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史学价值及其“修昔底德传统”_风闻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目前在埃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草纸文献之一，涉及的是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为学界所普遍关注的历史时期。它包括开罗断片、佛罗伦萨断片和伦敦断片三部分，因其全部发现于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并且都为古希腊历史之记载, 内容上又彼此相联系, 故而校勘者把它们合称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

原帖：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795628.shtml

       【内容提要】《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是20世纪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的重大发现。这部作品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古希腊政治军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提供了许多有别于色诺芬《希腊史》的珍贵信息。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两部作品地位高下的争论十分热烈。根据现存文本显示的证据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在历史观、客观性和文字表述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其总体史学价值明显低于色诺芬《希腊史》，而这部作品对修昔底德传统的模仿与借鉴也往往流于形式。

【关 键 词】《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色诺芬/修昔底德/古典史学

一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是国际学术界对20世纪在埃及奥克西林库斯地区发现的，保存在三份彼此独立的2世纪纸草上的史著残篇的通称。这三段文字来自同一部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的，记述内容与色诺芬《希腊史》1－2卷、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3－14卷希腊史部分相近的政治军事史作品。①残篇的主体部分、伦敦手稿和佛罗伦萨手稿分别发现于1906年和1934年，记述年代最早的开罗手稿则迟至1976年才被公布。②这部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著作的问世在国际古典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甚至被誉为堪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出版相提并论的重大发现。③

古典学者们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早期研究主要局限于文本整理和年代确定方面。雅各比(Felix Jacoby)的巨著《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在分析该作品内容方面进行了较早的积极尝试。在1926年出版的政治史残篇分册中，雅各比收录了伦敦手稿的文本，并在注疏中指出了该残篇同修昔底德、特奥庞普斯(Theopompus)和狄奥多鲁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④认为这部作品比色诺芬更接近于修昔底德的写作传统，其作者可能掌握了关于其记载的亚洲战事的一手材料。⑤然而，由于相关材料的匮乏，雅各比承认，他和同时代学者们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研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积极建树。⑥在公布初期的轰动效应过去之后，学界对该残篇的兴趣一度逐渐减退。

1976年开罗手稿的发表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研究。尽管开罗手稿的内容极为简短且残缺不全，但这份手稿存在的事实却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对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献而言，能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拥有三份相对独立并保存至今的手稿，这在学术史上是较为罕见的，也往往是著名学者的经典作品才会得到的待遇。因此，一度搁置起来的作者问题再度成为焦点，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及其历史地位提出了种种假设。⑦其次，开罗手稿记载的内容在年代上早于佛罗伦萨手稿和伦敦手稿，并且开罗手稿、佛罗伦萨手稿记录的史实在年代上都十分接近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戛然而止的结尾部分，这使得学者们倾向于认定，《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延续，同后者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关系。因此，《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与色诺芬《希腊史》的优劣比较及该作品同修昔底德传统的联系开始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古代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部分研究者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在史料筛选原则、历史观念方面继承了修昔底德的撰史传统，因此在史学成就上高于色诺芬的《希腊史》。该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史家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⑧在其出版于1987年的史著《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危机》(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一书中，卡特里奇指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比色诺芬的作品更好地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其作者是位出色的军事史作家，⑨他的记载客观、公正，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辈修昔底德。⑩卡特里奇甚至大胆地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是位一流史家，其作品在问世后一直比色诺芬的《希腊史》拥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留下三篇独立纸草手稿的现象绝非出于偶然。(11)与此相反，德国学者布勒克曼(B. Bleckmann)则在1998年发表的作品《雅典衰落之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史》(Athens Weg in die Niederlage: Die letzen Jehre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s)中提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特奥庞普斯的作品。它之所以看上去内容丰富，主要是因为特奥庞普斯编造和添加细节的缘故。这部作品的基本性质是文学的，并非严肃的历史作品，其史料价值根本是无法同色诺芬的名著相提并论的。(12)

相对而言，布勒克曼出示的论据更难以令人信服。这一假说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基本前提是将特奥庞普斯视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但这一假说已遭到多数当代学者们的否定。(13)根据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斯(Eusebius)的转引评论，特奥庞普斯的希腊史是在色诺芬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写和添油加醋的方式草草写就的；其主要特色在于文笔方面，但它破坏了色诺芬史著中的优秀成分。(14)然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平实甚至呆板的文风完全不符合优西比乌斯的记载。因此，将优西比乌斯转述文字中真正的评论对象——特奥庞普斯业已佚失的史著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划等号的做法是缺乏根据的。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卡特里奇等人过分抬高《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历史地位和史料价值的看法同样值得商榷。为了客观、全面地剖析这部作品在古典史学中的地位和在当代希腊史研究中的参考价值，我们必须对这场学术争论中涉及的三个主要对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现存残篇、色诺芬《希腊史》和“修昔底德传统”的概念进行系统考察。

二

通过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现存残篇的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布勒克曼等人对该书史料价值的贬低是有失公允的。这部作品起码在一个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史学意义，那就是它保存了部分完全不见于其他材料记载的，对希腊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在现存残篇15.1－3中，作者较详细地描述了公元前395年罗得岛人民发动起义推翻僭政，建立民主政体的细节。这段记录不见于其他任何现存史料。(15)17.5则记载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是全希腊最富足的地区，因为斯巴达人此前的多次攻击对阿提卡地区的破坏十分轻微。这一陈述如果不是同修昔底德的观点相悖的话，至少也是较为出人意料和富含史料价值的。(16)16、17两章则详细记载了即将崛起并在希腊世界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彼奥提亚诸城邦的政体形式及其运作情况，这些信息对于后人了解底比斯的盛衰原因以及希腊城邦世界中寡头政体采用的典型组织模式是非常宝贵的。(17)总之，对于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这段史料相对散乱的时期而言，《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发现和出版无疑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是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们予以高度重视的。

然而，在卡特里奇等学者看来，《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史学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色诺芬《希腊史》叙述体系的整体颠覆，这显然是一个更为重大、也更富于争议的课题。传统上，色诺芬的《希腊史》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称为古典时期希腊史学的三大成就，是后世史家研究公元前5世纪初至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最基本参考材料。同另外两部作品相比，色诺芬的史著在宏观视野、公正性和详略处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也遭到了许多当代史家的严厉批评；(18)但作为《希腊史》中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一位在古典世界享有盛誉的史学家和哲学家，色诺芬必然掌握了大量相关一手材料和目击证据。因此，在比对色诺芬作品与晚出著作相关内容的出入时，色诺芬的记载通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出现却对传统的史料价值评判标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现存的有限篇幅内，《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多处记载同色诺芬存在重大差别。例如，色诺芬《希腊史》3.5.3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18.3同时记载了福奇斯人和洛克里人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色诺芬认为争端的事发地是福奇斯人与东洛克里人之间的边界，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却把争端开启的地方记载为帕纳索斯山一带；两种记载在细节上也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布鲁斯(Bruce)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可能是这起事件的目击者，因此能够拥有色诺芬未曾获得的准确一手信息(19)。当然，这一看法还只是猜测而已。对色诺芬史著可靠性最严重的冲击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现存残篇同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叙述体系的高度一致性。

关于色诺芬《希腊史》、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比较的最典型例子是三部史书对公元前395年萨迪斯(Sardis)战役的记载：色诺芬同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存在着巨大分歧；而狄奥多鲁斯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叙述体系却基本吻合，并且前者似乎存在着节编和误传后者的明显痕迹(20)。相似的结果同样呈现于色诺芬《希腊史》1.3.15、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3.66.5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5.1－2的比较中(21)。此外，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14.79.8中提到的“西顿君王”也似乎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9.2中的‘…［βασ］’吻合，暗示其材料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自后者的(22)。这样一来，《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对色诺芬作品权威性的挑战便凸显出来了。尽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本身的内容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但以其记载为基础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虽在从前只被视为凌乱的二手材料堆砌，却保存了一种同色诺芬《希腊史》差异巨大的，同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叙述模式(23)。如果卡特里奇等人关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较色诺芬《希腊史》更接近“修昔底德传统”，从而也更加客观、可信(24)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狄奥多鲁斯这一叙述体系就有理由取代色诺芬的史书，成为当代学者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这段历史时首选的参考材料，希腊史的部分篇章就存在着从头重写的必要。布鲁斯在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所做的注疏中写道：“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狄奥多鲁斯史料来源的优秀质量，我们就应当对他记载这一时期的史著中有别于色诺芬的部分给予更多的尊重。正如阿卡梅(Accame)所说的那样，对公元前411－386年间历史进行‘彻底修正’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25)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修昔底德撰史传统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自身价值的一种误解。

三

笔者认为，在探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与修昔底德传统的继承关系时，部分学者走进了一个误区，那便是将“修昔底德传统”当成了近现代历史科学中客观主义叙事标准的同义语，忽略了古典史学、包括修昔底德自身作品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个性化特征。事实上，修昔底德传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题材选择标准、个人独特经历、历史观和文字风格彼此结合的产物，其个体性特征与作为古代条件下客观主义史学传统典范的特点其实是同样突出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修昔底德声称，自己要对亲身经历过的和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史事都加以认真核实，绝不轻信或盲从。他承认，这对于他而言是一项“艰巨的工作”(26)。但他同时也坦率地指出，想要字句不差地记录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演说实在是过于困难了；他在很多情况下的处理办法是，按照讲话者对论述问题的看法和当时身处的情境，运用符合特定场合的语言将他们的言论“创作”出来(27)。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现代的史学标准的，而且也很难用古典时期缺少记录讲话内容的客观条件来加以解释。因为如果修昔底德意识到这种做法对所记述史事真实性的破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去创作这些演说词。事实上，对于修昔底德而言，虚构的演说恰恰是他探求真理的工具，因为这些文字包含了对历史情境、历史规律的分析。他接下去写道：

“很可能，由于我的记述中缺乏奇闻逸事，它听起来将不会那么引人入胜；但只要那些具备清醒头脑，既看到业已发生的事情，又明白它们有朝一日完全可能以同样或类似的方式再度发生的人认为这部作品是有益的，那对我来说就已足够。”(28)

可见，修昔底德求真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核实史事；他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是，通过对史实的准确把握和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深刻分析，概括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从而对后世读者有所警示(29)。他在第三章中冷静地评论道：“陷入党派之争的希腊诸城邦忍受着诸多痛苦的折磨，这种事情定期反复发生着；并且只要人性不变，情况就将永远如此，尽管其程度和表现形式会因情势的不同而多少有所差异”(30)。在修昔底德眼中，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人类历史是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件的(31)。作为这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他有条件也有义务将这场大战所揭示的人类社会运转规律提炼出来，使之流传后世。他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就跟他在第二章中详细记录亲染瘟疫的症候一样，是为了让后人尽可能地预先掌握相关知识并加以防范(32)。现代医学实验的价值依赖于实验条件的完备、药品与样本的纯度和观察记录的精确；而修昔底德对社会运转规律的概括与解释也要以史实的可靠性为前提。因此，只要历史过程的记述是准确可靠的，虚构的演说词对修昔底德追求的最终真实并无妨害，甚至可以成为他深入剖析人世规律、政体优劣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便利工具。

另一方面，尽管修昔底德声称自己不会利用趣闻轶事来取悦读者，他的作品在文字风格方面却是刻意求工的，因为这是在古代条件下使自己的历史作品成其为不朽的必然要求。缺乏文学价值、无法引起读者(或听众)兴趣的史著在传播和影响力方面必然会受到致命的限制，其警世与垂范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当代学者已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修昔底德史著的文学色彩(33)，而身处相近文化背景下的古代评论家对此更是早有深刻认识和评述。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在《论修昔底德》一文指出，修昔底德的叙述风格是值得敬佩和仿效的，他的作品是崇高风格、优美语言和修辞技巧相结合的完美典范(34)。他在《致阿姆涅乌斯(Amnaeus)的第二封信》中深入研究了修昔底德在用词方面的创新与求变(35)。他还认为，自己推崇备至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的修辞风格在很多方面就是得自于修昔底德的(36)。这些赞美充分说明了修昔底德在文字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要之，修昔底德的求真精神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追求有着自身的创新色彩和进步意义，特别是初步具备了史学科学化和对史料进行严格筛选、批判的，古代条件下的客观主义史学意识，其学术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然而，修昔底德传统并非追求史学客观性的唯一道路，更不是现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同义词。当代学者对是否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的问题尚无统一认识；而无论如何，恐怕没有哪位当代史学家会简单地认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一个孤立事件中是可以概括出支配整部文明史的总规律的。而修昔底德虚构演说词和追求修辞学效果的写作方式更是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明显烙印，他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孤立历史事件中提炼出颠扑不破的历史永恒规律的信念则更多地代表了他个人的独特看法。他的求真标准与19世纪以来强调“如实直书”的现代客观主义史学原则不能完全等同，我们也没有理由强求色诺芬等后代史家一定要对修昔底德的这种极具个性化特征、在某些方面也值得商榷的史学传统亦步亦趋。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学仍处于草创阶段，而从后世潮流来看，古典史学恰恰是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的：色诺芬及后来的古典史家们运用不同的体裁、题材、史观和文字风格，创作出了众多具有重大史学价值和历史影响的古典史著。诚然，他们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修昔底德的作品；但我们很难同意，所有取得成功的后世史家都是修昔底德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因此，是否严格遵循修昔底德的写作传统并不能作为我们评判希腊史学作品优劣与可靠程度的唯一标准。即便《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在写作风格方面确实较色诺芬更接近于所谓的“修昔底德传统”，我们也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前者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性必然高过色诺芬的作品，其记载中所包含的大量细节必然是能够经受现代史学评判标准的考验的。

四

作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狄奥多鲁斯叙述体系的对立面和参照物，色诺芬《希腊史》同修昔底德传统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古典学界普遍认为，色诺芬《希腊史》是对修昔底德作品的续写。这种观点的最初基础来自两条史料。首先，色诺芬《希腊史》现存文本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在此之后()”，(37)显然是接续某段文字而来的。不过，后文叙述的内容虽在时间上紧接修昔底德的第八卷，但从逻辑上看，同修昔底德的文本直接连接起来还略显牵强。(38)另一条更具影响力的材料来自公元3世纪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他在《明哲言行录·色诺芬》中写道：“有一种说法声称，通过发表修昔底德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史著，他(色诺芬)使得前者闻名于世，并且色诺芬自己也有可能使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39)事实上，这条史料也是缺乏绝对意义上的说服力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声明自己的材料来自道听途说，并且他只说色诺芬“有可能使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并未承认《希腊史》全书都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美国古典学者亨利(W. P. Henry)在仔细研究了《希腊史》的文本后指出，《希腊史》前两卷的文本特征同后五卷存在显著差别，(40)但我们并无理由确定色诺芬《希腊史》的前两卷是对修昔底德著作的自觉续写。(41)英国学者格雷(Vivienne Gray)则认为，甚至连所谓的续写部分同后五卷之间的截然差异也是后人夸大的结果，《希腊史》全书通篇都保持了色诺芬的典型写作风格。(42)

笔者认为，无论《希腊史》的前两卷是否为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我们都没有理由主观假设，色诺芬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刻意效仿修昔底德的写作套路。4世纪拉丁史家阿米亚努斯·马赛里努斯的《罗马史》旨在续写塔西佗的《编年史》，但这部史书却展现出了鲜明的、有别于前者的文风。同样，在晚期古典教会史的传统中，苏格拉底(Socrates)和索佐门(Sozomen)都续写了优西比乌斯的作品，但也没有仿效文字特征的明显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典批评家的理论体系中，色诺芬不但没有被视为修昔底德传统的继承者，而是作为与修昔底德并存的另一种传统而受到赞扬的。

在《致涅乌斯·庞培乌斯》(Letter to Gnaeus Pompeius)中，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色诺芬的史著在主题、语言等方面的模仿对象是希罗多德，并不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在布局谋篇上善于把握史事断限，叙事清晰流畅，而修昔底德却恰好在这方面暴露出了明显的弱点。(43)他在仅存残篇的《论模仿》一文中同样指出，色诺芬效法了希罗多德的史著结构和道德论倾向(44)，而另一位史家斐利斯托斯(Philistos)才是修昔底德传统的模仿者(45)。狄奥尼修斯的论断表明，在古人的观念里，色诺芬的撰史风格同“修昔底德传统”间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从题材和史观的角度看，色诺芬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巨大的。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创作一部内容基本仅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作品，(46)并且他本人便是战争中许多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色诺芬试图创作的却是介绍全希腊在某一时间段内概况的历史，在古代社会的信息流通速度和资料保存条件下，这意味着他是根本无法全面效仿修昔底德的史料批判方式的。修昔底德可利用亲身经历或当事人的口述去创作其史著中的大部分篇章，并对史料来源进行具体的、甚至是现场的核实；而色诺芬选择的题材就决定了，他通过亲身经历得来的信息只能在全书中占据相对较小的篇幅，而作品的其他部分则要依赖二手史料和对这些记载的判断、取舍与整合。而如果我们对《希腊史》和《长征记》两部历史作品进行综合分析，就会清楚地看到，虽然色诺芬并未在著作中刻意强调修昔底德式的史料批判原则，但他对亲历史实的叙述却是同样严肃和细致的。因此，机械套用修昔底德式的史料批判标准去衡量色诺芬史著价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同时，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史观着眼点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修昔底德关注的是战争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政治体制的优劣、利益冲突的根源、外交体系的运转、财力支持的保障、疫病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他重视的主题。作为哲学家和苏格拉底的门人，色诺芬在史著中关心的是作品的教育和警世意义，(47)历史事件中折射出的人性与美德，社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体现出的道德风尚，将领指挥艺术的成败得失，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在同修昔底德的叙事内容、模式相差更远的《希腊史》后五卷中才反映得最为充分。(48)这种分歧是两人世界观、历史观中存在的个性化差异，并不能反映双方史著水平的高下。从当代客观主义史学的标准来看，如果说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的过誉和对伊帕密侬达的漠视反映了他的立场偏见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否定、对克瑞昂和亚西比得人格的贬低及对支配历史机械规律的盲目信仰也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在史著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上，色诺芬同修昔底德传统把握的是历史的不同侧面；修昔底德执著于对社会永恒演化规律的深入探索，色诺芬则留意于对历史事件所反映的道德风尚和时代精神的概括提炼。这种差异是由双方的选题、阅历、史观和性格差别所决定的。两部作品都为古典希腊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并不能仅从史学风格角度出发，对它们进行简单、武断的优劣评判。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和安提丰(Antiphon of Rhamnus)的史书以优美见长，但在吸引力方面略逊一筹；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和色诺芬的史作引人入胜，但在美感方面不及修昔底德(49)。当代学者格雷则评价说，如果我们抛弃现代人的偏见，按照色诺芬的史观和思路去理解《希腊史》的话，我们便会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精致与生动(50)，以及全书保持的统一风格和深刻思想性(51)。总之，笔者认为，色诺芬的《希腊史》确实在题材、侧重点和文字风格上有别于“修昔底德传统”，同时也的确存在着不容否认的缺陷与偏见，但它仍然无愧于古典希腊史学杰出成就的代表。它对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的希腊历史进行了全景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历史状况的最早的和最为系统的解释模式，并通过其思想的深刻性、史料的丰富性和文字的生动性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几乎完整地保存至今，其在希腊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是已面目全非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残篇和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所无法替代的。

五

不过，即便《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无法在史学贡献与原创性上彻底超越和取代色诺芬的《希腊史》，它是否仍然如布鲁斯等人所说，通过继承、模仿修昔底德的客观主义传统而成了在古典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流史著与值得当代史家充分信赖的史料来源呢？(52)笔者认为，从现存残篇的内容来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仅仅模仿了修昔底德写作格式与体例方面的皮毛，并未真正领悟和效仿后者客观主义撰史原则的核心精神。

当代学者们认定《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为修昔底德传统继承者的证据主要有三条。首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似乎直接提及了修昔底德的名字；其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采用了修昔底德将每一年分成冬夏两季的编年体例；再次，开罗手稿和佛罗伦萨手稿的内容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于修昔底德著作的结尾段落(53)。笔者认为，以上三点都是作品形式方面的论据，充其量只能证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写，并不能说明这部著作在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上也成功地秉承了修昔底德的治史原则。

首先，从撰史目的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评论上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并未承袭和真正理解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经常被修昔底德“创作”出来，借以分析历史形势、总结历史规律的演说词，在《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数量可观的残篇中从未出现过(54)。同样，《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也从来没有在描述历史事件之后对它们发表过评论。他在叙事过程中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详细分析也并不多见，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便是7.2－4中对希腊各邦组成反斯巴达同盟的原因分析。

在这段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段落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试图分别解释雅典人、阿哥斯人、彼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反对斯巴达的理由。他认为，雅典人之所以反对斯巴达，是受了城邦里的两个政客，埃皮克拉底(Epicrates)和克法鲁斯(Cephalus)的挑唆，这两个人一向“想让城邦卷入战争”(55)；阿哥斯人和彼奥提亚人痛恨斯巴达人的原因是因为后者“将他们的仇敌奉为上宾”(56)；而科林斯人反对斯巴达也只是出于感情上的仇恨(57)，但其政治家提摩拉奥斯(Timolaus)却是出于个人私怨才要对斯巴达开战(58)。作者最后总结说：“他们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为了法纳巴祖斯和贿金才痛恨斯巴达人的”(59)。

从形式上看，这段分析近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中对争端起因的剖析，似乎带有模仿前人作品的痕迹；但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观察的细致性却远逊于修昔底德的名著。修昔底德先对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史进行了整体回顾，又对双方开战前的内部利益关系做了细致分析，最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结论：雅典与斯巴达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势力的膨胀和斯巴达人对此的不安(60)，而其直接导火线则是科林斯与科西拉两个城邦间的偶然冲突。随后，修昔底德又通过“创作”拜访斯巴达的科林斯使节(61)和雅典公民大会(62)上政治家们发表的战前演说词，进一步阐明这场战事何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必然性正是修昔底德苦苦寻找的历史规律和至高的真实。相形之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作者根本无意于从对历史事件原因的分析中提炼出关于军事活动、商业往来和外交斗争的任何历史规律，其史识未免显得简单幼稚；他没有看到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因素，没有展示斯巴达、其他希腊城邦及波斯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体系运转过程，而只用政客活动、情感好恶甚至私人恩怨去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与交兵。这种分析所反映的历史观很可能是十分浮浅的。

在史料的取舍和考证方面，我们缺乏对《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进行具体评判的文本证据。在现存的残篇中，作者既未阐述自己的信息来源和对史料进行筛选的一般原则，也极少提供可供同除色诺芬之外的其他公元前4世纪史料进行核对的文字内容，并且也没有交代他的个人身份和在其叙述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只能对他所提供史料的价值持保留态度。无论如何，《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现存残篇涉及的主题已经比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庞杂得多。它不仅讲述了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明争暗斗，还记载了小亚、彼奥提亚、福奇斯等地的军事、外交活动，甚至还对罗得岛民众发动的政治暴动和彼奥提亚诸城邦的政体模式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不可能从头至尾仿效修昔底德传统的史料筛选原则并主要依靠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获取史料信息；其作者对史料的处理恐怕难以超越色诺芬等人以二手史料为基础的编纂模式。

文字风格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另一块短板。虽然该书的作者跟修昔底德、色诺芬一样，都使用阿提卡方言进行写作(65)；但绝大多数相关研究者都承认，这部作品的笔法较为干涩，残篇中的词汇极其贫乏(66)。完成《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第一部中文译本的郭霞也指出，这部著作的文字是“枯燥乏味难以引人入胜”的(67)。更为严重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缺乏明晰的逻辑思路，经常插入严重离题的句子和段落，令读者产生一种支离破碎、不得要领的感觉(68)。与修昔底德被狄奥尼修斯盛赞的用词多样性(69)相比，《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单一的词汇、句式运用几乎显得幼稚、粗糙和令人难以卒读。比较典型的是作品12.1－3中的叙述段落：

“……在当地等待三天之后，阿格西劳斯率领军队前往大弗里吉亚地区……将波斯人集结起来之后，提萨法尼斯尾随着他，保持数斯塔狄昂的距离……穿过吕底亚平原之后，阿格西劳斯率领军队……”

在短短数行的篇幅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连续三次重复使用了“主语＋表示动作结果的分词＋主句”的简单搭配结构，这显然是文笔相对逊色、写作技巧掌握不够纯熟导致的结果。可以想见，在上述史观指导和文字水平支撑下完成的历史作品的质量和生命力恐怕是难以同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成熟史作相提并论的。

可见，《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并没有成功地模仿修昔底德的史观和风格，其作者对后者客观主义史料筛选原则的借用也只是无法证实的和很难成立的猜想。那么，这部作品究竟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呢？笔者认为，这种借鉴主要在于作品的史料来源与格式体例方面。

首先，《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似乎直接引用了修昔底德的作品，尽管我们拥有的证据还较为模糊。残篇2.32中有“”的字样。到目前为止，古典文献学者们普遍认可引文中的修补方式，认为残篇所指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8)。此外，残篇7.4中有“如前所述”()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这或许说明他曾引述过修昔底德对塔索斯(Thasos)地区民主制度被推翻过程的记载(69)。这些证据最多只能证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作者读过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并引用了书中若干段落的记载内容，并不代表该作者继承了修昔底德传统中的精华部分。

其次，《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忠实继承了修昔底德作品按照冬夏两季划分时间段的编年体例模式。残篇9.1中写道：“……以上是希腊世界在那一冬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到了夏初……第八年的开始……”。类似地，残篇16.1中也记载道：“在这个夏天，彼奥提亚人和福奇斯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这种时间计算方法同修昔底德的作品不谋而合，体现出了明显的模仿、继承痕迹。

可见，如果仅从现存残篇的内容进行判断的话，我们尚无充分理由断定，《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一部全面继承了修昔底德客观主义史学传统的作品。它对修昔底德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个别史实内容的征引和史著格式体例的承袭方面，而没有汲取修昔底德历史观念、史学方法和文字风格的精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学批评家兼史学家狄奥尼修斯眼中，《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继承的编年模式恰恰是修昔底德作品中的糟粕，而非精华。他在《论修昔底德》一文中不客气地指出，按照季节机械划分时间和叙述内容的做法造成了修昔底德历史记载中的混乱，迫使他不得不在某一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中断叙述，而在读者几乎已忘却这一线索的时候，他又在叙述下一季节的事件时突兀地将后续情节补充进去(70)。狄奥尼修斯的看法不无合理之处，当代史学研究者对狄奥多鲁斯的《历史集成》(71)和早期拉丁编年史(72)也分别提出过类似的批评；可以说，这是带有编年性质的古典历史著作至少从修昔底德时代开始便已具有的通病。在这一方面，背离“修昔底德传统”的色诺芬《希腊史》打破了修昔底德按季节编排史料的僵化叙述模式，更加注重叙事局部段落的完整性，将一个个生动鲜明、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有始有终地呈现给读者，从而实现了作品教育、启示意义的最大化，超越了修昔底德采用和《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墨守的套路。这一细节再次证明，是否刻板继承修昔底德传统并非衡量色诺芬《希腊史》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孰优孰劣的恰当标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无名作者必然是一位在史才、史识和学术影响力上逊于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二流史家。

六

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是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希腊政治军事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它提供了部分不见于色诺芬《希腊史》记载的史料和间接通过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保存下来的、可供参考和存疑的希腊史叙述模式。另一方面，对所谓“修昔底德传统”的继承并不足以使《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及以其记载为基础的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的史学价值超越色诺芬的同题材作品。“修昔底德传统”是综合了题材选取、史家阅历、特定史观和优雅文风等多重要素的，极具个性化色彩和时代特征的客观主义标准，并不适合作为衡量后续史作优劣的唯一尺度。色诺芬的《希腊史》突破了修昔底德传统，在对人性的关注、道德史观的建立和编年体例的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形之下，《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没有继承修昔底德传统中的精髓，仅仅粗浅地模仿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行文格式和编年体例，其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与客观性无从证明，在历史观和文笔质量上则存在着严重缺陷，因而只能算作希腊古典史学中的二流成果和旁证材料。

从对古典史学的贡献角度看，具备原创性的色诺芬显然应比《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无名作者得到更高的赞誉。色诺芬的《希腊史》受到了后人的推崇，成为后世作家叙述相关历史事件时采用的核心史料，并基本完整地保留至今；相形之下，机械模仿修昔底德写作格式，而在见解、文采方面相对逊色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除可能间接得到二流史家狄奥多鲁斯的征引外，在古典学术史上几乎一直默默无闻，其文本也仅保留下若干残篇。这种鲜明反差正是在古代文化史的发展规律支配下形成的合理结果。

［收稿日期］2012-09-20

注释：

① Klaus Meister, Hellenika Oxyrhynchia, Hubert Cancik und Helmath Schneider(ed.), Der Neue Pauly, Enzyklopdie der Antike, Band 5,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1996, p. 300.

② 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Oxford: Aris & Phillips, 1988, pp. 3-4.

③ 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1.

④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Vol. II. C, edited by Felix Jacoby,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26, p. 6.

⑤ 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Vol. II. C, p. 7.

⑥ Felix Jacoby, P. Mans, The Authorship of the Hellenica of Oxyrhynchus(with an Appendix Contain the Newly Published Fragment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44, No. 112(Jan. -Apr., 1950), p. 8.

⑦ Klaus Meister, Hellenika Oxyrhynchia, Hubert Cancik und Helmath Schneider(ed.), Der Neue Pauly, Enzyklopdie der Antike, Band 5, p. 300.

⑧ Tim Rood, Xenophon and Diodorus: Continuing Thucydides, Christopher Tuplin(ed.),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4, p. 346.

⑨ Paul 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London: Duckworth, 1987, p.66.

⑩ Paul 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pp. 66-67.

(11)Paul Cartledge,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p. 67.

(12)Tim Rood, Xenophon and Diodorus: Continuing Thucydides, Christopher Tuplin(ed.),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p. 346.

(13)Tim Rood, Xenophon and Diodorus: Continuing Thucydides, Christopher Tuplin(ed.),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pp. 346-347.

(14)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F115. T21.

(15)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149.

(16)W. G. Hardy,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and the Devastation of Attica,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1, No. 4(Oct., 1926), p. 346.

(17)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eKechnie and S. J. Kern, p. 152.

(18)W. P. Henry, Greek Historical Writing,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 Chicago: Argonaut Inc., 1966, pp. 1-2.

(19)I. A. F. Bruc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5.

(20)Xenophon, Hellenica, 3. 4. 20-25; Diodor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14. 80. 1-4; Hellenica Oxyrhyrtchia, 11. 4-6.

(21)郭霞：《〈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2007年，第24－31页。

(22)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eKechnie and S. J. Kern, p. 139.

(23)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8.

(24)Vivienne Gray,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Battle of Sardis in 395 B. C. Xenophon Hellenica 3. 4. 20-24 and Hellenica Oxyrhynchia 11(6). 4-6, 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12(1979), p. 183.

(25)I. A. F. Bruc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pp. 21-22.

(26)Thucydides, 1. 22. 2-3.

(27)Thucydides, 1. 22. 1.

(28)Thucydides, 1. 22. 4.

(29)Jeffrey Rusten, Thucydides, Michael Gagarin(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Vol. 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0.

(30)Thucydides, 3. 82. 2.

(31)Thucydides, 1. 11. 2.

(32)Thucydides, 2. 48. 3.

(33)Jeffrey Rusten, Thucydides, Michael Gagarin(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Vol. 7, p. 59.

(34)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Thucydides, 27.

(35)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Second Letter to Amnaeus, 3-11.

(36)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Thucydides, 53.

(37)Xenophon, Hellenica, 1. 1. 1.

(38)Christopher J. Tuplin, Xenophon,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ed.),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revis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29.

(39)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2. 57.

(40)W. P. Henry, Greek Historical Writing,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 p. 11.

(41)W. P. Henry, Greek Historical Writing,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 p. 44.

(42)Vivienne Gray, 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 London: Duckworth, 1989, pp. 1-2.

(43)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Letter to Gnaeus Pompeius, 4.

(44)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Imitation, 2. 1-6.

(45)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Imitation, 2. 14-15.

(46)Thucydides, 1. 1. 1.

(47)Vivienne Gray, 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 pp. 6-7.

(48)W. P. Henry, Greek Historical Writing,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Based on Xenophon’s Hellenica, pp. 11-13.

(49)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Litterary Composition, 10.

(50)Vivienne Gray, 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 p. 145.

(51)Vivienne Gray, The Character of Xenophon’s Hellenica, p. 182.

(52)I. A. F. Bruc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p. 21.

(53)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8.

(54)Klaus Meister, Hellenika Oxyrhynchia, Hubert Cancik und Helmath Schneider(ed.), Der Neue Pauly, Enzyklopdie der Antike, Band 5, p. 300.

(55)Hellenica Oxyrhynchia, 7. 2.

(56)Hellenica Oxyrhynchia, 7. 2.

(57)Hellenica Oxyrhynchia, 7. 3.

(58)Hellenica Oxyrhynchia, 7. 4.

(59)Hellenica Oxyrhynchia, 7. 5.

(60)Thucydides, 1. 22. 4-6.

(61)Thucydides, 1. 120. 1-5.

(62)Thucydides, 1. 140. 4-5.

(63)I. A. F. Bruc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p. 18.

(64)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p. 22-23.

(65)郭霞：《〈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研究》，第17页。

(66)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p. 23-24.

(6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Second Letter to Amnaeus, 3-11.

(68)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124.

(69)Hellenica Oxyrhynchia,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 J. McKechnie and S. J. Kern, p. 137.

(70)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Thucydides, 9.

(71)Diodorus of Sicily, The Library of History, Vol. 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H. Oldfath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Introduction, p. xviii.

(72)Andrew Lintott, Roman Historians, 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