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考古_风闻

观网里为“夏朝”存在“呐喊”的人，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在他们眼里“夏”是意气之争，而非科学探究，关心的也只是承不承认。这里给他们补补课吧。

原贴：http://arch.cssn.cn/kgx/kgxllykgxs/201802/t20180212_3849082.shtml

       ２０１５年夏商周时期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收获颇丰，发表简报、报告和研究论文总计３００余篇，出版田野考古报告、专著、论文集和图录等７０余部，召开了“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河济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会”“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６０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

一 夏代

        ​２０１５年度有关早期夏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相对较少。东赵遗址发现的新砦期城址，不仅证明郑州地区存在新砦期遗存，而且凸显了该地在夏代早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对于进一步了解新砦期遗存的分布、文化面貌、性质归属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７日）。

        袁广阔再次强调，对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不应忽视河济地区的后冈二期文化遗存。他认为，该类遗存在年代、地域、文化面貌、聚落特征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夏后氏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我国首个早期国家实应兴起于河济地区（《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２辑）。张雪莲、赵春青对新砦遗址２００２年发掘出土动物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不同种类家畜之间的饲养方式虽有所不同，但家畜的食物均是以包括粟、黍在内的Ｃ４类植物为主（《南方文物》４期）。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及研究仍持续受到学界关注。

        ２０１５年度报道有二里头遗址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的部分发掘收获，包括宫殿区内东北部的一处巨型坑（《考古》１２期），以及围垣作坊区的一条南北向夯土城垣（Ｑ７）和两侧的路土遗迹（《考古》１期）。郑州东赵遗址除发现新砦期城址外，还确定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中城（《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７日）

        许宏总结了二里头遗址的工作历程和发掘收获，重申该遗址是到２０１５年可以确定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性遗址，其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中原文化研究》４期）。许宏同时又力主，就目前最新的测年结果等因素来看，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说；甚至二里头遗址性质的最终确定，也需要相关文字材料的证明（《南方文物》３期、《中国文物报》１１月６日、１１月２０日）。不过，也有学者对不断下拉和压缩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产生了疑惑。魏凯指出，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方案及天文学推算成果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原因或许在于１４Ｃ测年技术自身的局限。他主张，当前的１４Ｃ测年数据只宜作为二里头文化定性研究的参考；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构建尚需通过多元证据的互校和整合来实现和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５期）。

        钱燕分析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文化因素、分布地域以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的关系，认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仍属于夏文化，属夏文化晚期阶段。张继华对登封南洼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遗址第三期遗存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前后两大期之间是渐变和连续演进的；二里头文化分期方案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此外他还指出，南洼遗址发现的环壕证明，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聚落也存在大规模的防御设施（《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２辑）。

        可喜的是，在上述基础问题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二里头文化时期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军事防御体系、都邑内人群构成，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等问题。

        曹兵武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结束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传统间的自然生长和竞争的模式；以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为背景，中原地区发生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导性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形成了整个东亚文化相互作用圈中“共识的中国”（《中国文物报》９月１１日、９月１８日）。这与之前王巍等人的看法有相似之处。李昶、张书峰通过考察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等多处夏代重要遗址的材料，将夏都军事防御体系划分为都城地区和外围地区两重层次，并认为夏代早期是以都城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而中晚期则以外围地区为重点构建防御体系（《中原文物》３期）。赵春燕依据人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的测定，对陶寺与二里头遗址人口迁移现象和迁移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应是本地人口占居多数，但也存在较高比例的外来移民（《中华之源》）。张国硕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考证夏代韦、顾、昆吾三方国的地望可能分别在今郑州市区、荥阳大师姑和新郑望京楼等地（王震中、高大伦、肖先进主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４中国广汉）》，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方国文明》）。

        邓聪、王方通过观察出土牙璋的细部特征，发现二里头ＶＭ３：４牙璋的制作工艺与风格，对包括成都金沙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同类器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也波及东南沿海地区。他们认为，牙璋跨区域的复制可视为政治权力观念由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传播的一种表现；牙璋等实物资料的存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夏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代表着东亚广域王权国家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５期）。

        高寒考察了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方国文明》）。辛爱罡对二里头文化非镶嵌类绿松石制品的使用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均作为服饰之用，按功能划分主要有耳饰、项饰、腕饰、冠饰等。此类饰品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已出现，二期之后渐趋繁荣，均出土于贵族成人墓葬之中（《中原文物》６期）。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仍是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重点。

        以往多次调查表明，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是一处与早期冶铜业相关的重要聚落遗址（《考古与文物》２期）。２０１０年对该遗址的发掘，获得马厂晚期至四坝早期和四坝文化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为探讨四坝文化的来源、河西走廊早期冶金技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１０期）。

        张良仁、王辉将西城驿遗址出土的彩陶划分为三期，认为三期彩陶各具特征又呈现出前后延续的特点。第一期为马厂晚期，第三期属于四坝文化，第二期相当于以往所说的“过渡类型”，但与第三期特征更为接近，故可归入四坝文化（《北方民族考古》１７２辑）。陈国科等人对西城驿遗址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发掘所获金属遗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的冶金技术处于由红铜—砷铜合金阶段向锡青铜阶段的过渡时期（《考古与文物》２期）。李延祥等人对西城驿遗址出土的炉渣、矿石、炉壁附渣等冶铸遗物进行了系统检测，初步判断至少在二期中段该遗址已掌握了冶炼青铜合金的技术（《考古与文物》２期）。张雪莲等人则对西城驿遗址出土人骨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当地先民是以Ｃ４类植物为主食，并且地层堆积偏下的人骨显示出了更高的肉食程度（《考古》７期）。

        青海喇家遗址２０１４年发掘获得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其中陶窑和三座房址共用一处门前场地等现象是该遗址的首次发现（《中国文物报》３月１３日）。

        “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将齐家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张天恩对齐家文化的分期、年代、发展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他认为，该文化可分为四期，年代在公元前２２００～前１４００年。同时，该文化有自西向东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在第一、二期有较大范围的扩展，影响范围可及中原腹地。朱乃诚对齐家文化玉器中具有中原文化传统的器类进行了研究，并对此类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历史背景展开了讨论。叶茂林论述了齐家文化的材料对于研究当时甘青地区气候环境、生业形态、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现实意义。赵春燕等人对喇家遗址出土动物牙釉质进行了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发现喇家早期动物资源的获取以自给自足为主，晚期才有外来资源的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２８期）。

        辽宁锦州西大砬子遗址２０１２年的发掘（《北方民族考古》２辑）、赤峰松山区水地乡大南沟石城的调查（《草原文物》１期），均报道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刘潼、温科学探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几处重要聚落遗址的生业形态、仪式活动、聚落结构及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程度等问题（《北方民族考古》２辑）。朱乃诚、黄可佳考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玉器。朱乃诚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传统承自红山文化，并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多方面玉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面貌，最终对商周玉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新世纪（续）》）。黄可佳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用玉观念相较红山文化有明显转变，由对神癨的崇拜转变为对玉石钺所代表的权力象征的重视（《草原文物》２期）。

        ２０１５年度关于先商文化的研究不多。高天麟对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出土陶器进行了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该墓地陶器群所呈现的复杂文化面貌，与王国维关于夏人与“商人错处河济盖百岁”的见解相符（《新世纪（续）》）。侯亮亮、徐海峰对河北赞皇南马遗址出土先商文化动物骨骼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先商文化的家畜饲养方式（《边疆考古研究》１７辑）。

        此外，江苏泗洪后陈遗址发掘的岳石文化遗存得以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７期）。彭博尝试复原了朱开沟遗址早期青铜时代房址的结构和建造过程，并据建筑工序和功能区别，将房址分为手工业制作、集会或宗教功能的公用建筑和日常起居的私人建筑两类（《北方文物》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