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西方数据保护与网络监管的矛盾_风闻

当中国的大数据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时，西方社会对网络监管与数据保护间的矛盾的争议正变得越来越激烈。随着全球范围内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项关乎全球大数据产业规则制定权的争议正扩展到全世界，成为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同样作为信息产业大国的印度也在着手完善其国内的数据法律，以配合其数据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取该方面经验的印度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效仿西方或者中国。在这个节点，西方对印度展开了影响攻势：著名网络运营商Mozilla（旗下有Firefox火狐浏览器）全球政策事务高级经理约哈·本·埃维（Jochai Ben-Avie)3月14日撰文称：“印度数据法律应效仿欧洲。”其认为，印度企业与政府必须遵守欧盟法律原则，数据处理必须仅用于专门用途，仅使用必要的数据。一旦达到目的，必须删除这些数据。否则，印度数据产业将无法通过海外市场的规则门槛，从而发展受限；更甚者可能“扼杀创新”，损害印度经济。 然而印度政府并不在所有方面都满足西方批评者的要求。2018年底，印度政府授权10家政府机构监测、拦截并收集来自“任何电脑”的数据；同年12月，印度政府规定所有互联网公司监控其用户，审查政府认为“非法、不雅或不道德或构成诽谤”的任何内容。 当然，这些批评都是以西方的法律与政治的价值作为基础的。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代表的西方数据利用规则是在西方的社会体系、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中形成的，自然要反映西方法律与政治价值。简单地说，西方的法律与政治价值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与限制公权。从格劳秀斯到霍布斯，再到伏尔泰和卢梭，西方社会在近现代的数百年来都在竭尽全力的思考如何限制公权。而在今天，西方社会很清楚电子数据的力量，必须谨慎地限制政府对它的使用，否则数据可能会被用来进行他们最不希望出现的“监视、审查和专制”。在互联网中维护公民的隐私权、知情权与言论自由，是这一价值下的共识。 然而这一套利用规则从一开始就就有矛盾存在。越来越多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为理由的对数据的采集和利用，使得“合理利用”与“不合理利用”的边界模糊化。前CIA（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披露的美国“棱镜计划”（Xkeyscore）及其他网络监视行为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恐怖主义组织与极端组织等越来越频繁使用互联网进行联络与宣传，西方各国政府日益严密的网络监管监控正引发争议。 而争议的焦点近日落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身上：这位受到国内持续的“黄背心”骚乱困扰的总统正着手加强对网络的管控以维护社会稳定。2018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反假新闻法》，将网络媒体与自媒体纳入管控范围内；而同时法国政府还在起草一份法案，要求社交媒体集团“删除仇恨言论”，而类似的法案在德国已经正在被执行了。 同时，马克龙政府致力于解散“异见分子联络网”，宣传“官方真相”并压制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马克龙还公开宣称考虑任命公务员来监督媒体和控制新闻。这些举措可谓犯了西方法律价值的“大讳”，以至于招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负责人的批评。 虽然马克龙此举是为了针对包含有大量极右翼分子的“黄背心”，可是政见与“黄背心”针锋相对的法国左翼此时也出来为“黄背心”撑腰。长期支持马克龙的著名律师佛朗索瓦·叙罗（François Sureau)声称“基本权利受到了攻击”，法国智库GenerationLibre主席柯尼希（Gaspard Koenig）撰文称马克龙在进行“民主的专制”，并认为不应“将全民福利和公共安全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在新西兰3·15清真寺枪击案发生后，全球都被枪手在网络平台上直播犯罪的行为震惊了。《澳大利亚人报》3月19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an）呼吁加强互联网监管，以防社交媒体称为宣传暴力的平台。莫里森表示，他希望“对社交媒体的治理”应该在今年6月举办的G20集团大阪峰会上被提为顶级议程项目。而澳大利亚的反对党工党领袖肖滕（Bill Shorten)也表示要求媒体平台对用户言论中的“危险内容”进行检测和限制。而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则表示“（网络言论）必须受到监管，人们不能再匿名下去了”。 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法国，对网络“合理监管”和“非法管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极右翼鼓吹种族仇恨的言论要受到控制，而鼓吹暴乱和组织暴力行动的法国右翼的言论则应受到保护？随着问题的越来越多，现行西方数据保护与网络监管的规则也会继续受到挑战。未来西方数据保护与网络监管将走向何方，还有待我们继续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