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又火了，他们究竟在吵吵什么_风闻

关于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问题最近甚嚣尘上，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两个：

1. 美国加州提案，草甘膦在加州销售的包装上要注明可能致癌的标识。

事实：这个提案尚未进入加州法律讨论程序，更谈不上已经立法了。

2. 美国的一些律师根据，有人称自因为己使用草甘膦患了癌症，搞了一个集体诉讼孟山都要求赔偿。

事实：这个法律诉讼现在还在准备阶段， 还没有进入法庭审判阶段。

补遗：本文发表于2017年，目前，加州地方法院的一个草甘膦案被一审陪审团认为“应当告知‘可能致癌’”而判孟山都（拜耳收购）败诉，该案仍处于上诉中。（Up注）

最近，国内的反转人士把这两件事大肆炒作， 把草甘膦致癌的问题拿来当作砖头，砸向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

这里简要的澄清几个问题， 并在第五节介绍当前加州立法和诉讼的可能结果。

一. 草甘膦毒性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无关

1. 草甘膦是除草剂， 与转基因作物本身无关。

草甘膦研发和应用已经有40年的历史， 而最早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批准上市只有20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上市前的20年，草甘膦已经被广泛使用了20年。

**2. 草甘膦用于大豆的问题：**大豆田间杂草严重，不打除草剂，杂草丛生，长得比大豆还要快，大豆被杂草掩盖，严重影响大豆产量。20年前，大豆田里用的除草剂是毒性比草甘膦大很多的其它除草剂，例如与橙剂有关的2,4-D等。

**3. 转基因技术出世后，草甘膦被广泛用于大豆产业：**科学家把一种叫做CP4-ESPSP的基因转到大豆后，产生的蛋白叫CP4-ESPSP，这种蛋白可以使大豆抗草甘膦的毒性，即使用大剂量的草甘膦后，杂草死亡，转基因大豆坚挺不死，大大提高了大豆产业的效率，深受美国农民的欢迎，而原来毒性很高的其它除草剂被毒性较低安全的草甘膦取代。

简单来说，在转基因大豆问世以前，草甘膦已经在欧美广泛使用了20年。由于在抗草甘膦大豆问世后，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所以人们把草甘膦跟转基因挂钩，但转基因大豆本身与草甘膦的毒副作用毫无关联（请见本人的文章：转基因豆制品早已安全合法地走向中国人餐桌：www. agrogene.cn/info-3743.shtml）

二：全球60%以上草甘膦是用于非转基因作物

前面谈到草甘膦的使用与转基因作物无关，那么非转基因作物用不用草甘膦？用了多少?

根据有关资料揭示，全球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作物有92种。所以草甘膦如果有毒性，也同样表现在大量非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并非只跟转基因作物有关。

我举美国一个州的例子：美国路易西安娜州的25种非转基因作物施用草甘膦。下面表格是本人从美国路易西安娜州2015年化学杂草管理指南（共218页）中的资料，用Excel整理出来的。

由上表可见，在美国路易西安娜州至少有25种非转基因作物施用草甘膦。美国有十几个州都有类似的杂草管理指南（各位可以去查阅），每个州都例举了大量草甘膦施用于非转基因作物的指南。

一句话小结：就栽种面积来说，草甘膦被大量施用于非转基因作物，草甘膦如果有毒性，跟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风马牛不相干。

那么草甘膦本身的毒性问题怎样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查到持各种观点的文献资料超过10000页以上，涉及到官方的结论，以及非决策官方机构以及民间的舆论。本人对草甘膦是否有毒不持立场，下面仅是介绍国际审批草甘膦的政府权威机构的数据。

三个官方权威机构是目前评审草甘膦及所有农药的主要机构：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立的）；美国环保局（EPA）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

其它国家的政府机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的农药安全评估官方机构，基本上是参照上述三大机构的标准来制定农药安全标准。

三．草甘膦的毒性

1. 美国EPA（环保局）的公开资料

美国环保局对草甘膦毒性的分类：低毒和极低。上面表格指出，草甘膦口服的LD50 >5000mg/公斤，草甘膦在大豆的MRL（最大残留允许值）是20mg/公斤，也就是说一次吃25公斤转基因大豆，其中所含的草甘膦也不会有明确毒性。

**2.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草甘膦安全性评估。**200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了多个权威实验机构用小鼠、大鼠、兔、牛、狗，以及14种水生动物、蜜蜂等实验动物，分别做急毒、短期毒性、长毒、致癌性、致畸性、对生殖系统影响的离体和活体的多种实验，得出的结论是草甘膦毒性很低，可以作为低毒的除草剂使用。

**3. CODEX（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评估。**2004年CODEX（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对草甘膦的安全性做了一次全面的评审，批准了草甘膦重新注册为低毒除草剂使用。结论是草甘膦安全。下面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在2004年对经过10年田间使用后的草甘膦安全性做了一个新的评估。这个报告有466页，其中有关草甘膦的再评估有70页。

**4. 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BfR）的报告：**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BfR）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评估草甘膦的机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的草甘膦评估，全是交由此研究所完成。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EFSA）的草甘膦安全性评估主要也是由此研究所完成。除了美国的环保局外，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BfR）的结论是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挑战的，前述的法国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没有对草甘膦安全性评估的官方资质。

**5. 最近（2017年3月15日），ECHA发布公告说草甘膦不是致癌因子（Glyphosate not classified as a carcinogen）。**就在美国加州以及一些反对草甘膦的民间团体渲染草甘膦有毒的时刻，10天前，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发布了这个“草甘膦不是致癌物”的公告。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是欧洲所有化学品注册的中央管理机构，负责运行管理中央数据库，审查注册文档资料是否完整。这个报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欧盟各国政府有关农药安全决策的主要根据。这个10天前出来的报告对当前渲染“草甘膦是致癌物”的各种团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IARC不具备审批草甘膦是否有毒的资质，世界卫生组织的下属4个有关机构，有3个不同意法国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草甘膦可能致癌”的观点。

四．现在炒作甚嚣的美国加州的提案究竟要求什么

**就是要立法把孟山都的草甘膦除草剂的分类提高一级，在产品上标识可能致癌（例如，“a probable human carcinogen.”），而不是禁止使用草甘膦。**这就有点像前几年美国缅因州等要求转基因食品做标识，但并不是禁售转基因食品一样。

这当然会影响草甘膦的销售。可以预料，孟山都不会同意做这种标识。孟山都的算盘是如果你加州立法成功，我孟山都的草甘膦不到你加州来销售就是了。加州是农业大州，那么广大需要使用除草剂的产业和老百姓用什么除草剂呢？

下图是有关现在可用的除草剂市场和毒性的资料

草甘膦， 2.4-D, 阿特拉津等除草剂毒性比较

也就是加州老百姓要吃比草甘膦毒性大得多的橙剂和阿特拉津。

前面讲的是美国加州准备立法要草甘膦包装上注明可能致癌，但这个建议尚为通过立法。

五．美国就草甘膦致癌想孟山都提出集体法律诉讼

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些律师集体起诉孟山都，称草甘膦造成了人的致癌伤害。如果起诉成功，当然孟山都的赔偿就不是几百万美元的事了，很可能达到几十亿美元的集体赔偿。

孟山都向法院提出的抗辩书说，IARC结论不能作为判决草甘膦是否致癌的根据，即原告不能拿IARC的报告作为草甘膦在这些起诉人致癌的根据。孟山都也不拿EPA“草甘膦不致癌”的报告做根据，这个官司的判决根据只能是，原告要有专家提供临床证据来认定这些人的癌症是草甘膦造成的。

我的估计是，要原告拿出草甘膦与每一位癌症患者有关的临床证据几乎是没有可能。

孟山都正在希望用这件事来起诉法国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2016年，孟山都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削减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的建议，因为WHO下属的法国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不当渲染草甘膦致癌，给孟山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法国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也意识到，拿不下草甘膦和孟山都，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也在使出各种招数和关系跟孟山都决一死战。

六．美国加州等地的反草甘膦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孟山都的草甘膦专利在10年前就已经到期，此后中国的草甘膦生产迅猛发展，现在中国草甘膦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0%，其中80%出口，即全世界草甘膦超过一半由中国供应。

中国的反转分子渲染，美国、巴西等国的转基因大豆到中国来，把大豆中的草甘膦带到中国来，毒害中国老百姓。

实际上草甘膦在土壤中的半衰期在植物中是8天-10天。运到中国已经是30天后，大豆中的草甘膦已经低于5毫克/每公斤大豆左右，符合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安全标准（现在放宽到40毫克/每公斤大豆）。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草甘膦已经残留在美国和欧洲的土地和地表水中，“毒害”美国和欧洲的老百姓和美国大兵了。前年欧盟调查18个国家的城市居民的尿液，竟然发现45%有草甘膦残留。

对中国借草甘膦反转者，这简直就是一个绝大讽刺。

草甘膦是目前中国生产、使用、出口量最大的农药化工制品之一

后记：过去10年，美国农业部（USDA）和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年年都要检测各种农药在食品中的残留量（见本人文章“农药残留监测，欧盟和美国做得怎样？”www.agrogene.cn/info-3595.shtml）。但从来不检测食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量，理由是草甘膦毒性很低，花钱去检测是浪费。但在媒体的强烈要求下，2016年美国农业部（USDA）答应2017年会测食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量。但3天前，USDA忽然宣布，今年仍然不检测食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量。FDA也说不测。

作者：王大元

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水稻生物工程项目首任首席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国际水稻遗传工程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