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12）华夏世界的“耶路撒冷”——牛河梁_风闻

按照老子的《道德经》等比较正统的说法，神农时代，是一个“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万国时代。

但是，唐朝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却又说神农氏炎帝是：”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都“始教耕”，“以教万人”了，还是“小国寡民”吗？

都“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了，还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吗？

分析一下，可能老子和司马贞的立足点不同，他们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老子的《道德经》，主要是言“道”，是讲“形而上”、讲政治的。

他所说的“小国寡民”，就是要给天下的各个诸侯部落以自主权，放任他们自由发展。

而诸侯部落之间呢，则要讲究礼乐，要自行克制，不能成天去窥探别人家的东西，见到啥，就想抢点啥。所以，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则是讲历史，讲“形而下”、讲生产、讲社会发展。

司马贞所说的“始教耕”，“以教万人”，这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小国寡民”的；是大凡天下百姓，都必须得到教化的。

而“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正是为了各取所需，丰富民用，促进天下的长治久安。

这与政治上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当时的社会，又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当时的状况，大体就是庙底沟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三分天下。

庙底沟文化就是仰韶文化的发展。

红山文化就是赵宝沟文化的发展。

大汶口文化就是北辛文化的发展。

在这里面，原来的中原文化，如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等，就消失了，等于是被庙底沟文化给同化了。

但是，庙底沟文化赢得了现在，却没有赢得未来。

后来的历史表明，三大文化竞争，最后，是红山文化胜出。

红山文化所在的伏羲氏部族之后裔——黄帝部族，最后取代炎帝神农氏，重新夺取了天下。

那么，红山文化为什么能够胜出呢？

我们来看看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就会明白了。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

这个遗址，并不是一个村落或者城邑，而是一处大型的宗教场所。

首先，这里有一座女神庙。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女神头像。

女神头像面部为朱红色，形象为圆额头、突颧骨、扁鼻梁、厚嘴唇、尖下巴。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炯炯有神。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像。

在距离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

这座土山，全部是用人工夯筑起来的。

其地上部分，直径近40米，高16米。夯土层次，分明可见。

小土山的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上面用3圈石头围砌起来，每一层石头伸进去10米，高度为1米；下面，亦有3圈石头，底层石圈内径约为60米，外径约为100米。

围绕小土山，周围的山头上，还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群址。

所有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

其中，一座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出土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玉环，胸前佩带着双龙相交的勾云形班次佩，头的上部有玉箍，腕部有镯。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死者双手各握一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

在另一座积石冢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伴有20余件玉器的墓葬。死者的胸部，也佩置一个碧绿色玉龟。

从小山顶部向四周望去，女神庙遗址，与这座人工小山，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也与小山等距离地排列在一条线上。

这种布局，使人明显地感受到，这座人工小山的中心地位。

当初发现这座人工小山时，山上，到处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坩埚片。

而小山顶部，像是炼铜遗址，有1500多个坩埚。

每一个坩埚，约有1尺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有如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

那么，这座人工小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难道真的是个“炼铜遗址”吗？

如果真是“炼铜遗址”，为什么要专门建座小山来“炼铜”？

而不在取矿之处就地“炼铜”？

至少，也应该选择一个平地之处“炼铜”，以方便工作呀！

为什么要这么地故意自己为难自己，建座小山来“炼铜”呢？

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只可能是与宗教仪式有关。

而想到宗教仪式，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传说中的女娲氏“炼石补天”。

女娲氏“炼石补天”，肯定是要拿石头用火来炼。

而这里的“炼铜”，不也是要拿石头用火来炼吗？

这么说，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炼石补天”的场所，而不是什么“炼铜”的场所？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炼石补天”呢？

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呢？

这就不能不探究一下，古人对于“石”这种东西的认识。

在金属还没有被人工生产出来的年代，有一段漫长的石器时代。

石器，具有很多的用途。而最基本的，就是用来切割与砍斫。

石器，能够砍斫树木。

当然，如果树木太硬的话，石器也能够被树木所反伤。

而树木相对石器更大的优点，就是树木是活的，能够生长；石器是死的，被毁坏了就不能够恢复。

石还能够生水：下雨之前，石壁上总会冒水；一些泉水，都是从石头中冒出来的；一些高山上，一整块的巨石中，凹进去一个池子，而里面的水，竟能够天旱不干，地涝也不溢，——水，是由石头养着的。

当然，这些都还是“凡间”之水。

而烧制陶器的时候，也可以看见陶器表面的石粉，被火烧成了“水”。那才是“真水”，是神灵世界的“水”。

石头如果化成“真水”，那就伤了元气，就会失去“石气”，而不再具有石性的威力。

所以，古人根据石、木、水、火、土的这些性质，就总结出了一个“相生相克”的五行公式，即：“石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石；石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石”。

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的“石”，用“金”来取代，那么，她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五行图》。

当然，《五行图》并不是这么简单地推论而来的。

《五行图》与《太极图》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

五行之金，相当于太极之白鱼（强者）；五行之木，相当于太极之黑鱼（弱者）；五行之水，相当于太极之白鱼鱼尾（强者之能力）；五行之火，相当于太极之黑鱼鱼尾（弱者之能力）；五行之土，相当于太极之由黑白鱼合抱而成的大圆（对立统一体）。

太极是对一个对立统一关系之存在结构的表达。

五行是对一个对立统一关系之变化倾向的表达。

对于《太极图》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宓犧氏时代的蛇图腾而联想到“阴阳”文化。

首先，史籍记载，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蛇身人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图腾——蛇图腾。

但是，我们从伏羲氏部族的各种文化中，都看得到蛇图腾的影子，却在女娲氏部族的各种文化中，找不到蛇图腾的影子。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蛇图腾是伏羲氏和女娲氏还没有分家时，他们在宓犧氏时代的图腾。

后来，他们分家了，就各自有了自己新的图腾。

但是，由于伏羲氏部族的发展起伏较大，所以，他们就时常退回去，重新崇拜蛇图腾。

女娲氏部族的发展比较稳定，所以，他们就没有回头去崇拜蛇图腾。

其实，神农氏炎帝，曾经也退回去崇拜过蛇图腾。

夸父氏是后土氏的后裔，也就是共工氏部族的后裔。但他们却崇拜蛇。

这是他们和炎帝部族联合，共同对抗黄帝部族的结果；也就是神农氏炎帝曾经退回去崇拜蛇图腾的证据。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短，神农氏炎帝很快就垮台了，所以，就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痕迹。

“阴阳”文化的本质，在于比较。

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用同样白色的颜料绘画、写字，我们会看得到那些字画吗？

肯定是看不到。

没与比较，就没有辨别。

以比较的方法认识事物，认识世界，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但是，认识到这个本能，并且将它转换成能动性的，只有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的“阴阳”文化，就是能动性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认识事物、认识世界。

阴，就是视域、就是背景、就是参照系；阳，就是焦点、就是事物、就是我们所要认识与探讨的目标。

通过“阴阳”这种能动性的认识方法，我们就能够自我设定视域与焦点，从而扩大与深入我们所要认识的领域与层次。

那么，“阴阳”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蛇图腾。

正是蛇类的盘曲据守、居强而显弱的两面性，启发我们的先人，要认真地认识对方，将对方的各个方面与自身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够谋定而后动，无往而不胜。

而当“阴阳”文化产生之后，对立统一的世界观，就自然地形成了。

在对立统一的世界观下，我们就很容易观察到，当阴阳实现平衡，双方势均力敌时，结果会怎么样？

这时候，我们的先人又会发现，蛇类的盘曲据守的形状，就是一个漩涡的形状。

于是漩涡式的世界观就形成了。

在漩涡式的世界观之下，我们的先人又会发现，盘曲据守的蛇，它的最关键的部位，就是它这个盘子中心的蛇头。

这就有了“一生二（对立）、二生三（产生中枢）、三生万物（中枢主导，二统一为一，统一为一个新事物）”。

所谓产生中枢，就像是夫妻之间产生小孩，像是菜饭与顾客之间产生市场管理员。中枢是第三者。但是，它对前两者具有统一协调的作用。

而当万物生成之后，就又继续“一生二”，这就是《太极图》了。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之“极”，就是对立统一的两个主体及其变化倾向。

“两仪”之“仪”，就是“存在”与“变化”这两种事物的根本表现。

“四象”之“象”，就是四种形象性的表达，具体就是指《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这四种哲学模式。

然而，在“四象”之中，《太极图》《洛书》《河图》，虽说各不相同，却都不具有文字，至少还是用象数图来表达的。

唯独这个《五行图》，其最根本的表达元素，却是文字，而不是象。

这里面似乎还有些未解之谜，值得探索。

根据《五行图》这个循环相生相克的模式，由于“石生水”而“火克石”，所以，当洪涝发生的时候，人们就举行“火克石”的宗教仪式，以通过“火克石”，来从源头上杜绝“石生水”，这样，就能够“制止”洪水泛滥了。

这就是女娲氏“炼石补天”的“原理”。

那么，牛河梁这座人工小山上的“炼石补天”，是为了制止洪水泛滥吗？

不。这座人工小山上的“炼石补天”，不是为了制止洪水泛滥，而是为了保护伏羲氏部族的族运。

伏羲氏部族在农业生产发生的这一个新的世道轮回中，是第一个称王的。

根据“五行生克”的轮回学说，每一个世道轮回中的第一季，是春季。

而春主木，居东方。

所以，伏羲氏部族就认为，他们部族的族运，是“木运”，他们要居于东方。

这就是伏羲氏自称“木德王”而“注春令”、“月令孟春”的原因；也是伏羲氏在夺取中原之后，还要冒险攻打山东的原因。

因为，山东属于东方，那才是他们伏羲氏部族作为“木德王”所要回归的“正位”。

而由于他们部族的德运为“木运”，根据五行学说“石克木”而“火克石”的原理，他们要确保他们部族的“木运”昌隆，就必须保证他们的“木运”不要被“石气”所克。

所以，他们就要建造这座“通天”的小山，定期地举行“炼石补天”的仪式，以时时地以“火”克“石”，来压制“石气”对于他们部族“木运”的克制。

了解到牛河梁人工小山的用途，我们就知道，整个牛河梁遗址，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宗教场所。

这个宗教场所包括祖先保佑——神庙；英灵捍卫——积石冢；祈祷上苍——人工小山上的“炼石补天”三大部分。

女神庙里，供奉的无疑是伏羲氏部族从华胥氏时代到赵宝沟时代的历代先祖。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母系社会，所以，他们的先祖，当然就都是女性。

积石冢里，埋葬的无疑就是创建这个宗教圣地以来，为部族的繁荣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各方英烈。

而祈祷上苍，无疑就是要克制“石气”，以保佑他们部族“木运”昌隆。

牛河梁遗址宗教建筑的规模，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相比当时其他三大部族的宗教设施，那就是超级巨大。

那么，为什么伏羲氏部族，要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宗教设施，以时不时地举行规模宏大的宗教活动呢？

正所谓设计来源于动机，动机来源于动力；动力来源于压力。

在经历中原惨败之后，伏羲氏部族，是被分成了南北两大部分。

另外还有一部分，被女娲氏部族带回了他们几千年前的陈仓老家。

这样，南、北、西，都有他们的部族存在。可又都相距遥远。

而偏偏他们最看重的东方“正位”，又不在他们的领地范围。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他们和女娲氏部族同根同源。

当初，他们和女娲氏部族也是亲密无间。

可现在，女娲氏部族竟然联合外族打败了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由于双方相距太过于遥远，因为久不联系，而在感情、意识上产生了差距，造成了嫌隙啊。

而历史，竟然发生了相似的轮回。

如今，伏羲氏部族又被分隔成了相距遥远的三大部分。

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确保相距遥远的三方保持经常性的联系，统一意识、增进感情，那么，伏羲氏与女娲氏分道扬镳、反戈相向的悲剧，就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演吗？

那么，如何又能够确保这相距遥远的三方，保持经常的联系，以统一意识、增进感情呢？

宗教——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族运、共同的信仰与崇拜、共同的献身价值，无疑就是最好的凝合剂。

那么，为什么这个盛大的宗教圣地，不是建立在湖南，也不是建立在陈仓，而是建立在东北牛河梁呢？

东方，相对广阔的蒙古草原，牛河梁就是“东方”。

而他们伏羲氏部族，正是由于占据了这个“东方”“正位”，才发展壮大，在那广阔的北部地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既然不能在中原地区取得“正位”，那么，他们就还是回到北方，在这个北部地区的“东方”，继续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以待“来日方长”吧。

而历史证明，伏羲氏部族的这一战略决策与谋划，对他们后代的重新崛起，是多么地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