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言秦是岳非——读吕思勉之合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札记_风闻

胡言秦是岳非

——读吕思勉之合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札记

1.题记

佛陀说：胡言即非胡言，是故名曰胡言。胡言说：秦是岳非即非秦是岳非，是故名曰秦是岳非。

2.缘起

吕思勉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历史学人，当然也经历了新中国的岁月洗礼。《合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大概是其1923年写的，正值史学派里疑古盛行、翻案成风的年月。故有此文，并不稀奇。

再者，历史上，秦桧和岳飞的公案是如此之出名而定见又是如此之坚固牢靠，因此，如果翻案成功，对于当时年轻气盛的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件功成名就的荣耀事情。况且，民国中期新老军阀混战，一地鸡毛令箭，在人民头上擅作威福，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多大程度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损害和威胁，如此想来，当时的人民大众该会多么渴望能有一位超众者，起来登高指呼，谈笑折俎间，大小军阀灰飞烟灭，各类外患消弭无形。四方来贺，虽不至于，但起码能于风雨飘摇的间隙，喘上几口粗气，定神定身休养生息一会儿也好。

所以，他考诸史林，剔除历代后人加赋的情感、期望和想象层累，指摘罗列有关证据材料后，得出秦是岳非的结论，实属于自然。

3.是非

排除情感和价值因素，我只能说，《合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毕竟是秦桧的议和，让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偏居一隅成了一种可能或者现实。虽然议和更有利于北金王朝静下心来，消化一下鲸吞的利益和整合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于力有未逮、且时时面对更多内忧外患的赵构来说，也同样是所谓的理性最优选择。况且，宋朝立国初时，鉴于唐时藩镇之祸，而采取的崇文抑武、內强外弱的治理路径依赖，对赵构决策议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

因此，从忠诚的角度来说，秦桧以赵构的利益和旨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且有制度和政策依据，故其推行和议与剪除所谓的军阀政策，并非丝毫没有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推行实施，确实让局势很快稳定了下来。

相反，南宋中后期几次不成熟的北伐总是导致赢得仓皇北顾的战果。特别是后期贪利和复仇的情绪主导下，又重复引虎拒狼的策略而导致最终亡国，似乎更是反衬了秦桧议和及不轻易启衅，甚至匍匐外交政策的英明。

反观岳飞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容小觑，但总的来说，也许防御有余而进攻不足。抵抗北金的侵略，也许是因为自身战力特点，以及加上地利与人和的因素，能够有些余力。但反过来说，收复失地、千里馈粮，兵锋所指和后勤保障未必就能适应北方的战斗形势。就算还有北方沦陷区执盼王师的人和因素，但总的来说，由于长期以来文人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过程中形成的身份优越感和道德洁癖导致其军政吸纳、包容和整合能力不足的原因，这点人和因素，在危急存亡、人心动荡、人至察则无徒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让人心存疑虑。也许，这也是郭药师、张柔及其子张弘范等北方汉人豪强将帅终不能为其所用、反而成其所害的重要原因。

总体上说，从北宋到南宋，单纯从军事技术优势角度来说，北方骑兵对于南方的步卒、水兵，还占有一定的机动优势，所以对于岳飞来说，其“直捣黄龙、迎还二圣”的战略目标，确实有些落落难合。而且，由于一线军事指挥者和高居庙堂的统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岳飞自身言行所传递的被有心者负面解读的信息，致使最高统治者非但对此目标不予认同，反而由于不甚切合实际和自身利益，以及对其可能包藏的祸心的误解，进而对其丧失了信任乃至产生了猜忌。这对于手握兵权或者对军队有重大影响力的封建功臣来说，绝对是致命的风险。尤其对于屡遭惊险而生理失能、心理敏感的君王来说，在内心里种下的恐惧其谋反作乱的种子，也许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毕竟还有不算旧事的苗柳兵变，这一前车之鉴。要知道，自古以来，君不安、臣难安。封建君王向来喜欢追求无限的绝对安全。所以，最终莫须有的罪名虽然下作，但也属必然。

4.经济

由于不断倡导与教化的缘故，忠君爱国的价值历来高昂且神圣。但这也导致封建君王用谋反和卖国的道德罪名给人定罪，也相对经济且易行。因为君王的无限恐惧，所以向来宁可枉杀千人、也不愿一人漏网。而对于有过分多反叛先例可供借鉴和防备的君王来说，尤其是宋太祖背义不忠、欺人孤儿寡母而成功篡国的反面典型在前，岳飞反叛虽然有违其一贯的忠诚表现，但未必没有可能性。宋朝皇帝让人编纂的《资治通鉴》上不是也特意提到了巨奸王莽不也有谦恭的时候吗？所以，从稳定局势、迅速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来说，赵构和秦桧如此行使其无限防卫权，最是经济高效。虽然，这于道德人心有损害，会影响长期执政形象和安全。但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有关问题就留给子孙来显示英明和表达需求吧。

当然，为了实现英明、迅速、明白的表达需求、传递信号，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追求经济性的必然选择。因为，尽管自身的正确性或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他者的失败或错误基础之上。但是从话语传播的角度上说，如此，最是经济高效。

同样，虽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岳飞精忠报国的光辉形象，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本身就有足够多的事实和道德依据来构建和传播，并不需要像为目的不择手段的赵构和秦桧那样，通过妖魔化或污名化对手来映衬自身的伟大光明正确。只是在后人眼里，这样做，更具有戏剧张力、也更能刺激感官、深刻印象，进而快速塑造期望的价值、赢得需要的认同和支持。

但如此反复之间，与两个极端绑定的利益集团和道德情感就会越来越牢固和强烈。而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战略目标，也会越来越倾向于对历史的真相进行裁量和取舍，通过各种神圣化或者妖魔化手段，从而构建自身的道德合法性。

如果只是道德合法性的良性竞争还好，最怕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党同伐异的冲突和内耗。一旦内部资源不足以支撑有关党争或者面临更大的外部冲突，那么大厦倾倒的可能性就会大增。而只有遭受倾覆和披发左衽之苦之后，才会真正明白要实现攘外与安内的两难突破，需要的是正确的战略思维和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不能仅仅诉诸道德情感或政治正确。因为，道德观念虽然最是根本，但徒言之，又最是无用，尤其是已经成为僵化教条的道德观念。

5.尾声

虽然，大体而言，秦是岳非。但这并不是说，秦桧推行的议和政策本身和其实施过程中，毫无指摘之处。

正如前面指出的，秦桧不讲法治，片面贪图经济便捷，用莫须有的罪名擅杀功臣，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服众的，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形象，也为后期军政埋下冲突隐患。

另外，秦桧一味议和求稳的政策，不仅导致共治天下的君王和士大夫最终丧失忧患意识，进而沉迷安逸、不思进取、直把杭州作汴州，也加重了百姓负担、挫伤将士的积极性、最终也损害了执政和国防根基。故其最终灭亡，也被崖山见证了。

不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从根本上说，对于究竟是秦是岳非、还是秦非岳是，我并不为意。

我真正在意的，或者感到遗憾的是，赵构、岳飞和秦桧作为后来者，为什么不能精诚团结，向唐太宗君臣学习，可以迫于一时形势，屈下身来礼奉突厥，但之后又能够卧薪尝胆而最终将其击败？

也许，自唐玄宗之后，将相之间流动性或一体化丧失以及宋朝皇帝对将士的过分防备和鄙视，最终导致政治和军事之间的专业隔阂与将相失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应该还有许多别的方面的因素，都还需要继续学习和思考。所以，前面的话语，不过是些轻率没有依据的妄自揣测和肆意曲解罢了，切不可固执人生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