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良厚：中欧关系的全球化新构:利益共赢,文化共生 （二）_风闻

达良厚：中欧关系的全球化新构:利益共赢,文化共生 （二）

内容提要：相比于中美关系的“尴尬”、中俄关系的“谨慎”、中日关系的“激烈”和中印关系的“别扭”，中欧关系是“洒脱”的。中欧关系的历史是爱恨交织的沧桑经历，中欧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是实现“利益共赢，文化共生”的全球化新构，“利益共赢”是现实中欧关系的最实选择、最佳选择，“文化共生”是中欧共构全球化新道路。

关键词：中欧关系，“双共战略”，洒脱

提纲：

1·0  中欧关系的历史考察——爱恨交织的沧桑经历

1·1第一时期，1840年以前的丝路时期，基本上是平等友好期

1·2第二时期，1840——1949年的侵略时期，第一个爱恨交织期，是中欧关系的第一次全球化构建——不平等构建。大致态势是欧洲主动构建、武文兼攻、侵略性进攻，中国被动应对、懦弱应对、委曲求安

1·3第三时期，1949——2014年的冷热时期，第二个爱恨交织期，也是中欧关系的第二次全球化建构——冷热建构。大致态势是东西有别、爱恨交织、冷热交加、曲折前行，即从对峙、孤立、对抗走向平等互利、竞争合作

1·4第四时期，2014年4月习近平访欧——  ，中欧关系的全球化新构——“双共”建构期，即利益共赢、文明共生的“双共”时期

2·0  中欧关系的全球化新建构——走出“利益共赢、文化共生”的“双共”新路

 2·1利益共赢——中欧合作的最实选择、最佳选择

 2·2文化共生——中欧共构未来的新全球化道路

2·0  中欧关系的全球化新建构——走出“利益共赢、文化共生”的“双共”新路

自古以来的国家关系，无外乎利益与价值两个核心因素。而且直到今天，利益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价值的作用越来越大。中欧关系自然摆脱不了这一铁律，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完全可以率先实现崭新建构——利益共赢、文化共生的“双共”建构，而且可对世界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2·1利益共赢——中欧合作的最实选择、最佳选择

所谓最实选择，指利益共赢是中欧双方的最切实需要，甚至是最大需要。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结论，更是现实中欧双方的实际需要。

所谓最佳选择，指利益共赢无论从中欧关系大局看，还是从世界整体格局看，都是必然趋势，都是最明智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

事实上，在如今世界各大国间，也唯有中欧最可能最大化实现利益共赢。

2·1·1利益原则演进图

利益源于需要，不需要，谁去逐利呢？需要是多方面的、有层次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层次虽然难以确证，但其生理需要是最基础层次理论是毋庸置疑的，其多方面的需要理论也是毋庸置疑的。动物是这样，人类是这样，国家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

利益即好处，霍尔巴赫说得好：“利益根本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我们每一个人为幸福所必须的东西。”墨子把利与爱并列起来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兼相爱，交相利。”列宁把利益提到比公理还要高的地步：“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恩格斯则从哲学角度总结了利益：“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利益是人类行动的一切动力。”（霍尔巴赫）“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世界上有两根杠杆可以驱使人们行动——利益和恐惧。”（拿破仑）无利不起早，利益把人关联起来、把社会关联起来、把国家关联起来、把世界关联起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利益作了精彩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在利益面前，无论是人，还是国家，基本是自私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为自己的利益而争论，人人都是雄辩家”（奥维德）。而且“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清·王夫之），而且只要他人、他国正当逐利、争利，我们都应尊重，无权干涉。

不过，人毕竟是社会的，国家毕竟是世界的，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他人利益、团体利益、公共利益、世界利益，因为“个人的利益像青草的影子，公众的利益像高耸的天空”（蒙古谚语），“公共的福利——最高的法律”（爱尔维修），而且“精明的人是精细考虑他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细考虑他人利益的人”（拜伦）。所以，“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清·王韬）“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

总之，利益与价值一样，是维系人、团体、国家、世界的最重要纽带，而且直到今天，也许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利益基本还是至高无上的纽带。

当然，利益原则也是不断变化着的，不同时代，表现着不同的利益特征，关联起来，利益原则基本演绎出下面这么一幅渐次递进又交叉共渗的图景：

利益各得——利益共享——利益自肥——利益互渗——利益共赢

利益各得，动物式的生存占有。我们只要随意去观察一下身边的动物，它们在觅食和交配时，总是排他的生存占有，遵循的总是丛林法则，即使我们可以为之提供充足食源的家养动物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也能看到一只母鸡护佑小鸡吃食，也能看到一群牛和平分食。人的本来是动物，虽然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越来越强，控制动物野性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但社会生活中的人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式的生存法则，“在社会生活中，远古人最切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情欲，他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谋生与传代的需求，他们最强烈的情欲需求就是食欲需求和性欲需求。远古神话的许多内容所讴歌的正是食色刺激所引起的‘激情状态’，特别是性欲引起的‘爱’的‘激情状态’，他们把‘爱’的情欲尊奉为爱神。”（王伟光，《利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网2010年版电子书，http://www.cssn.cn/ts/ts_jpsz/201312/t20131224_923027.shtml）战国思想家荀况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之性，生而好利。”就是特别强调人伦道德的孔子，也说“食色性也”，他还认为讲义不讲利是虚假的。就是到了文明如今的人类，见钱眼开、见利眼红、见色起心，依然是普遍现象。利益共享，人类初期的利益均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部落时代的原始共产主义，这是人类诞生以后不得不采取的抱团取暖的生存方式。因为，人类虽然有着动物难以匹敌的聪明大脑，但人类单个的自然生存能力却往往比不上动物，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共享利益才能生存。“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B·李（R·B·Lee）得出如下结论：‘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做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利益自肥，利己主义的利益攫取。这没有明确的阶段，可以说有了国家以后的人类利益自肥的私心一直存在，而且有些人、有些团体、有些国家的利益私心膨胀到了极点。不过整体说，虽然工业时代也有利益自肥的极端化表现，但利益自肥还是处在国家诞生以后的农业时代。因为王朝农业时代，不仅什么物品都归国王所有，就是不少人自身也像物品一样成了他人的私有财产。而普通人，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关联度不高甚至较少，人们一般都是自谋自肥的。

利益互渗，市场时代的利益勾连。虽然市场时代，人们、国家对利益的利己攫取、利益自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境界，比如资本对工人的利益剥削狡猾到了极点，比如德国等图谋私利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战争的极致。但是，市场时代，毕竟是利益勾连的时代，资本再自私，它也得考虑与他人分享利益，因为没有他人分享利益，他自己也将无利可图。德国再强大，它也得组织同盟，才能应对庞大的世界力量。而市场经济的灵魂就是利益交换，就是利益互渗，就是利益互沾。资本可以尽情剥削他人，甚至可以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但绝不能背离利益平等交换原则，即使背离，也是见不得阳光的。这种利益勾连决定了新的利益分配模式——不能自肥独享，只能交换分享。

利益共赢，全球化时代的利益共享。当上世纪末大公司大踏步走出国门，遍布世界，形成浩浩荡荡的跨国公司现象时，就像科学无国界一样，经济也突破了国界牢笼走向全球化了，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舍、难弃难离的全球利益链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降临了。这时候，不仅企业间利益已生死勾连，就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打一个喷嚏，全世界都要震动一下了。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指出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高速交通在全球的不断延伸贯通，特别是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互通，更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可以做到瞬息相连相通了，地球村不再是科幻小说而日益变成现实了。这时，那种彼竭我盈的零和博弈显然不再适合全球化时代的利益追求方式了，利益合作共赢成了最明智选择，人类进到利益共赢共享时代了。西方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实践，现在已面临重重危机，有的国家实在不堪重负了。这说明利益分享模式已穷途末路了，利益共赢共享也许才是新的选择。

当然，共赢并不等于均赢，共享也并等于均享，共赢共享也应体现出利益链中的资本、技术、劳动、地位等差别因素，大锅饭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适合利益分配原则的。过去我们已实验过了，而且碰得头破血流。

还有共赢是手段，共享才是目的，共赢共享又要以合作为手段。

从国家层面言，国家利益的演进与上述人类利益演进历程同步又不同步，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家利益是人的利益的集合与提升。不过，人类的诞生要比国家诞生早得多，国家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还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也就是这一瞬间的国家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至今最辉煌的文明。而且国家利益文化在人类利益文化演进中，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史，实际可以说成是一部国家利益演进史，利益和主权构成了国家的最核心因素。

本来国家的诞生，就是为了寻求大众利益、公共利益，以便调整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阶层冲突、利益冲突。但从亚非文明各古奴隶制国家来看，往往是统治阶级利益甚至是家族王朝利益主宰着国家利益的诉求。古老中国虽早已有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伟大思想，但家天下一直主宰中国几千年，家族利益一直是中国国家利益的主导。而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则以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国家形式很早便开始了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协调的尝试，虽然它们没有超越蓄奴的时代共性。而且中世纪欧洲的王朝利益实际也就是国家利益，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狂妄叫嚣，便是典型代表。至于近代大英帝国代表的近世国家利益，虽然它以光荣革命妥协了王朝利益与公民利益，不过在对外扩张利益上，王朝、公民和国家三者利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而且几乎实现了最大化。到了现代美国，最大移民国家奠定的利益多元基石基础上的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最大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尽管国家利益的背后不可避免有大资本的操控，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利益机制的现代世界的代表性。而且美国国家利益一直在强调个人道德和强调现实主义之间的摆动并渐进融合的趋势，既承继了人类利益文化的复杂性，有表现出了全球化时代利益文化的发展性。这在美国对外国家利益的追求上表现得更明显。美国是特别看重权力利益、实际利益的，但同时又高举道德利益的理想主义旗帜，注意合作利益。比如近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一边寻求美国在中国侵略利益的最大化，一边又通过办学、办医院、办慈善机构等来掩盖侵略性而笼络中国人心而企图占据道德高低，实际上也卓有成效，这从中国人从不记恨美国人就可见一斑了。

当然，近代西方国家开启的民族国家体制，无疑把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普及到了全世界，而且它们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把这一原则实践到了顶峰。后来共产国际似乎从意识形态角度，略微改变了这一原则，但当一系列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后，国际利益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面前，还是苍白无力了。

倒是二战开启的大规模全球合作机制，虽然国家利益至上仍未改变，但国家利益受制于集团利益、受制于国际准则和道德规范，已是日渐普遍的现实趋势了。而冷战后的全球化潮流、多极化格局，不仅把国家利益的多元互渗推到了新高度，而且合作共赢真正成了世界主流，国家间的利益与道德的纠结更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明确点说，国家利益至上的百年法则受到了道德价值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者说利益、实力强势主导的时代过去了，利益和价值并重主导的时代来临了。

2·1·2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质疑

国家利益至上既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自然也不可能一直至上下去。虽然国家主权和利益往往还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两个理论依据，虽然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依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观念，但如果我们冷静直面下面几点，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不可能再令人毫无疑问了。

第一，虽然我们一直嘲笑宋襄公对待两国交战的道德迂腐，但只要我们看看近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如今世界唯一霸主国家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而干涉他国、侵略他国时，总要打着人权民主、反恐反暴的道德旗号，我们便不能不赞叹宋襄公宁愿牺牲胜利也要追求价值道德的超前伟大了。

第二，国家利益边界已大大超越国家领土边界了，在他国领土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是不可能因为至上原则而能任性的。同样，即使在自己国土上的他国利益，即使与自己国家利益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它只要不违世界整体利益、只要不违人类共同价值精神，任何国家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排斥他国利益。

第三，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勃兴之势，加上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制约，以及世界范围内人员往来的日益自由频繁，狭隘国家利益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了。

第四，美西国家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虽然很不乐意，虽然很想扼杀，但也只能采取较平和的遏制手段而很难诉诸战争了，而且这种遏制并没有超越和平合作共赢的大局。就是中日、中菲等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虽然一度剑拔弩张，但至今一直还是控制在了非战争范围内。

第五，虽然西方国家一直宣扬推动的普世价值，难以掩饰他们指手画脚的傲慢和背后驱动的国家利益，但世界还是日渐接受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客观普适性；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用民族性、地域性等个性特色来抵御西方借普适之名行干涉之实，但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真正拒绝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只是拒绝西方的傲慢干预而已。

当然，如果还是要说国家利益至上仍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那此利益非彼利益也。彼利益是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此利益则是全球化合作共赢时代的民族国家利益，此利益的至上，如果轻视甚至失去对他国利益、对世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尊重，此利益也很难得利。

2·1·3中欧最有条件成为利益共赢关系的典范

2·1·3·1 利益共赢是大势所趋的世界新路   

人类利益共赢从来就存在，人类选择群居就是选择共赢，就像狮群、狼群共赢捕食一样。只不过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利益共赢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迄今互联网时代更是成为人类利益追求的主导方式而已。国家本来就是应一群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生的，本身就是群体人寻求利益共赢的产物。国家间虽然迄今为止还是利益自赢、利益各赢更占主导地位，但利益双赢也早已进入主导领域，利益共赢更以强劲之势介入国际关系主导领域。国家从诞生以来的各自为政，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抑或刀兵相向、长期战争，而且至今仍无法彻底消除。但它们同时也促生了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真可谓不打不相识、不争不合作。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全球化潮流不仅把国家间的竞争、斗争甚至战争推向频繁、推向顶峰，但同时也大大促成了国家间的合作、双赢甚至共赢。西班牙、葡萄牙为争夺世界大打出手，但因为它们彼此太小，而世界又太大，所以教皇一调停，它们便分享世界、便合作双赢了。后来西方列强群起了，而且块头越来越大，可世界却还是原来一样大的世界，分享不来了，竞争、斗争、战争自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至两次世界顶峰之战相继爆发，整个世界被打得稀啪烂。国家便不得不坐下来好好谈、好好建了，联合国便是这谈的平台、便是这建的平台，自然也是合作、双赢、共赢的平台。尽管此后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也是剑拔弩张、惊心动魄，但两大集团内部还是共赢了，整个世界还是在冷和平中共赢了。而一当冷战一方的华约瓦解，冷战也一朝崩溃，新的全球化潮流便滚滚而来、汹汹而来。而且这新全球化潮流打破的不仅是国家边界、地缘边界，更是打破了利益边界，让人类利益、国家利益真正进入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舍境界，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风吹草动都可以牵动世界的敏感神经，战争已越来越难以成为解决国家利益分配的主要甚至最后手段了。比如这几年中日、中菲等的领土争端，要是放到以前，早已兵戈相向了；比如中美、美俄之间的利益博弈，放到以前早已剑拔弩张甚至世界大战了，但如今它们都依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而且双方、全世界都希望也在努力做到把危机限制在管控范围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任何一国都经不起战争了，这是因为一损必然俱损了，这是因为共输是必然何不走向共赢呢？虽然我们隔阂重重，虽然我们矛盾重重。既然零和博弈于人于己都无利了，我们干脆也只能共赢博弈了，我们更应努力推进这么一种利益演进趋势了：  

利益自赢——利益各赢——利益双赢——利益共赢。

单纯的国家利益自赢已越来越不可能，强大如美国前面二十年企图走利益自赢老路，结果虽然谈不上头破血流，但此路已不通已经被证实了。利益各赢是封闭时代的国家利益格局，现在虽然还是基础，但也仅是考虑的基础而已。利益双赢依然是国家利益格局的主体，但多边双赢也是主体了，这实际已走向国家利益共赢格局了，尽管目前还是集团利益共赢占主导，世界利益共赢还只是开端。

2·1·3·2利益共赢是中欧关系的基石  

利益共赢是人类利益发展和是世界利益格局之趋势，更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因为利益依然是中欧关系的基本纽带，如果没有利益相吸引，中欧依然可以做到较少往来甚至有时不往来而在利益各赢的相对独立空间洒脱着。过去几千年间，中欧关系那么激烈，同时又那么洒脱，主要就是因为中欧间的利益吸引而少利害排斥所致。也就是说，中欧利益共赢有着先天基因优势。

·中欧俄是亚欧大陆稳定的三角架，中欧俄利益共赢便是这三角架稳定的基石，这是中欧俄的最大利益，也是亚欧大陆的最大利益，说成是世界主要的最大利益也毫无疑义。因为亚欧大陆不稳，世界便不稳；亚欧大陆不能实现利益共赢，世界便难以实现利益共赢。过去是这样，现实是这样，未来也会这样。虽然这近百年来主要是美国主导着世界，是美国主导着世界稳定，但如果仅凭强大的美国力量是远远不能实现的，准确说是美国巧妙利用了亚欧大陆的利益和力量格局才实现的。

中欧俄三角利益格局，现实是一个等腰三角格局。就地缘利益格局看，俄罗斯是顶角，中欧是两个底角；就全局利益看，中国是顶角，俄欧是两个底角。

中欧俄三角利益格局的最佳状态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均势共赢也许是中欧俄实现利益共赢的最佳选择。

美国因素就是中欧俄这种均势共赢利益三角格局的最大变量甚至是最大干扰因素。但只要经营巧妙，美国因素也是稳定因素、正向能量。  

·中欧利益共赢的基石是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利益共赢，只有实现经济和安全两大方面的利益共赢，中欧良好关系才有可靠保障。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中国分列世界第一、第三大经济体，中欧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中欧关系、中欧利益共赢的根本之所在。而应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重组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与容克计划（欧盟）的对接，更把中欧经济共赢格局提到了一个崭新层次。当然，影响共赢的因素不少也不小，比如贸易限制、争执甚至冲突，标准不一致，美国因素等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欧盟的标准太高，对中国要求有点苛刻，这正如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先生所说：“我认为中欧现在的分歧主要是在标准的制定上。欧洲希望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全世界，不只是在环境、生态、气候变化方面，还包括人权（如妇女权益、儿童权益、少数民族权益）等其它方面。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历史，应该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制度、政策和标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说法，而确实是一个符合我们的发展水平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但是，欧洲现在希望我们以它们的标准

为标准，而欧洲的标准有些甚至比美国的还要高。”[ 石 晶《中欧关系的历史演变和治理之道——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2015年7月20日 《人民论坛·国家治理》，人民网http://www.rmlt.com.cn/2015/0720/395389.shtml]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欧盟来说是作茧自缚了，而且往往出现无奈的结果。比如前不久欧盟议会高票通过不承认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便被媒体称之为“理性的无奈”，欧洲人也心知肚明这种无奈，但一下子却难以放下这种无奈。

安全利益上，传统安全利益上双方已无根本性冲突，大冲突也基本难有了，只要双方巧妙处理好与美俄的传统安全利益，中欧双方是可以实现更好合作的，这主动权主要掌握在欧盟各国特别是欧盟各大国手中。非传统安全利益的共赢空间及其合作也越来越大，而且这是中欧安全利益共赢的主要方向、主导方向，这是符合世界安全利益发展潮流的，中欧完全可以在这方面为世界做出典范，也应该成为典范。

拿破仑说得好：“世界上有两根杠杆可以驱使人们行动——利益和恐惧。”所幸中欧关系中只有利益，极少恐惧甚至没有恐惧，因为无论中欧双方如何发展，只要彼此不有意去威胁对方，针对对方的恐惧是很难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共同的恐惧和利益了。

·中欧利益共赢只有在三个层面全面实现共赢，才是真正共赢，中欧关系的基石才真正牢固。这三个层面是：中国与欧洲各国利益共赢、中国与欧盟利益共赢、中国与俄罗斯利益共赢。

中国与欧洲各国实现利益共赢，这是传统的国家间的利益共赢，是基础层面的。这个层面比较复杂，国家较多，情况纷纭，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两个层次国家：“一个层次就是这44个欧洲国家里面有一部分是传统的老欧洲。比方说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等等，这个都是传统上老欧洲的概念，这是一个层次。中国在和这些老欧洲的关系的发展上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层次就是和所谓的新的欧洲，就是在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分裂出来的，独立出来的一些国家。从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现在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从原来的集权国家变成现在的民主的国家。包括像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还有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几个国家。还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现在都独立出来，包括乌克兰等等，这个也是一个层次。而在这个层次里面，老实说中国在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有些国家看来还是比较的坎坷，像中波之间的关系，中国和捷克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在过去苏联时代社会主义阵营时代是非常紧密的大家都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但是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变了色之后，和中国的关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然不是说不好，但是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的活跃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 郑浩《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展有三个层面》，2014年4月4日《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kj/detail_2014_04/04/35477155_0.shtml]第一个层次实际一般是指做为政治含义的西欧国家，中国与他们的关系比较成熟，虽然有美国因素的制约，但基本在自主的范围内，而且是较高层次的自主。第二个层次的中东欧国家，因为前苏联，特别是如今俄罗斯的因素，与中国关系复杂且微妙。但不管怎样，有三点我们要特别注意：（1）英法德意等大国始终是中欧国家间关系的重点方向。（2）一带一路开辟了中欧关系新的生长点，它大大提升了中东欧国家在中国对欧关系的战略地位。（3）欧洲是中国与美俄和平博弈的重要战略支点。

中国与欧盟的利益共赢，这是与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准国家共同体的利益共赢，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新课题。郑浩先生如此评述：“我们知道欧盟是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一个区域组织。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度自治的区域组织。中国和欧盟建交已经30多年，在2001年的时候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时候又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有10多年的这样一个新的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欧盟这28个成员国的关系，因为欧盟自身有它的一个独立的特点，所以中国和欧盟发展的时候通常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即便是和欧盟成员国的一个双边的一个双向发展，那也必须要考虑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欧盟的这28个成员国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欧盟所达成的所签订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包括《里斯本条约》，包括《欧盟基本权利公约》等等，这个是一层关系。”[ 郑浩《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展有三个层面》，2014年4月4日《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kj/detail_2014_04/04/35477155_0.shtml]）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与欧盟的关系置于国家区域化、集团化是全球化主要表征之一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则更有前瞻性，因为欧盟可是世界迄今唯一一个准国家集团，如果没有大的意外，欧盟对一体化世界的探索无疑具有至今仍无人可比的创造性贡献。好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实现了中国国家元首对欧盟总部首次访问，中国欧盟关系全面进到了最高层次。接下来是如何好好探索的问题了。

中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共赢，这是从欧洲层面实现中俄利益共赢，这是很微妙的利益共赢。这至少有四个层面：（1）中俄双边层面的利益共赢。（2）与欧关系背景下的中俄利益共赢。（3）中美俄战略三角背景下的中俄利益共赢，现在处在最佳时期。（4）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趋势下的中俄利益共赢。其中第二个层面的中俄利益共赢比较敏感，需要谨慎应对。如今美俄关系寒潮，就是在欧洲的利益冲突所致。

2·1·3·3利益共赢是中欧合作的直接目标、主要目标

人的本性是功利的动物，国家本身是团体功利诉求最大化的产物。人就是因为要获取最大利益、要保护自己利益，才组成团体，才组成国家。否则，还要团体、国家干什么呢？至于国家产生后走向异化而成为束缚人的暴力机器，那并否国家的全部，而且它也始终保有着与民利益、与民保护的责任。从几千年来，大多数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甚至始终不渝的维护便可见一斑了，这可绝对不是国家暴力的震慑作用的简单所致。简单的问题是，一国之内的人组成国家的真正目的、主要目的、直接目的就是大家得利、大家赢利、大家盈利，一句话就是国人共赢利益。一旦国人的利益超出了国界，便上升成国家间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主要部分）自然是国家名义的部分。事实上前一部分的比例是在渐次递升的，到如今全球化时代，个人化、公司化的国家利益在国家间利益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了，甚至不少时候左右着国家间的利益格局、政策格局。比如美国对中国，如果没有强力的利益集团、利益个人的强力制约，中美关系的尴尬和平局面是很难维系的。换句话说，中美就是因为各层级利益攸关，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所以才能不断战胜领导人的任性而不得不走向双赢甚至共赢之局，虽然依然斗争复杂、路途曲折。

中欧亦然，而且双赢、共赢更迫切、更实在、更具备条件，这是中美难比的，中日也难比，中俄从长远看也难比。所以把利益共赢做为中欧关系的直接目标、主要目标，太合适不过了。

所以，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时，中国与欧盟首次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伙伴意味着不是敌人，其实中欧也很难找到为敌的理由；伙伴也意味着合作与共赢，结伴而行，结伴合作，结伴共赢，是中欧必须也是最好的关系方式。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意味着全面合作共赢，不仅是利益上的，也是文化价值上的。

和平伙伴，是我们双方都迫切渴望的，经历百年贫穷落后耻辱的中国太渴望和平发展环境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痛苦折磨的欧洲太珍惜和平的珍贵了。如果中欧能真正全面结成和平伙伴并延伸至世界，世界的和平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障。

增长伙伴、改革伙伴，是双方永恒的渴求，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欧洲在几百年高速发展后，一个金融危机、一个欧债危机，便把它逼到了旧的发展模式的低谷，欧洲面临了发展全面转型的巨大瓶颈。中国虽然正处发展上升期，但也到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阶段。这就是说，中欧双方都有瓶颈，都要转型，都面临新的增长压力。增长伙伴的基础共同而牢固，需求更强烈。有幸，中欧双方已获得巨大成功。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欧洲的容克计划的对接更把增长伙伴关系推到了新层次。

文明伙伴，中欧双方作为东西文明的代表，早就是伙伴关系了。期间虽然不乏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但整体还是共存、互鉴、融合的大趋势。如今全球化时代，这种趋势更是汹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道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融合肯定是未来世界文明的主体。

2·1·3·4利益共赢属于勇敢的洒脱者

当然，利益共赢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做好的，共赢是需要舍弃甚至牺牲自己一些利益的，这对于趋利至上的人类和国家来说，确实是艰难的选择，非勇敢者不可为，非洒脱者不可大为。

国家利益共赢有着深刻历史性和现实复杂性，也有时代的不可逆转性和前瞻性。双边利益共赢从有了国家关系就开始有了，国家集团的多边利益共赢上个世纪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一战、二战和冷战是政治军事乃至战争集团的多边共赢，欧共体先是经济集团后又发展为准国家集团（欧盟）的多边利益共赢。冷战后的全球化潮流、互联网时代，区域化、集团化乃至一体化更是风生水起、眼花缭乱。世界唯一老大美国企图利用其超级霸权，重走老大独霸世界、独赢利

益的老路，结果不仅孤军难以奋战，而且被一些小国甚至恐怖组织就搞得焦头烂额。

中欧从古以来便是利益共赢的关系，古代是平等共赢，近代是不平等共赢，或者说是中国被欧洲列强共赢，现在又进到了共赢时代，而且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全面共赢、全程共赢，这是历史的延续，这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时代的呼唤。如果中欧间不能够实现利益共赢的目标，成为全球化时代利益共赢的典范，那在如今的世界上很难有其他类似的共赢典范了。

古丝绸之路的开创者们，就是寻求利益共赢的英雄，几千年前的古罗马与中国的交流共赢，便是在战胜千难万险中实现的。近代是欧洲侵略、掠夺、欺凌中国，虽然在主权利益上中国是输不是赢，但在经济、文化等利益上，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赢的，虽然基本上是中国被共赢着。概括点说，中国是被欧洲列强逼上近代化道路的，是被欧洲列强逼着去享受近代化文明成就的，虽然其中充斥着无奈、屈辱、矛盾、战争，而且直到今天还残留着这些印记。不过整体说，在中国创造了30年经济奇迹后，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中欧利益共赢便全面真正走向自愿、平等了，而且这种共赢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共赢难以相比的。

这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在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各组大国关系中，只要美俄日印等对中国的提防心态不发生实质性改变，利益共赢就会存在很大变数，它们与中国的合作共赢就不可能像中欧关系一样“洒脱”起来。

因为这“洒脱”是以中欧交流历史渊源、超脱历史纠结、现实合作共赢沃土和未来共同诉求空间为条件的。

这“洒脱”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特别在近几年有了更惬意的扩张，“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正以更大气魄诠释着古丝绸之路勇敢者的“洒脱”传奇。

而且，这“洒脱”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重建、共赢的新潮流的不可逆转性和前瞻性，中欧最有可能成为这一新潮流的最成功代表。

当然，我们在“洒脱”的同时，绝不可忘了中欧共赢的复杂和变数，毕竟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天生就有巨大差异，现实格局又分属两个世界，欧洲基本上还是西方世界，它较长时期内是不可能远离甚至背叛美日的——这背叛也不一定是中国希望的好事，它在中国与美日间搞平衡，也是其最大利益诉求之一，正像我们也需要在各大国之间搞平衡一样。比如，英国2015年违背美日意愿，率先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后又与中国开启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伟大历程。但2016年的G7峰会上，又通过了在南海问题上遏华的声明，而且英国首相卡梅伦还公开发表言论。

如果就共赢的方式方法看，合作共赢、竞争共赢、战争共赢是常有方法，而且即使有时是单方面的侵略掠夺战争，只要不被灭国灭族，也可能带来客观上的共赢，尽管一般是不对等共赢。这种情况下，勇敢、洒脱也是不够的，镇定、大气、智慧更显底气和精彩了。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记住美国韦伯斯特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 起，几乎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