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名爱尔兰小伙靠七行代码打败了马斯克，成为了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富豪_风闻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创业企业的数量约在3.65亿至4.45亿家之间，贡献了60%的就业，以及40%的GDP。这些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因此，新兴国家的创业者该如何迈入国际市场，提升本国财富？

解决方案之一来自爱尔兰一个名叫德罗米尼的小村庄。这里只有102个人，却诞生了世界上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豪：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和约翰·科里森（John Collision）。

德罗米尼就像是风景明信片上的那种村庄——几家白墙的酒馆，几间商店，两座旅馆，游客要么是来划船的，要么是来参观一座年久失修的11世纪古堡。离村子最近的主干道在8公里之外。夏天，码头还算热闹，但到了冬天，村子就变得悄无声息。

正是在这个地方，帕特里克和约翰学会了编程，并开始思索在线支付，开始为Stripe奠定基础。这家支付公司最近一次融资是在2018年9月，估值为200亿美元。亚马逊、Booking.com、Lyft、Dliveroo、Shopify、Salesforce以及Facebook的付款都由它处理。

穆斯塔法·阿敏（Mostafa Amin）位于开罗的创业公司Breadfest在与Stripe合作后，得到了来自硅谷的风投

“上学无聊透顶”

“德罗米尼岂止是个乡下地方。”约翰说。“我们去上学要坐40分钟的车，每个班学生不到20人。”对兄弟俩来说，上学无聊透顶——他们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微生物学家，光是餐桌上的谈话就完胜课堂。他们喜欢上了数学和物理，十几岁时，家里就有九台电脑，并每月支付100欧元，从德国订购卫星宽带连接。

哥哥帕特里克一头红发，今年31岁。他曾经偷偷带着科学和历史书籍，在无聊的课上看。“你可以绞尽脑汁，自己去创新，也可以像抄近道一样，从书里找灵感。”

16岁时，帕特里克凭借Croma编程语言，赢得了爱尔兰皇家都柏林学会主办的“Esat BT”年度青年科学家奖。

颁奖典礼末了，时任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在麦克风前感叹：“他才读高一！真是难以置信！”

那一年，帕特里克用20天时间，自学了两年的高中课程，高分横扫30场考试，取得毕业证书。最后，他还跑了场马拉松，以示庆祝。2006年，他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靠的是13岁时的SAT成绩。

弟弟约翰一头黑发，今年29岁，他也没有落后，高中毕业连考了8个A1（90分及以上）。不过在此之前，他跟帕特里克去美国，完成了自己的过渡学年（爱尔兰初高中教育之间的间隔年）。那年，兄弟俩一个17岁，一个15岁，共同创立了他们的第一家初创企业——软件及服务平台Auctomatic，供eBay超级卖家跟踪库存与客流；另外，他们还开发了一个iPhone应用，提供维基百科的离线副本。

“两个爱尔兰的孩子，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且顾客来自世界各地，想想还是挺不可思议的。”约翰说，“父亲打理过一阵子旅馆，母亲办过员工培训公司，但他们只是做生意，不是创业，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请教。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最难的不是想出一个点子，也不是把点子写成代码，或是扩大知名度，让人愿意掏钱。最难的，是怎么把顾客的钱收进来。你可以在Facebook上分享照片，却不能同样轻松地运作金钱。感觉就像是黑暗时代。”

七行代码打败PayPal

2007年，当他们给自己的API（应用程序界面）编程时，在线支付就应该尘埃落定了。1998年，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创办PayPal。2002年，eBay出价15亿美元收购该服务。不过，由此掀起的金融科技“革命”不像是一场反叛，倒像是某些银行趁机将投资组合多元化，它们架设好支付网络，心急的初创企业只好乖乖就范。银行依然会验证身份，并把控着信用卡以及扣款账户。

“问题永远在于中间方的层层盘剥。”伦敦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克里斯·希格森（Chris Higson）说，“在美国，金融中介的年成本大约是2%——跟19世纪末期一模一样。130年了，美国金融行业的效率没有半点提升。”

多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比支付技术的发展要快。企业要想做买卖，就得去银行——付款处理机构——设立网关，将两边对接。这个过程耗时数周，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并不断地产生费用。如今使用的软件中，很多都已有几十年历史，而且出自银行、信用卡公司和金融中介之手。

Paypal的目的是简化支付，结果却适得其反。种种限制把初创企业气得够呛——营业额一旦达到某个水平，企业就会自动受制于滚动储备（rolling reserve），储备期从21天至60天不等，也就是说，一家企业的营收，最多有30%会被冻结起来，而且最长可冻结两个月。所以，企业就得抉择了：是要它呢，还是要银行自建的那些繁复的遗老系统。

“对我们来说，这没什么可多想的：既然它们满足不了客户需求，那我们就建个更好的。”约翰说，“在老式作风的企业里，支付系统由首席财务官挑选。在他们看来，各种系统都是一样的，于是，他们只看供应商的竞价。但如果你身为开发者，一心想开发下一家Kickstarter（众筹平台），或是下一个Lyft（网约车服务），而你的团队只有两个人，两人都在编写相对复杂的代码，解决复杂的基础架构问题，这时，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支付API——一旦装上，就不用再动了。”

2008年，兄弟俩以500万美元将Auctomatic卖给了加拿大公司Live Current Media。随后，两人入读大学，一个去了麻省理工，一个去了哈佛。他们开始聚焦于软件开发——真正去构建网站、编写应用。他们写出了七行简单的代码，可以插入任何应用或网站，使之在一天之内接入支付公司，而且谁都可以操作。曾经耗时数周的过程，现在却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

2010年，兄弟俩从大学辍学，拿着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种子资金，在旧金山创办了Stripe。公司提供七行代码，并承诺一劳永逸。开发者只要整合了Stripe API，就几年不用去动它。2011年，他们找到了彼得·蒂尔和伊隆·马斯克。

“找到PayPal创始人，跟他们说，互联网支付一点儿也不好用——这样做是有些莽撞。”约翰笑着说，“但看看WhatsApp，你用它能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聊天，免费聊。电信公司、网络服务提供商、海底电缆的所有者，这些人通力协作，创造出这样一个全球通信网络。再看看经济基础设施，我们连起步都谈不上。”

兄弟俩提出了一种愿景：随着网络连接不断扩大，加之产品变得简单易用，互联网商务将实现扩增。“这也是PayPal最初的愿景，但他们没能实现。所以我想，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地方，他们应该能理解。”

Stripe的A轮融资由蒂尔领投，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安德森·霍洛维茨风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参投，筹集资本200万美元。凭借在开发者中的口碑，Stripe迅速成长起来。一些企业——包括网络集市构建者（如Shopify）和共享经济的新入者（如Lyft）——需要在按下一个屏幕按键的时间内，在海量小型供应商、房主/司机和万千顾客之间，处理各种付款。

若要搭建会计平台，对进出款项实施管理，大约需要六个月时间。Stripe用自己的服务器处理付款，将买家和卖家的麻烦降到最低。

很快，Stripe就与多家公司签订了合约，包括Lyft、Facebook、DoorDash（外卖送餐）、Deliveroo、Seedrs（众筹平台）、Monzo（移动银行）、英国《卫报》、Boohoo（时装电商）、Salesforce、Shopify、Indiegogo（众筹平台）、Asos（时装品牌）和TaskRabbit（跑腿服务平台）。该公司不愿透露全年处理金额，但表示，每年，它要为数百万家公司处理几十亿英镑的交易。

去年一年，65%的英国网民和80%的美国网民都从Stripe技术支持的商家那里买过东西，只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点。PayPal会在付款过程中“露面”，而Stripe更像是“白标”商家帐户，它处理付款，检查欺诈行为，并且只收取很小比例的费用：欧洲信用卡是付款金额的1.4%外加20便士，其他所有信用卡是2.9%加20便士。买家可以在信用卡账单上，看到卖家的名字；而Stripe的logo只有在卖家选择显示时，才会显示出来。

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创业

有人指出，它不是最低价的供应商，但取消了其他所有中间商，所以，这是你唯一要付的费用。光是这一点，就够打动市场了。但真正具有变革性的，是他们接下来的动作。

“这些年来，Stripe一直在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一个显而易见的机遇。”Stripe首席业务官比利·阿尔瓦拉多（Billy Alvarado）说。他在洪都拉斯长大，1998年，飓风将首都的三座桥梁全部摧毁。“一下就冒出很多人，穿着橡胶靴，收钱背人过河。”他回忆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放眼望去，创业者都无处不在。很多人都渴望创办全球互联网企业。跨国做买卖并不容易——但这样的新兴企业不下数百万。我们想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让这一步变简单。”

2016年2月24日，Stripe公司发布Stripe Atlas平台，其设计宗旨，就是让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创业。这是一个邀请制平台，不论来自加沙地带，还是英格兰最北部的小镇，你都能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该州的税制、法律和政策都十分亲商，以至于财富500强企业中，60%都是在那里花500美元注册的，其中包括美国银行、谷歌和可口可乐。

从某种层面上看，只有德罗米尼这样偏远地区的人，才能想到这种主意；也只有那里的人最清楚，与人类文明天各一方是怎样的体验。它的内核，是要“提升互联网GDP”——2016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帕特里克这样解释道。他说，Stripe的目标人群，是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创业者。“未来十年，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那些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市场。”他说，“这包括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的大约62亿人口。这么大的机遇要是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黛娜·卡特利用Stripe Atlas支付平台，创办了Coterique。“Atlas拯救了我们的业务。”她说。

黛娜·卡特（Dana Khater）今年25岁。她生于埃及，在迪拜长大，11岁前都上国际学校。父亲去世后，她回到开罗，“在自己的教育问题上，跟母亲争执了好些年”。

“我本来想去国外上大学。”她笑着说，“我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录取了，但母亲不让我去——那年我16岁，她说我太小，不能独立生活。结果头一年，凡是遇到麦吉尔大学有、而我的大学没有的，我就拿出来说事儿。有一次就说到一本时装杂志，她被我说烦了，对我说，‘那你自己办一本杂志啊。’于是，我就去办了。”

在埃及，时尚类杂志刊登的多是《Vogue》文章的译文。卡特想关注中东品牌。当时，开罗设计师阿米娜·K.（Amina K.）刚在伦敦时装周发布T台首秀，开罗时装圈也逐渐向好。于是，卡特和团队学习时装拍摄，向商店借用服装，而商店则帮忙销售杂志，换取曝光。她做了两年半的杂志——始终没去成麦吉尔大学——直到2011年，革命爆发。动荡的开罗街道上，到处都是抗议者、军用车辆、大规模祈祷示威、防暴警察和被纵火的装甲车，直到总统穆巴拉克辞职。

后续几个月，新旧秩序小心翼翼地并存着。卡特在高端百货商场Ego找了份工作。“革命过后，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没人买奢侈品。”她说，“很多在Net-a-Porter（奢侈品电商）上售罄的产品，在我们的货架上就是卖不动。真来买东西的顾客，也会索取没有品牌标志的塑料袋。即便花钱，他们也不想让人看到。”

卡特提议Ego推出自己的电商网站，但被拒绝了。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杂志变成一个平台，展示并销售新兴品牌。2013年2月，Coterique上线。该站的第一笔订单来自纽约，第二笔来自洛杉矶，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运营起了一项全球业务。当时，Coterique销售的品牌来自12个国家，包括埃及、迪拜、黎巴嫩、英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

接着，在2016年，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20亿美元贷款，埃及政府将本国货币贬值，导致通胀高企，借贷成本飙升。贬值前，1美元只能兑换6埃及磅；贬值后，一夜之间，1美元就能兑换17埃及磅。

“我们的很多品牌和顾客都不在埃及国内。”卡特说，“顾客付的是埃及镑，但我的纽约品牌只收美元。谁都不想摊上外国货币，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银行，把埃及镑取出来，拿到黑市上兑换成美元，再存进去，每次都要损失一大笔钱。”

从公司的一名早期投资者那里，她听说了Stripe Atlas。关键是，Atlas允许Coterique注册成为美国的C类公司（对公司及其所有者分开征税的公司形式），外带一个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账号，可以接收美元付款。

“在可以接收美元之前，我们只接受埃及镑付款。”她说，“如果你在伦敦，看中了我们的一条连衣裙，你得谷歌一下EGP，才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货币。你看到的是埃及，而电视上的一切都告诉你，埃及局势不稳。你心想，自己能不能收到裙子都是个问题。于是，你一下子失去了兴趣。Atlas拯救了我们的业务。”

如今，在特拉华州的科技型C类公司中，20%是以Stripe Atlas为基础的。阿尔瓦拉多平日负责Atlas与硅谷银行的合作。在他眼里，构建Atlas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成长在贫困家庭，而他出生时，家境也颇为艰难。

“我的祖父是个街贩。”他说，“我父亲18岁时，祖父扔下相当于2美元的钱，跟他说，‘照顾好你妈和你弟弟。’父亲从银行门卫做起，慢慢做上去，直到给一个负责信用审查的人工作。那人在花旗银行找了份活，把我父亲也带去了。他一下子就成了专业人士。我们去美国读书的钱就是这么来的——但一切都仰赖那一个人的决定。我觉得，帮助新兴市场不应该出于偶然。”

当然，Atlas不是慈善事业。支付业务的利润率窄是出了名的，而且在成熟市场内，增长没那么容易。阿尔瓦拉多援引预测数据说，70%的互联网商务将来自新兴市场——“所以，我们有必要现在就行动，不然，人们会自己解决问题，想出支付和借贷的办法。”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亲商环境中那些具有颠覆性特点的中小型创业企业，以及对商业思路清晰的企业来说，Stripe Atlas是有益的。”纳迪亚·米林顿（Nadia Millington）说，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创新与创业课程的副主任。“然而，考虑到注册与运营美国C类公司的复杂性，大多数中小型创业企业都无法应对。

它们要克服的难题包括重复征税、繁复的汇回法规，以及运营跨国业务所需的控制架构。从理念上看，‘互联网GDP’的概念很吸引人，但背后的假设——它将广泛惠及新兴市场的中小型创业企业——就有些牵强了。还有不少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障碍，需要去解决。”

科里森兄弟，去年7月摄于Stripe旧金山总部。

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平台模式。过去五年，包括亚马逊和Uber在内（两家都是Stripe客户），很多企业迅速构建起了数十亿美元的业务，颠覆了一个又一个产业，靠的就是平台化的商业模式。凭借开放、互联和可迅速规模化的优势，它们构建出了开发者、用户和供应商并存的完整生态系统。

借助平台，大家都能在基本中立的条款下，开展各种买卖。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卖家被涵盖进来。在Stripe搭建的市集中，有四分之一的市集，卖家都不在本国。而对兄弟俩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去年7月，Stripe进军信用卡业务，利用已有的万事达卡和维萨卡支付网络，帮助企业用户发行面向员工的信用卡。出于对互联网创始者的忠诚，他们的使命，是纠正互联网建立过程中一个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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