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元 | 乡村建设、社会改造与“革命青年”_风闻

编者按

叶紫在《丰收》中关于政党政治和农运记忆的两组细节描写，隐秘地表达出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1927年写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将论述重心转向了“阶级”。在上世纪30年代政党政治博弈过程的“大转型”，触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促使中共在实践层面转向了土地改革。伴随着农村的日益凋敝，社会改造的要求愈益高涨，但乡建学派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共产党人这里，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上世纪30年代新的政治想象中，通过“青年”的意象折射出创立新世界的主体表达，也为其后中共的政治实践与建国诉求埋设下了历史印迹。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转载自“文艺批评”公众号，特此致谢！

乡村建设、社会改造与“革命青年”

——从《丰收》中的两组细节看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

熊庆元

《丰收》是叶紫的成名作，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丰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为文学史家所熟知。在现今关于“丰灾”小说的研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着力于讨论《春蚕》、《丰收》和《多收了三五斗》之间的异同，然而对《丰收》所做的单独研究似乎还很薄弱。就这些研究本身来说，其中不少也是仅仅停留于讨论“丰灾”小说“反帝反封建”的题旨，真正深入的研究工作似乎仍有待展开。在我看来，《丰收》虽是“丰灾”小说的代表作品，但它具有迥异于《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等其他“丰灾”小说的特质。“丰灾”小说大多集中表现了因其时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欧美农产品在中国的削价倾销，使得中国的农作物生产过剩，加之封建买办的恶意压价，造成丰收成灾的故事。这在《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中均体现得极为鲜明。然而，造成《丰收》中“丰收成灾”的成因则更多来自于国内农村内部的凋敝与萧条。《丰收》的故事发生在湖南，适值其时战争与国民政府弊政等客观因素造成了农村自身的革命状态，这与《春蚕》等描写杭嘉湖地区“抢米屯”的事件虽有关联，却并非完全源出同一逻辑。因此，本文拟从《丰收》这一文本着手，通过讨论其中的两组细节描写来讨论具有“转型”意义的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

 

叶紫《丰收》

政党政治与农运记忆：

《丰收》中的两组细节

 由于始自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量洋货疯狂涌入中国市场，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瘫痪，农村面临破产。1931年至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战争之后，社会动乱加剧，经济日益萧条。从其时国内的环境来看，国民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8月到1930年间，国民党的新旧军阀发动了数次内战，战火不断，殃及十余省，共计死伤者逾30万。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高利贷者则与奸商勾结对农村进行残酷剥削。另外，其时连年的大饥荒也加快了农村走向破败的速度[1]。上世纪30年代初，《申报》曾对农村凋敝的惨象做过描述：“草根树皮、橡子野菜、油渣、石麯等罗掘殆尽”（《申报》，1930年1月9日），“遍地灾民载道，死亡日增，遗弃儿童，侹瘠待毙，甚至人相屠食，惨不忍睹”[2]。这构成了“丰灾”小说创作的极为突出的现实背景：无论是《春蚕》讲述因“洋纱、洋布、洋油”对农村经济的侵蚀，加之政府重税，“丝厂都关门”，丰收的蚕茧滞销引致农民无奈遭受盘剥的故事；《丰收》表现何八爷所代表的地方乡绅的高利贷盘剥，政府各类的捐、费与市场的残酷带给农民的伤害；还是《多收了三五斗》对“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代表的帝国主义和米行先生、局子、中央银行代表的封建势力之双重压迫的抨击，都成为讨论“丰灾”小说无法规避的、固有的论述模式。然而，这样的思考与表述遮蔽了一些更为潜隐但却非常重要的要素，这在叶紫的小说《丰收》中体现得较为鲜明。

茅盾著《春蚕》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在《丰收》中，叶紫设置了两组饶有兴味却隐而不彰的细节。

一组是云普叔凌晨天未亮喊立秋起来劳作时，父子的一段对话和小说第六部分云普叔与保甲先生[3]的对话。曹云普喊儿子立秋晨起劳作，立秋还未睡醒：

“见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的！”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还没有光，心中老大不高兴。    

 “狗杂种！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来，你还不服气吧！妈妈的！”    

 “起来！起来！不知道黑夜里爬起来做些什么事？拚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     

 “你这懒精！谁作人家的奴隶？”     

  “不是吗？打禾下来，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捞什子？”     

 “鬼话！妈妈的，难道会有一批强盗来抢去你的吗？你这个咬烂鸡巴横嚼的杂种！你近来专在外面抛尸，家中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只晓得发懒筋，你变了！狗东西！人家都说你专和癫老大他们在一起鬼混！你一定变做了什么××党！……”[4]

小说第六部分结尾处，保甲先生受团防局长差派，向云普叔收捐：

“云普叔，你今年缴八块四角钱的团防捐税啦！局里已经来了公事。”

 “怎么有这样多呢？甲老爷！”

“两年一道收的！去年你缴没有缴过？”

 “啊！我慢慢地给你送来。”  

 “还有救国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  

 “这！又是什么名目呢？甲，甲老爷！”    

 “咄！你这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东洋鬼子打到北京来了，你还在鼓里困。这钱是拿去买枪炮来救国打共匪的呀！”    

“啊呀！……晓得，晓得了！我，我，我送来。”

 对这两段对话的解读，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后者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立秋所谓的“拚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和“打禾下来，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捞什子？”在保甲先生向曹云普征收“救国捐”、“剿共捐”等团防捐税时得到了印证（虽然云普叔当时并未意识到），然而这不过只是简单地复述了作品“反封建”的题旨；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在于另一方面，即“××党”与“剿共捐”、“救国打共匪”之间的交叉、重叠与对立。一则“丰收成灾”的故事，一个经济事件为何以政党为中介，换言之，政党政治在上世纪30年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叛变，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其首先在文学界促生了“革命文学”的论争，随后，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爆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国共两党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分化与分离，随着革命进入低潮，转入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夺，这也就意味着，上文提及的这些论争事实上享有共同的历史理性。因此，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的生成最初便是起源于政党政治内在的运作机制。《丰收》中的这一组细节安排，“××党”与“剿共捐”、“救国打共匪”之间的交叉、重叠与对立，极为清晰而又鲜明地折射出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所共享的时代前提，上引两段对话的并置，则极为尖锐地呈现出立秋、云普叔和保甲先生所分有的空间与历史的错位。这种错位普遍存在于“丰灾”小说不同的人物序列里，在《春蚕》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老通宝和无锡茧厂的收蚕人，《多收了三五斗》中缺乏明确的阿多和立秋形象，其处于潜流之中，但显见“旧毡帽朋友”和米行老板的对立。也就是说，这三类人物形象所代表的上世纪30年代不同的群体之间不能同时享有均质和同等的空间与历史。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具体的历史实践，对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产生了新的界定和新的要求。国民革命发生于1924年，最初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以政治革命为其初衷。然而，毛泽东在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5]，这里体现出的恰恰是贫农革命思想，使革命的阵地转回广大的中国乡村社会内部，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消除剥削为主。“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政治革命开始，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其矛头对准的是地方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6]。国民革命最终的结果，使“各被压迫阶级觉醒了，社会被极大地动员起来。像农会及其他组织，搅动了沉睡千年的农村，地主武装瓦解，封建宗法制度土崩，封建文化被革命文化所取代，传统的农民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做主人的征程”[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超越于政党政治之上的阶级话语被提了出来？

政党政治在社会变革的强烈要求下，逐渐被阶级话语所替代，阶级——成为撬动乡村经济结构变更的直接推力，它要赋予农村这一空间以新的结构，借助历史的“知识”，在乡村空间上构造“知识”。因此，这一对空间“知识”的诉求，便以一种更形历史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形成了《丰收》中的第二组细节设置:三处对农民会的历史回忆。

第一处是小说第三部分立秋独自一人锄地时回忆往事：

他拖着锄头，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象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

……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

 第二处是和高鼻子大爹、二癞子等人的对话：

“是的呀！天是不会去责罚他们的，要责罚他们这班杂种，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来！”

“怎样靠自己呢？立秋，你这话里倒有些玩艺儿，说出来大家听听看！”

“什么玩艺儿不玩艺儿，我的道理就在这里；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纳给他们这些狗杂种的什么捞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给他们还去！那时候，他还有什么道理来向我们要呢？”

“小孩子话！田是他家的呀！”二癞子装着教训他的神气。

“他家的？他为什么有田不自己种呢？他的田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大家替他做出来的吗？二癞子你真蠢啊！你以为这些日真是他的吗？”

“那么，是哪个的呢？”

“你的，我的！谁种了就是谁的！”

“哈哈！立秋！你这完全是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说法。你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农民会你说不好吗？”

“好，杀你的头！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齐心，你没有看见江西吗？”

“齐心！你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哈哈！……”

高鼻子大爹，还有二癞子、壳壳头、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说一阵之后，都相信了立秋的话儿不错。民国十六年的农民会的确是好的……

第三处出现在文末：

模糊中云普叔象做了一场大梦。他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里。勉强地展开着眼睛，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很迟疑地说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愿天老爷保佑他们！”

 这三处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在叙事的层面来看，构成了小说情节的自然延展，它从最初唤醒立秋，到影响村中的普通农民，再到最后挑战其对立者云普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环节；从思想诉求的层面看，这一对“农民会”不断的间接重复，事实上不断强化了作者诉诸乡村变革，通过剿灭小农经济与破除依靠个人奋斗发家的幻象来彻底变更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的政治伦理。这一对历史的回望，就此变成了“记忆的政治学”，它在指向一个“曾经存在”的美好现实中开启了对未来的想象与寄托，并且这种想象与寄托是依托乡村这一空间所展开的历史构建，它既带有鲜明的乌托邦气质，同时又隐喻着某种“知识”形态，以此与其时农村的残败景象发生联系，从而使其乌托邦的气质得到缓冲。在小说中提到的农运会发生在民国十六年，也即1927年，适值国民革命行将结束之时，其时国民党内的激进一翼（如沈玄庐等人，当时也有中共党人）曾发起过工农运动。国民革命由原本的政治革命转而成为社会革命，注重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使得政党的行为直接深入基层政权的改造。此后，聚集在上海的知识人酝酿出的“革命文学”这一口号，也带有更多的政治意味。“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围绕“文学”、“革命”、“阶级”以及其间关系的各种理论、新名词甚是丰富，鲁迅后来批评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8]。不过，这却清晰地表明其时的中国对新政治——即新理论与新知识——的强烈渴求，也即对创造新世界的切慕，它企图面对与解释这一已经到来的“大转型”的30年代。 

乡建、青年与土地革命：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转型”

 上世纪30年代，随着乡村的破产与日益凋敝，许多农民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使得近代以来因殖民掠夺而产生的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仍然坚挺地竖立着。继此前《子夜》的发表之后，茅盾在此时转向了“农村三部曲”创作。茅盾这一创作的转向可谓带有鲜明的社会史意义。1931年至1933年间，茅盾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从都市到乡镇再到农村，“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茅盾：《〈子夜〉后记》）。据孔令仁对193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调查，中国城市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子夜》中所反映的赵、吴冲突及其最终的命运，都成为当时城市经济萧索之现实的真实写照[9]。然而，农村的情况更糟糕。依据恩格尔定律，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59%以上属贫困，介于50%~59%的家庭仅可勉强度日。从孙本文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中所提供的资料来看，中国农户在当时一年的生活费支出中，平均用于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竟高达59.9%，河南最高，开封76.7%，新郑75.1%，安徽最低，来安县的比例仅为48.7%。另外，193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曾对江、浙、陕等省份的农村做过调查，发现其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情况严重。不事劳作的地主仅占农村总户的2.3%，然而其每户的平均拥地竟高达132.9亩，拥地所占比例为26.8%，而占64.7%的贫雇农，每户的平均拥地仅占4.6亩，所占百分比仅为26.3%。地主家庭人均拥地达19.6亩，是农户家庭人均拥地的20倍。[10]农村的这一惨境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金融救济，同时也产生了乡村建设热潮，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相伴而生。

事实上，文学界“丰灾”小说、农村灾难题材的产生和涌现，知识界和思想界对中国社会的关注与社会性质讨论的发生，社会学界乡村建设学派的形成与社会改良实验的开展，以及始自江西的中共土地革命等，构成了上世纪30年代鲜明的“历史地貌”。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晏阳初就曾慨叹，十多年来，从未曾像30年代这样集中关注过农村。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在根本上是人的问题，并进而提出了中国人身上“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对此，晏氏与平教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要实施平民教育，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这四大教育对农民进行“再社会化”；梁漱溟则由对法制、礼俗等文化的讨论介入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分析。他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开篇就讨论了乡村建设发生的缘由。在他看来，乡村建设的产生，一则“起于乡村的救济”，一则“起于乡村的自救”。他认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已经崩溃，构建新组织需要从乡村着手，中国只能走从乡村引发工业，以农村为本而繁荣城市的道路，他的解决之道是知识分子与乡民合作的合作主义思路：“中国问题的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者一条道了”[11]。然而，乡村建设的结果却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后来，经济学家孙冶方对乡建运动的失败有直接的批评：“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的实际工作是从哪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12]。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晏、梁虽同为乡建派，但二人理论的出处及其背后倚重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就二人在上世纪30年代之后的命运来看，晏阳初更亲国民党，建国后移居台湾，不过后来与蒋也有过摩擦；而梁漱溟与共产党走得更近，不过他的思想却并不倾向于国共两党中的任何一个，这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调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晏、梁二人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都曾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国民党的“农村复兴运动”，与当时的政府有过交集。而其后二者产生的分野，一定程度上也与政党政治在上世纪30年代具体语境中的进程有关。随着国民党在30年代整个结构不断趋于上层化，其基层几被架空，多由共产党参与其间活动，由此，政党政治的进展理路逐渐被阶级话语所取代。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在这一过程中，发端于其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需要被加以关注，其与政党政治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社会”在这时如何取代“政治”成为学者们集中讨论的话题？事实上，参与这次论战的论辩双方，一方面与政党政治密切相关，持异议者多为不同党派的人士，比如持论现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是国民党人，主要是以国民党官僚为主的“新生命派”和以汪精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另一方则主要是以中共党人为主的“新思潮派”，认为现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内也产生了分歧，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少数共产党人也持论现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因此，政党政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时，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为此后阶级话语的生成与展开、左翼化的形成以及土地革命的产生与历史演进隐伏下了历史的线索。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曾在其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阵见血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种根本性的变动就是土地革命。后来，梁漱溟在参加完建国初期的土改以后，也开始逐渐认识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焕发出来的革命激情。这里，毛泽东提到的“国民革命”和“大的农村变动”之间的关系需要细加考察。从毛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土地革命仿佛是国民革命后政党政治博弈过程中的衍生产物。通过上文孙本文先生提供的上世纪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土地问题根本在于农村封建地主的统治，要改变既存的土地占有与分配关系，就必须推翻封建地主的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其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还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许多的地主本身是国民党的官吏，而许多国民党的官吏又会成为新兴的封建地主。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改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便无法完成。阶级话语恰恰是在这样的历史间隙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于是，革命便从变更既有的农村土地的经济关系开始。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

那么，《丰收》在此时出现上文中提到的这两组细节也就不难理解了。就作家而言，叶紫从小成长于农村，擅于各种农活，双亲都是农民，父亲与姐姐还是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员。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常是他家乡农民与他自身经历的反映。在鲁迅看来，《丰收》“尽了时代的任务”。事实上，在作为《春蚕》故事后续的《秋收》与《残冬》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与《丰收》中土地革命类似的表达，多多头和立秋们对“抢米囤”式的土地革命同样有着强烈的愿望。不过，这在老通宝和云普叔们看来，是“忤逆”。《秋收》中对老通宝的一段描写颇有深意：

太阳晒到他头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阳，他也不觉得热，他只把从祖父到父亲口传下来的“长毛”故事，颠倒地乱想。他又想到自身亲眼见过的光绪初年间全县乡下人大规模的“闹漕”，立刻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贯的推论于是就得到了：“造反有好处，‘长毛’应该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么?”[13]

 在老通宝看来，多多头等人“抢米囤”的行为就同当年“长毛造反”一样，都是造反，都是“忤逆”。他想着自己“光荣的过去”、陶醉于“驯良思想”的理由就是“造反有好处，‘长毛’应该老早就得了天下”，小农思想与个体式勤劳发家的愿望深深地联结在传统封建思想上，这一思想也是由旧有的土地关系所形成的，因此，老通宝和云普叔们没有能力区分出多多头和立秋正在进行的“抢米囤”和“打土豪、分田地”的行为与太平天国之乱的区别。他们宁可求神拜佛、相信大蒜头的卜算和菩萨的灵验，尽管他们也一直意识到“现在的世界是越来越坏了”，尽管老通宝“觉得自己一病以后，世界当真变了!而这一‘变’，在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并且幻想还是极强的他，想起来总是害怕!”（《秋收》）事实上，茅盾在这一段描写中隐秘地表达出五四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其所指向的题旨就变成论证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内容的土地革命，在其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由此，《丰收》、《秋收》和《残冬》这样的“丰灾”小说中事实上就产生了“两个世界”的叙事以及父子间代际冲突的叙事，前者指向空间意象，后者指向时间意象。从父子冲突来说，作为子一代的立秋、多多头，在越来越坏的“现在的世界”的尽头，他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是穷人的”（《丰收》）；从“两个世界”的叙事来看，云普叔的重病，老通宝的死亡交代的就是建立在旧式农村生产关系之上的小农思想和封建残余终会积重难返，驾鹤西去。因此，在毛泽东上世纪30年代强调土地革命重要性的时候，“青年”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凸显出来。在同时期其他的一些文学文本中，我们也可看到清晰而强烈地关于青年与中国革命的叙事，比如，艾芜写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松岭上》一文，最初发表时使用的篇名是《松岭的老人》，后来他将“老人”二字去掉。在这篇小说的最后，作者写道：“我终于还是硬着心肠走了……因为我以为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身上的”[14]。从中我们似乎也不难猜测，在艾芜的写作倾向中，试图凸显“青年”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15]，在“青年”这一修辞背后，“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这一主体性，即指涉‘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同时更是‘革命’和‘国家’的文学隐喻，因此，这一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是政治的诉求，也因此，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16]。从上世纪30年代大量的文学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革命青年”形象的出现，都指向了对新世界之创生的想往，也即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和想象。这一“未来的许诺”来自于强烈的建国诉求，从上文提到的“救国打共匪”这一极富戏剧性的短语中，我们不难深入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语法”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与博弈被下意识地联系于“救国”这一语词之上，同样的，对于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党人来讲，阶级政治的最终目标也是建国（state-building）诉求。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毛泽东此期具体的实践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民粹主义式“以农立国”的思想与中国革命“以工立国”的价值预设之间盘根交错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组织形式与政治诉求如何引致后来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问题，这是对以《丰收》为代表的“丰灾”小说及其时相关文学创作进行的历史考察抛给我们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却不是以之为杠杆就可以轻易撬动的。

艾芜著《南行记》

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结语

 在以往对《丰收》及“丰灾”小说所做的考察中，我们或许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从上文的梳理和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对《丰收》两组细节的细读，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30年代文学创作迅速地转向左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蛛丝马迹，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的历史进程互为叠合，一并开启着我们探入其历史的褶皱，考辩其内在的机理的强烈渴望。一方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考察影响着我们对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许多的线索都遗留在那些或厚重或稚嫩的历史文本之中；另一方面，这些历史文本同时又开启着我们对当下的体认和理解。诸如阶级政治和建国诉求之间的关系，虽然仿佛已经是一个湮灭于历史深处的问题，但是其一直贯穿于建国后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层脉络之中，农民、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还颇为暧昧不辨，然而，它也同样延续在中国的当代历史逻辑深处，有着冲突、缠绕、各种复杂的内在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理解30年代，或许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