尤其短暂，人心尤其无所寄托，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身心的特殊追寻，一种看似荒诞，实则张力无限的行为方式。

之前的汉代，是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儒士所崇尚的佳士，便是班固眼中的那种：志行高洁，规行矩步，以克己为最高美德。

这种克己曾经到达无是非的地步，便如卓茂，人家说他的马是人家的，他就任人拉走。儒家的美德在克己守礼之外，便是安贫乐道，当时所谓的在朝为循吏，在野则安贫乐道，自然来自儒家伦理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与虔诚信仰，所以后者也可以说是儒家隐士的状态。

这些，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来看，当然是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益处的，然而，它的根本却在对情的制约与规范。人都是有情感的，总会有，于是这就总会表现为剧烈的冲突与不断地作伪。

一面是道貌岸然，一面是男盗女娼，这正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无数达官贵人的双重性格。这种状态久而久之，自然令人厌绝，于是大乱之世到来，士人们身心越发飘零无寄之时，真性情下的避世与反叛，自然就滚滚而来。

避世不只是避世，名士的高标与纵情不只是反叛，那也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独立人格、高度自我的觉醒与表现，所以当时以高洁人格独立世间，无所希求，以至于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郭林宗这类，就成了一代文人效仿的典范。

其实早年隐居的诸葛亮，以及避不出仕的司马懿，也都可说是受其影响。当然，这里面有些人也会以此为策略。因为当时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的榜样，也着实不少，这叫做以奇行名动士林。

但是像郭林宗、嵇康、阮籍这类，却肯定不是。尤其是后者。嵇康他们不只是对朝政失望，企图与政权疏离，以其高洁污秽朝廷、高官，他们远比儒家的郭林宗等人，更加崇尚自然简易，有自觉意识。

那时所谓的尚通脱，其实就这个意思。这干脆就是帝王之门不入，儒家经典抛弃，礼教统统打倒，一切随便，一切都以我为转移，一切皆随我之所适。

生命的欢脱就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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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以来，不但诸侯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时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约束的大大减弱，士人们日益从皓首穷经、规行矩步中挣脱，其隐逸之风也越刮越烈，席卷天下。

写此文之前，我看到我前面写的那篇《流浪大师沈巍，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患者》下面，有一位朋友误会了我的意思，给我在同名公号下留言，说“几天不洗脸不做事地思考人生，真的很爽。你没得过神经病，不知道那种流浪的畅快”，曾经很想赞他并回复，但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好，便终于没回。

这事只言片语讲不清楚，正好在此一并作答。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那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当时的士人们经历的也是这种体验，只是这绝对与我那篇文章的题旨无关。

忽然间，一切桎梏摆脱，身心获得解放，士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如此丰富的内心世界，人间居然还有这么多欢悦，其惊喜自然难以言说，他们却就是因此，顺着这条路飞驰而下的。

人性觉醒了，山水之间的尽情纵乐，行为规范的大肆改变，使他们越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于是这之后，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就开始了系统的思考、阐述、立说与执行。

纵乐，无非也代表了对人生的眷恋，越放纵，越眷恋，所以那时的嵇康，就对养生之道特别关注起来。他用养生学来阐述他的隐逸思想、人生美学。

嵇康一直是以骇人听闻的越名教任自然而卓立，因此他养生学中的去欲，就不是儒家名教那一套，而是老庄思想。

也即，不是要去掉一切情感欲望，而是要把它们降低到人生最低的需要水平，不要让情欲害生。这就像他讲孝一样，我不是不要孝，而是不要形式的孝，要自然亲爱，发自内心的孝。

他总之是贵我贵生命，强烈反对儒家那种压抑自然本性的仁义、孝悌、生活，对诈伪尤其深恶痛绝。

后世文人对于嵇康的隐逸思想与行为，一般很喜欢从政治上找原因，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方向。

嵇康名为曹魏宗亲，其实一直远离权力中心，他的反名教任自然，并不是因为曹氏与司马氏。人们这样看，显然就小看了嵇康的独立意识，和竹林时代倾向的意义。

嵇康在曹魏时，也在优游山林，他的隐逸并非简单的避世，而是性情与活法的有意选择。

嵇康的朋友们都曾说过，嵇康天性恬静寡欲，喜欢超然自适的生活，而他在选择这种生活时，恰恰还曾做过最全面的思考、比较和分析。

嵇康曾经写过一篇《卜疑》，他在那里面罗列了二十八种人生，几乎把大框架下的人生状态全部囊括，他的选择，正是在这种入世、出世、游戏的对比中，完成的。

这就是说，他的一切都来自思想、自觉，而非形式、被动，同样的虱子，在他身上，绝对不是阿Q的虱子，我们的虱子。

总的来说，嵇康的隐逸思想根基于老庄，却又与老庄有很大的不同。老庄是万象俱空，我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嵇康却是一切真实，一切从真实出发，整个系统既是精神世界，也是人间世界。

最能表现嵇康综合思想的，是他当年写给山涛的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嵇康被杀的原因，也正深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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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写这封信，表面上是为拒绝出仕，其实更多是为宣扬他的思想主张。这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他并非是为与山涛绝交，真要绝交完全不必这样长篇大论。

嵇康与名教的对立，远不像他后面的粉丝那样，只有狂放、放诞，而是非常严肃、傲然的，实际上正始时代、竹林时代的名士，都不同于西晋。他们于放达中有忧愤，在自觉独立的生命意识下，也有特殊的家国关照。

晋朝之人若非只学得皮毛，也不至于流离乱亡。

嵇康在这封绝交信中，曾说了他很多理由，我们且择取其中一段，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名士们爱的是什么。

我有七件事情不能忍受，两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不这样做。

第一，我很懒，喜欢睡懒觉，一旦做官，差役就会叫我起来。

第二，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走动，边走边唱，或者到郊外射鸟打鱼，做官后，就不能了。

第三，做官要端坐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有很多虱子，要不断挠痒，很不方便。再说还得穿官服，太讲究。

第四，我不喜欢写信，做官后公文信札一大堆，人间俗事一大堆，不应酬，就触犯礼教、礼仪，勉强应酬，我又做不来。

第五，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却对这事太重视，我这种行为会招人怨恨，被人中伤。我知道我的毛病，但本性难移，而且违背本性做事，我不愿意。做官后，我做不到像现在这样，既不被人骂，也不被人赞。

第六，我不喜欢俗人，一旦做官，就得天天跟他们一起，整天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看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我不爱看。

第七，我生性不耐烦，做官后公事杂务缠绕，世俗交往要浪费很多精力。

此外：

我经常要非难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圣人，要是做官后也这样，一定为世俗礼教所不容，但这是我第一件无论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我生性倔强，说话轻率直率，最恨坏人坏事，遇到看不惯的事就会发飙，这是我第二件无论如何不能不做的事。

综上所述，我做不得官，你作为朋友居然不了解我，非要让我出来做官，所以我就得跟你绝交。

名利不求，一切都在自由自在，随心适意，生活乐趣，这就是隐逸者向往的理想境界，他们的最爱。

魏晋间，就连懒散、不洗澡、浑身虱子，都是名士的标配，后来一代名相王猛的扪虱而谈，其实就来自这种遗风，而嵇康这类，就更有些极端。

嵇康之懒，却是到了一个月十五天不洗澡，不浑身痒不洗，为了睡懒觉，要小便非忍到无可再忍的地步的。

谈及魏晋间的虱子，人们常常说，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皮肤易伤，不得不宽袍大袖，不得不穿松软的旧衣，又长久不洗澡的缘故，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

服食五石散，本就为追求精神的逍遥与快感，而不洗澡、懒散之类，实则与其一致。我们就是要反礼仪，反人文，反世俗，抛弃一切刻意人为，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去做狂人、野人。抛弃一切人为，进“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以精神统御形体，甚至无形体，这正是庄子的思想。

嵇康难道真的懒？他的业余爱好之一，恰恰是打铁。他打，向秀拉风箱，两个大名士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一句“何所以来，何所以去”，就足以把显赫的钟会打发。

此外，嵇康最爱干的事，就是写写公号，发发微博，藏否人事，做在野派，反对党，这加起来，是何等惬意？

魏晋名士的崇尚自然适意，疏放简旷，已到了极端的地步，它代表的其实是尘浊与京华，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你想这样的一个嵇康，他怎肯妥协，怎肯出去做官？

但是大家既然都是放浪不羁的名士，为什么阮籍那些就可活着，而嵇康却不行呢？这首先自然是因为他太率直，太高傲，有两大不可不做，但真要细说，却又并不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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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从《易经》的生死顺逆无常，当有进有退以来，本来最大的特色就是“时中”、避世，像阮咸、刘伶那种，干脆就是对世事不闻不问，这一点，嵇康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光自己高洁，这在他绝对不行，他还见不得世俗污浊。他的任自然，其实还是刚性的一种任自然，他就因此成了名教、世俗的敌人，也成了政治的敌人。

阮籍也不可谓不真，但他是明智的。他虽然思想上反名教，行为也放浪不羁，但却从不议论政治，藏否人物。他是一面礼教岂为我辈所设，一面沉默，沉默，沉默，实在不行了，就哭，大哭。

他为邻家早逝的女子哭，也为驱车荒野，前面无路而哭。

他热爱一切生命，珍惜一切生命，惋惜一切生命，他其实也是为自己哭。

这世上其实并无一个理想世界，可以让他自由高洁地活着，所以阮籍的放达就只是一个表象，他的生命里弥漫着浓重的无奈与悲哀。

试想，同样放不下世界，同样在崇仰大人先生，反对伪饰、伪君子的阮籍，不但不激烈，还小心翼翼，连钟会都找不到他缝隙，而嵇康简直就是刚烈，他的反名教最终怎可能不变成与现有政权的对立，他的存在怎可能不成为名教伪饰的刺激，为政权和名教中人所不容？

杀嵇康，就是打击所有名士的对立情绪，警告所有反对势力，所以嵇康这样的人，就必须死。

另外，像山涛那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看不清形势决不行动，阮籍代表的是梦想，山涛代表的是妥协，大名士中只有他嵇康是率性而为，切实实行，这也让他活不得。

另外，三千太学生的集体求情，只有让钟会之言更加确切，让嵇康更加犯忌，更加必死。

嵇康本是可以有大鹏之逍遥的，至少可以如燕雀栖于一枝，但是他却偏偏不但要直面自己的人生，也要直面社会，直面矛盾，用自然之性，自然之情，自然之行去影响时代，这真是无奈。

一个老庄思想的发挥者，贯彻者而已，本身只是循着本性、自然而为，既无意去依附任何一方，也没想专门去针对谁，得罪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嵇康真正是因此而死。但是他也正因为此，就有了不同于一般名士，一般优游隐逸者的绝唱，黄钟大吕，永世不衰。

行刑之日，年仅四十岁的嵇康态度从容，他见时间还早，竟操琴在手，弹奏了一曲。这才是真正的窥破生死、自然之性，真正的生命高华。

广陵散从此绝矣！嵇康的生命定格于此，历史定格于此，中国文化史最光辉的一章掀开，但也“孔融死而士气衰，嵇康死而清议绝”，西晋之后，士人们于名教、自然，出世、入世间，打开了一条和中、实用的安全通道，只剩下圆通、荒唐、乱亡，再无真正的天真烂漫纯真。

西晋之后无嵇康，嵇康之后无广陵散。

毋庸置疑，嵇康的隐逸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一种清醒，一种决然，一种自然，一种高标，一种芳华，他的刚性也来自于此。但是大家尽管形式不同，却也不能不说，阮籍、阮咸、刘伶等的那种隐逸思想、生存方式，其实也来自生命觉醒、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现代的沈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是不得不，而后才有了某种类似于隐士的状态。他本身更没有将自己的活法，赋予隐士之类的意义。这一切都如他的大师之名，是好事者赠与的。

隐士并非人生的必然选择，这个时代更无这种刚需，这完全无可厚非，只是人们的这种呼唤，却明显道出，人们心中存在某种渴望，隐士们身上表现出的某种生存意象，具有永恒的意义。

最好的生命选择，不该是逼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很接近隐士状态的沈巍，以及我们这些在某个方面向往沈巍的人，该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取得生命平衡？我想，这应该也是沈巍大热的原因之一。

活着不易，人心都既想逃离，又想圆满，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沈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甚至答案。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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