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价格矛盾是食安问题爆发根源，一味大刑伺候不可取_风闻

中国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信心和政府公信力，而且多次国家重拳出击打击造假，还是屡禁不绝，虽然制造毒牛奶和地沟油的罪魁祸首，最终都得到了死刑判决，三鹿奶粉董事长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并处理的还有很多高管和官员，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么重手的处理，出手不可谓不重，但是这并没有起到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作用。

2009年1月21日，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奶农张玉军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认定被告人耿金平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判处死刑。

三鹿奶粉董事长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很多高管和官员一并处分

我认为应该从更根本的问题去解决，理清经济关系，从根源出手才行，治理洪水，靠堵是堵不住的，或者说堵的成本很高，最好的办法，还是疏导。有人认为加强监管就能杜绝这类事情，这基本上是幻觉，造假是一种群众智慧，现在比三聚氰胺加牛奶更加先进的造假方法层出不穷，你怎么去监管，基本上任何一种造假手段只有在产生严重后果之后才会有政府来关心一下。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道德败坏，所以总是作假，但这类道德说教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你即使能够证明中国人确实道德败坏，那你打算怎么去解决呢？

中国的所有造假食品，垃圾食品都是从90年代开始的，当时正好处于价格闯关物价飞涨的时候，政府和老百姓的压力都非常大，那么降低物价最好的办法就是造假，注水肉，垃圾食品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造假食品本质跟社会发展有一定关系，当物价飞涨，牛肉涨价一倍，你还要用以前的价格买牛肉，那就只有造假了。

价格闯关物价飞涨是一代人记忆

我们以三鹿奶粉为例看看里面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在食品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检查蛋白质的含量，业界常常使用“凯氏定氮法”来间接测量，这是通过检测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如果食品中的氮含量越高，那么检测出来蛋白质含量也会越高，好在这个蛋白精的氮含量极高，因此只要添加一点点，立刻可以大幅度提高蛋白质含量，与此同时，再往食品中掺水，检测仪器就被顺利蒙蔽了。换句话说，蛋白精是为了掩盖牛奶掺水用的。

就有些不法分子动起了歪脑筋，他们发现现有的仪器设备很难检测蛋白精，不是说不能检测，而是说检测的成本比较高。很快，蛋白精这东西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了，即使是现在，你去阿里巴巴网站上搜索一下，你还能发现很多卖家呢。

有人说这个蛋白精是三鹿掺入的，而三鹿说这个东西是奶农掺入的，其实原因要复杂得多。即使是三鹿干的，也不能证明奶农没干，即使是奶农干的，也不能因此证明三鹿没干。真实情况是，蛋白精这东西在中国食品加工业中消耗量极大，有些厂家的起订量就是好几吨，我相信本文的读者很有可能也吃过含有三聚氰胺的食品，但为什么看起来没啥事呢？这是因为摄入量通常较少，成年人不像婴儿那样只吃奶粉，而且成年人抵抗力更强一些，不那么容易结石。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原来“结石儿”和“大头娃”其实是一回事，前者用工业废料冒充蛋白质，而后者是干脆不含蛋白质，为什么这些人就和蛋白质过不去呢？道理很简单，消费者太穷，使得他们无法接受高价货，例如大头娃吃的毒奶粉只有8块多一包，而结石儿吃的奶粉也只有18块一包，按照八公斤牛奶生产一公斤奶粉的规则，一公斤牛奶都在2元多这样生产下来成本都不止这点，如果不做假还怎么赚钱。

而今天我们超市的奶粉，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的价格。为了保证奶粉安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安全是安全了，但是几百元奶粉对几千元工资的家庭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如果处处都这么去处理那我们的社会成本会高得多。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去认识问题，而唯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毒奶粉的本质是农村消费者太穷了，因此他们只能接受8-18块钱的奶粉，这结果就是留给生产商的利润太微薄，使得生产商只能向供应商压价，而随着农产品和石油价格的普遍上涨，供应商的成本越来越高，一边是成本水涨船高，一边是客户拼命压价，在这种情况下，谁不作假谁就是傻子或者说不做假就只能亏钱。更何况这些小供应商本就是家庭式作坊，根本也没有品牌可言，他们要作假是毫无顾忌的。有趣的是，这些小供应商通常也是农民，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太低，使得他们没能力消费，没能力消费又使得其他农民的收入太低，只得靠作假来提高收入，如此恶性循环。

为什么蛋白精主要是中国人在用，美国人几乎不用呢？那是因为中国的食品价格被故意限制，中国人极端恐惧CPI，看到这东西上涨就如见到洪水猛兽一般，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限制食品价格上涨。政府完全可以限制一碗牛肉面不能超过4块钱，但你就别指望碗里还能有多少牛肉给你吃了，即使你真吃到了牛肉，说不定这只是“牛肉精”罢了。现在很多地方10元钱的牛肉面已经很难见到多少牛肉了。。

中国的农民不仅补贴城里人，还在补贴全世界，而且他们还要承担0708年暴涨的油价和化肥价格，一旦有些人呼吁说要提高粮价给农民实际的好处，立刻有人站出来反对说：即使提高粮价，农民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所以还不如不提高。由此看来，所谓的城里人以及城里人的媒体是多么的虚伪，他们常常口口声声要帮助农民，可一说到要提高粮价，立刻觉得自己的奶酪被人动了，马上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然后想出各种办法来证明即使提高粮价，农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别忘了，韩国日本的农民收入相对高，那是城里人吃10元一斤的大米，100元一颗的蔬菜换来的。

城里人当然可以这么想，但他们吃的是什么就由不得自己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莫名其妙去吃这种和食品毫无关系的工业原料，可悲吗？

人们只说农民作假坏，他们不知道农民多悲惨！现在农民好过一点全靠在城里卖血、卖汗、卖命、卖身，却挣着最低的工资，干城里人最不想干的活；而城里人呆在电梯大厦里，吹着空调，坐着椅子、喝着茶、玩着电脑、看着报纸、写写文章，做着最轻松的工作，一个月挣上千的工资，欺负和歧视着民工；许多官员表面都是君子、嘴里讲的都是党的政策和爱国爱民的大话、肚子里想的都是利用党的政策整钱；国家政策要保护农业，限制粮价，保护市民，其实是盘剥农民阶级，破坏农业经济；试乡：如果农业经济不被人为限制，粮食涨价，种粮能赚钱，农民都愿回乡种地，城里人勤劳一点，自已照顾自己，不依靠民工，多花点钱买米，少花点钱奢侈糜烂、谁还会昧着良心弄虚作假，害人害己？

三鹿之所以能够在当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母亲可以连续喂奶好几年，而现在她们都要外出挣钱，可能生完孩子没几个月，她们就见不到孩子了。这可不是因为他的母亲如此狠心，实在是因为在家种田根本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放着好好的母乳不吃或少吃，转而跑去吃毒奶粉。

这个奶粉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损失，至少是每年千亿级别的。现在中国进口奶粉几百元一罐，每个家长都会孩子多付出了几百元，如果有国产的，会节省很多钱。中国现在每年进口奶粉超过一百万吨，就算最便宜的，一公斤10美元，那也是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而这些钱如果是在国内，会带来多少就业？解决多少农民的生计？带来多少税收？

中国有很多人的想法都很奇怪，例如，出了什么事情之后他们通常不会花时间去考虑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而是立刻跳出来要揪出负责人员，在这个过程人大家互相扯皮、推脱、踢皮球。我想说的是，要找罪犯或者替罪羊都很容易，但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傻办法，聪明办法是理清其中的经济关系，看看是否有可能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成都七中的事情，本质也是“公益性"食堂主导的低价和承包方的质量的矛盾。

地沟油的事情，本质也是低价油低价食品和生产方质量的矛盾。

导游强迫游客消费导致的矛盾，本质是低价团费和自然的旅游的质量品质的矛盾。

四川当年的地震灾区的豆腐渣工程其实也是当年搞教育设施升级，进行普九的基础设施升级，非要地方政府出钱“再穷不能穷教育”。结果投入的成本一省再省，导致建筑的标准非常低下，新修的教学楼质量都非常差，地震一来基本全部倒了，大量孩子死于劣质建筑。但是本质来说这些建筑只是质量差而已，并非不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地震来了悲剧就这么发生了，这个本质还是价格和质量的天生矛盾。

灾区的低质量建筑

这样的闹法造成几个非常不好的后果，是难以解决的矛盾：

1，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极度下降，不断的出现劣质产品损害中国商品的国际形象，政府形象。每次出事都是质量低下，商人利欲熏心，政府监管不力。

2，每次出手都是惩罚商人，处理相关官员。官员和商人本质只是这个矛盾下的一个必然的牺牲品，处分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像曹操军队里没粮食了，就把粮官当贪污犯给杀了。虽然平息了民愤，但是实际问题没有解决。

一日曹操军队后勤供应接济不上，断粮了。粮官王垕跑来问：“兵多粮少，该怎么办？”曹操说，改用小碗分粮。很快士兵发现食物少了，怨声载道。于是曹操把粮官王垕找来说：“我要借你一样东西，以压众怒，你不要吝啬。我要借你的脑袋一用。”王垕大惊！曹操说：“我知道你无罪，但要是不杀你，下面人心不稳。”于是粮官被砍头，曹操写了一张榜文：“王垕贪污公粮，中饱私囊，现在已被查获，按军法处置。”于是众怨始解。

3，基层官员因为害怕这种根本无法管理的事情导致自己仕途受损，只有懒政当神仙。 这样闹下去迟早基层官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就不想管事了，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结果就出现一大批戈巴乔夫这样的，表面完美，没有瑕疵的干部。就比如三鹿奶粉成都七中食品这种事情，官员根本不可能一一的去核查他们的食品是否合格，或者说核查成本会非常高，出事了就一把抓处分，这样官员只能自求多福，根本没法去管，不懒政怎么办？

我认为目前应该做到的是，食品该涨价的就要涨价，可以相对的给贫穷人士一些对应的补贴。商人有了利润空间才能有动力提高食品质量，或者说至少不让商人亏本，即使有利欲熏心的人，那也是少数，这样总比一个个的去监管每个批次的产品来的要更节省成本。那种用低价强制商家不涨价，最终导致逼良为娼的行为不能再来了。

第二，政府官员对于具体的每个食品的质量只有监管责任，没有直接责任，不要再来搞什么出了事情就处罚官员，官员根本不可能负责每个食品的生产过程，这是强人所难。

第三，堵不如疏，你要处处都堵这个食品造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年反复发生的食品造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家可以适当拿出一定补贴，给商家和老百姓互相补贴，老百姓接受涨价，商家保证不乱来。商家没有了造假的动力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矛盾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我们的社会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需要追求廉价而应该真正去提高生活品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