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与郭沫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_风闻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何刚

    学术因相激而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是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争鸣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各种史学思潮、学派之间的竞进，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主张之间的论争。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继郭沫若之后，涌现出了包括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范文澜等在内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信仰相同而观点各异”，进行“相互间的刺激与鼓励”，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共同研究范式之下，不约而同地对郭沫若史学进行了坦诚热烈的学术批评。这场学术批评的发生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总的来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革命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生命活力的生动写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史分期讨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他们一方面开始思考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纠正此前在理论理解与运用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化”“教条化”。无可否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初在处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理论范畴时确有“机械主义”之弊，郭沫若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说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稍后继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评郭沫若“公式主义”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将唯物史观揭示的一般历史规律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形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侯外庐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中国古史的独特理解，加入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队伍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与郭沫问题的讨论就颇具代表性。 

                                        侯外庐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侯外庐正着手翻译《资本论》，无暇顾及古史研究和分期讨论。更主要的是，他当时“不肯放弃谨慎的态度。看了当时论战双方的文章，觉得郭老从中国古代的劳动手段而分析中国社会阶段之功绩，确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忘却了社会构成的生产方式，委实值得讨论。而群起攻击郭老的文章，则又都没有搔到痒处”，所以，“对于古史，亦以为稍缓从事，有益于己也有益于人”。因此在古史分期讨论的30年代，侯外庐并没有急于参加。及至40年代，侯外庐开展古史研究伊始就非常注重在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下探索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如他指出，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了公式主义的泥沼”，忽略了中国历史的“东方的特殊性”。    

    侯外庐于1943年1月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结论，而注重以中国历史事实为出发点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自序中明确提出了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三原则：“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作一个统一的研究”即“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可以看出，侯外庐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在他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研究的关键”，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古代变法的特殊途径、国民阶级在中国古代的难产和形成、氏族制在中国古代的残存意义以及土地国有的大生产制等问题，才会顺然地得出合理解释。    

    而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的经济行帮制和政治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则是现在的资本制度。按照这一演进规律，郭沫若开始了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自此以后，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古代社会性质分析和阶段划分。所以，“亚细亚的”问题往往成为古史分期争论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理论问题，可谓“研究的关键”。几十年后，侯外庐仍说：“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同志，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要去了解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真研究它。”所以，侯外庐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以此来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取得的理论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由于人们接受苏联、日本学者的见解或受其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此前的社会史论战中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侯外庐没有轻易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现成说法，而是根据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积累的深厚理论功底，进行了独立探索。他首先从界定“生产方式”这一基本理论范畴入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体现了古代东方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手段与集体氏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亚细亚古代”与“古典古代”是同一历史阶段（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路径，二者不存在顺序的先后，只是在文明发展路径上，各自走着特异的道路：古典的古代走的是家族——私产——国家，国家代替家族的“革命”道路；亚细亚古代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着家族，走的是“维新”道路。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总之，在侯外庐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经由氏族制发展而成的奴隶制，亦即氏族集团奴隶制。在古代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仍然保持着氏族组织，是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类型。侯外庐正是以此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发展进程及特殊规律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里仅举两例以示说明。    

    第一，正是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氏族公社的保存”和“土地私有制的缺乏”等因素，使侯外庐同郭沫若的最初研究一样，对殷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估计过低，认为殷代的主要生产部门仍然是畜牧业，奴隶劳动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到农业土地生产，其生产方式是“氏族共同体所有的畜牧生产手段与氏族成员主要的共同劳动力二者之间之结合关系”，殷代应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同样源于对氏族制残余的强调，侯外庐不仅将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往后推延，而且将奴隶制在西周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并认为奴隶制经过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方才结束。尽管如此，在西周社会性质的判断上，侯外庐与郭沫若“同属一派”，主张“西周奴隶论”。后来侯外庐也说：“四十年代，对周秦社会性质的论断，郭老和我大体是一致的。”    

    第二，侯外庐考察了“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他认为，这种亚细亚特性在中国古代“城市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鲜明体现。他说，古代的“城”“国”二字同义，筑城就是营国，“城市=国家”。在中国古代城市国家从殷末开始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邑”是国家成立的雏形，武王克商之前的作邑作邦、武王周公时代营国封国，是中国城市国家形成的两个步骤。而研究古代城市国家，又必然涉及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侯外庐认为，封疆之内为“国”（又叫作“都”），封疆之外的部分为“野”（其范围便是“四鄙”），这便是历史第一次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并形成了城市支配着农村的特殊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是通过依据而不是破坏氏族制度方才建立起来，也就是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缘故。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到见解，使他看到了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与“古典的古代”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作出了颇有新意的分析，并对郭沫若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公式化”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以为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要依据古代国家的一般规律……同时还要研究各个类型的特殊规律。郭氏的缺点之一，便是把西周和西洋的古典时代看作一样，没有一个字讨论周代国家成立的两个阶段。”                                        

                               

                                            郭沫若    

     除古史分期外，侯外庐和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讨论还集中在屈原研究上。针对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侯外庐曾说：“我完全懂得诗人郭沫若之一向爱诗人屈原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同时，他也“决定写一部古代思想史，作为古代社会史的姊妹篇，从而使历史和思想史相互一贯地自成体系。因看到郭沫若同志对于屈原思想的讨论，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推动了我写作的勇气”。所以，在阅读到郭沫若1941年12月21日在中华职业学校作的演讲《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后，侯外庐对郭沫若“提出了异议”，相继撰写了《屈原思想的秘密》《屈原思想渊原底先决问题》等文。    

    根据侯外庐后来的总结，他们对屈原的分歧，本质上源于各自对儒家思想的不同评价。郭沫若肯定儒家思想，认为当北方的奴隶解放运动和革命思想已经激荡到南方的时候，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怀有儒家思想，接受了奴隶解放的时代潮流，这让他在文学革命上真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彻底创立了一种体裁。但是，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以德政实现中国统一，其悲剧在于他的理想与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因而演出了殉道者的悲剧”。侯外庐则认为，屈原的理想“是在旧的奴隶社会所依据的氏族制度的废墟上，恢复美政”，他的诗在反映人民战乱痛苦和怨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旧时代的魂魄”的“追求召唤”。因此，“屈原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所以，二人辩论的关键点是，儒者屈原的理想“究竟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还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梦想”。   

    其实，可以看出，与其说郭沫若与侯外庐的分歧在于对儒者屈原的不同评价之上，不如往更深一层分析即可看到，二者分歧的根源正是他们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而对屈原所处的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析，即他们对屈原的研究同各自的古史研究紧密相连。这一时期二人在古史研究和分期上的主张大致是一致的，都主“西周奴隶论”，将东周的春秋战国视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转变的时期。侯外庐说：“关于中国周秦社会史的论断，我和郭先生虽然各有重点的注意，大体上是站在一边的。”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述有关中国奴隶社会形成路径的不同理解之上。此时的侯外庐注重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已经开始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然后“在亚细亚古代社会发展规律探明的前提下，对先秦诸子思想学说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实质，作出科学说明”。侯外庐明确指出，发掘屈原的思想秘密“涉及中国古典社会的一般性问题”，即“它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殊性问题”。所以，虽然他同意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变时期，但同时指出郭沫若忽视了这种转变因为“活的社会发展之不足”和“死的古旧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氏族制的残余）所束缚的奴隶制”而导致的“长期间新时代的难产性”。   

    对于“亚细亚古代”与“古典古代”的理论区分，郭沫若是反对的，他相信人类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共同规律，视“亚细亚”为“原始公社式的”。即使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在承认各个民族也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同时仍强调：“尽管那样，一般的规律总是不能含混的”，“我们今天既承认了马克思学说是真理，社会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我们中国就不能要求例外”，“假使经过仔细周到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那便可能是马克思学说有欠妥当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说吗？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是说马克思学说是教条，不敢违背吗？不是，而是我们的研究根本就还不仔细，不周到”。当然，此时的郭沫若似乎没有注意到侯外庐屈原研究背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对侯外庐的批评主要不是有关“亚细亚的”理解以及整个社会史问题，而是认为侯外庐不该用“现代的观点”，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斥之为反动：“我们不可以拿我们现在二十世纪的现代的眼光去看，要辩证地从历史的发展上去看。不能说在现代这些思想有一部分是落后了，而公式地断定这些思想本质地便是反动的。”在这里，郭沫若显然把侯外庐当成新史学阵营中的“机械公式化”倾向加以批判，而没有意识到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的意图。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原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对郭沫若史学的评论》，作者何刚为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