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发展及其再评价_风闻

1687年首次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重要的物理学哲学著作。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主要是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人造自然和原生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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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出现引人注目的进展，这与当时学术探讨活动的社会背景、组织机构和哲学氛围的变化有关。古希腊和阿拉伯学术思想的传入导致欧洲自然科学知识急剧膨胀和知识领域的重新划分。经院哲学家以古典思维理性综合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理论，引起有关物质世界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理性化和逻辑化。大学的建立和世俗教育的需求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研究带来成长的空间。同样重要的是出现了有关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数学应当作为科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基础的观点。这些为后来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有意义的观念和实践范例。

　　关 键 词：中世纪史 科技史 欧洲思想史

　　作者简介：何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中世纪欧洲科学的发展是一件饶有兴味的课题，因为它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近代科学在欧洲首先出现的背景。欧洲中世纪科学的地位和意义几乎在科学史成为独立学科时就引起争议。起初，许多学者相信中世纪基本是一个科学发展史上的贫瘠地带或停滞时期。开普勒评论说“罗马沦陷后，世界沉睡了一千年”，达兰贝尔把经院哲学称为“无知世纪的所谓科学”。布克哈特也批评说“敬畏自然，沉溺于书卷和传统窒息了中世纪科学”。①威廉•惠维尔也声称虽然中世纪建筑对17世纪力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中世纪仍是以“思想绝育，神学观念主宰和哲学思辨过度为特征”。②事实上，这些评论并不十分恰当，中世纪后期由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思想的传入和大学的建立，科学和知识探讨活动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③

　　12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欧洲知识探讨活动和学术成果被冠以“经院哲学”的称号，虽然其主要特征是以思辨理性对基督教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进行综合，然而它在调和关于世界的先验的神学学说和古代以及阿拉伯文本的具有唯心主义特征的思想活动中却发展了哲学思维和对自然的兴趣。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影响下，中世纪知识形态从依赖象征与附会来说明事物转变到借助思辨逻辑来说明世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也提出来了，这些进展为向文艺复兴和近代知识范型的转变打下基础。本文主要探讨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的传入和大学的建立对中世纪后期欧洲知识探讨的体制和知识领域的划分及知识的创造带来的影响。

　　一、中世纪后期知识的扩张和学术领域的重新划分

　　从很多方面来讲，12世纪都是欧洲学术和思想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两个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知识的扩张和对神学以外的知识领域的新兴趣。为什么在基督教神学体系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代希腊和阿拉伯知识的传入。中世纪早中期西欧人对古典希腊科学成就的了解仅来自于比德(Venerable Bede)、博修斯(Boethius)、伊塞多(Isidore of Seville)、卡尔塞丢斯(Chalcidius)、曼克罗比斯(Macrobius)、马协恩斯•堪佩拉(Martianns Capella)和卡西多诺斯(Cassiodorus)等人所编写的手册和类似百科全书性质的文献中关于古希腊科学文献的提要和注释。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由于编写者的一知半解，而相当肤浅，不准确，甚至矛盾。对天文学、光学和力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Elements)似乎失传了。柏拉图的《蒂迈欧》(Timaeus)仅翻译了部分，其中虽包含宇宙论，但无法提供一个建立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原则基础上的详细自然哲学。④

　　12世纪后半叶的“大翻译”运动才使古希腊科学成就大部为拉丁语西欧所知。12世纪开始，西欧拉丁语区域出现智识探讨意识的觉醒，学者们意识到古代希腊和阿拉伯科学成就的重要性，便四处搜寻和翻译古典文献。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北部的翻译家们在大约130年的时间里把希腊和阿拉伯科学文献的大部翻译成拉丁语。这些重要文献包括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至大论》(Almagest)、埃尔哈真(Alhazen)的《光学》、阿尔—卡瓦瑞日米(al-Khwarizmi)的《算术》、盖伦(Galen)、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阿维森纳(Avicenna)的医学著作，以及极为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阿维罗依(Averroes)的评论。13世纪六七十年代，莫尔贝克的威廉把大约50本希腊著作译成拉丁语，包括阿基米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几乎所有著作和希腊学者的注解。这些著作构成欧洲中世纪后期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本。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统治了其后400年的思想界，使13世纪到17世纪欧洲科学的发展具有连续性。⑤

　　希腊—阿拉伯学术成就的传入使欧洲知识急剧扩张，而且由于这些典籍包含许多人文自然知识，因此引起神学以外的知识探究领域的扩张，结果使原有学科的知识内容增加，也促使一些新的学科领域被创造出来。早期的大学学习内容分为“七艺”（七门人文学科），指语法、修辞、辩证法或逻辑学前“三艺”以及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后“四艺”。这种科目的设计受到圣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义》的启发，奥古斯丁认为异教学说和传统“七艺”，如果审慎地学习，会对理解《圣经》的神圣智慧有帮助。

　　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全文于12世纪后半叶被译成拉丁文之前，“四艺”中之一的几何学仅包含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的前六章和一些讨论量度各种物体的尺度和不同形状物体的面积和体积的算法等的“实践几何学”论文。⑥托勒密的《至大论》和阿拉伯天文学著作在12世纪被翻译介绍进西欧前，天文学同占星术几乎等同。天文学是有关天体的亮度、位置和运动的学问，占星术则是有关天体的力量和影响人间的方式的神秘说法，但这两个词却经常被混同使用。早在1140年，多明各•冈底萨尔沃(Domingo Gundisalo)的《哲学领域的划分》(De divisione philosophiae)就开始区分二者，他认为占星术是研究星体的位置、运动原因、大小、同其他星体和人间的关系的科学，而天文学则是“描述星体的位置和轨迹，以判定时间的学问”。⑦1260年到1280年在巴黎出版的《关于星体的理论》(Theorica Planetarum)已经以托勒密的天文学概念，即偏心圆和本轮来描述天体的运行，和解释各种天文学术语。而且这本书同萨柯罗博斯科的约翰(John of Sacrobosc)的《天体论》(On the Sphere)很快成为当时的大学教科书。

　　七艺之外，还设立了三门更高的哲学学科，即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知识领域的重组为自然科学研究打开了道路。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加上数学成为最高理论知识领域。⑧其中的自然哲学涵盖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体》、《论灵魂》、《气象学》、《论动物》等著作所述自然知识，是探讨物体及其运动、静止和变化的哲学，又被称为“自然科学”。“自然哲学”中涉及运用数学的内容被称为“中等科学”(middle science)，包涵天文学、光学、透视学、静力学、声学和工程学。工程学被认为是“关于机械装置的科学”。⑨数学则从抽象意义上研究物体的轮廓：线条、面积、体积及其变化等；形而上学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神圣科学”，讨论与物质相分离的、不变的非物质领域的事物。涉及自然哲学和科学探究的这三门学科在大学里都设有相应的教学课程。形而上学在自然哲学中讲授，甚至许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学者也在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两个领域内从事教学研究。⑩

　　1250年以后，许多大学的人文课程的核心已经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内自然哲学探讨宇宙论、物质构成的理论、感官学、广义的关于物体的质量变化以及位移的物理学、有生命的物体，如动植物的知识。自然哲学显然已成为一门研究物质世界所有生物和无机物的物理结构及其变化的原理的学问。这种知识领域的新划分和建构，为后来17世纪的科学革命打下了基础，因为正是从那以后好几个世纪在这些学科领域的探究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积累了经验和成果。

　　二、大学对中世纪后期知识探讨活动的影响

　　12世纪以后大学作为专门进行高深学术探究和培养下一代学者的机构的建立对中世纪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为科学探讨活动提供了社会平台和学术氛围。大学出现之前，欧洲的教育机构主要是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11)其教学内容基本是七艺、《圣经》以及教父的著作。12世纪中叶，首批大学在意大利逐渐演化形成，许多大学是以专科学校为基础。当时意大利由于城市兴起，对各类专业人才，尤其是律师、行政管理人员、医生和会计有大量需求，私立的法学和医学的学校纷纷成立。(12)1137年成立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就是在原医科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115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市学习法学的学生组成联合公会“universitas”（即行会），获皇帝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的特许状批准而正式确立。巴黎大学是由圣母院主教学校外办补习班的领有执照的教师筹组，其行会性质的组织于1200年获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承认。(13)牛津大学的建立追溯至1208年，剑桥大学于次年建立。

　　大学分为地区性大学（学院）和跨区域的综合性大学“Studium generale”，前者多招收本地学生，毕业生为硕士(Master of Arts)，只能在本地授课；后者则能招收外地甚至全欧范围内的学生，毕业生有在地区以外的大学讲课的资格。到1291年，欧洲已有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法国）、牛津大学、莱吉奥•艾米利利大学（意大利）、维琴察（意大利）和萨莱诺大学（意大利）等多所综合性大学。当时，巴黎大学师生已有六千至七千人，牛津大学约有一千五百到三千人。巴黎大学由于有像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和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这样的名师吸引来自全欧的学生。到中世纪末期，欧洲共有约八十所大学，它对欧洲科学发展有重大意义。大学的这种起源使其非常注重实际技艺的教学，尤其是在古典希腊和阿拉伯学术传入后，“七艺”在大学的课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学教育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虽然仍旧是在教会谋职的预备阶段，但大学学习的课程却已经主要是数学、拉丁文、天文学、医学和法律等非神学领域。

　　新型大学的教学不仅在神学为主体的中世纪知识体系中打开了探究自然科学知识的缺口，而且使学术探讨和知识的传授更加制度化。在剑桥大学，本科第一年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和《论题篇》，即所谓“旧逻辑”，并兼读波菲利(Porphyry)的《范畴篇导论》、波黑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ee)的《六原则》和波修斯(Boethius)的《种属篇》。这第一学年的学习重在培养学生概念分类能力。第二学年以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和《前后分析篇》等所谓“新逻辑”为内容，进一步培养逻辑思辨能力。(14)第三、四学年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或亚里士多德的另外一些自然哲学著作，如《论生成》、《动物志》、《天论》或《天象学》，也可选修他的《伦理学》。可以看出通过这些科目的学习，学生不仅进一步了解亚里士多德所总结的古希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知识，(15)而且在思维的理性化和“科学化”上受到系统培训。

　　研究生的教育也特别值得注意，其课程的设置使研究生在毕业后成为几乎可以直接从事自然科学的理论性研究的人才。以剑桥大学为例，文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首先要求深入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后分析篇》、《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此外，还要学习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以及其他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约翰尼斯•德•萨克罗伯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约1200-1256）的《算术学》、《历法学》和《天体论》。这样一种学习课程的安排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像汤若望和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到中国后会展现出类似科学家的多方面的才能。利玛窦就曾在意大利的耶稣会学校学习，耶稣会学校的创办之初，创始人罗耀拉就坚持以综合基督教观念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为基础。

　　在牛津、剑桥和巴黎等大学中，学生往往是在14到15岁时，首先进入有别于“神学院”的“人文学院”(Faculty of Arts)，学习被称为liberal arts（通识人文教育）的“七艺”。七年学习之后，被授予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这之前的三到四年期间，学生还会获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在都铎时期，剑桥大学曾一度把“前三艺”和“后四艺”的课程作为与文学学士学位学习和大硕士学位学习相对应的课程。巴黎大学则在学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后，即授予其文学学士学位。授予“Master of Arts”的意思是表明学生向学徒一样七年后满师，可以在教育行业执教了。(16)

　　在“人文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可以进入更高级的神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17)有些大学仅在神学和法学学科中授予博士学位。到14世纪中叶，巴黎、罗马、牛津和剑桥大学都可以授予神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大约还要经过10年的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对神学的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是在系统学习逻辑学（辩证法）和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以后才进行的，这种设置有利于中世纪后期的学术研究向非神学化方向转变。学者们虽获得的是神学或哲学博士，但他们已经几乎掌握了当时全部的科学知识。

　　大学作为传承和发展学术的机构，对中世纪学术的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它哺育出大量学者，而且越来越成为知识探讨活动的中心。“1200年以后，重要的哲学家的数量猛增”，“哲学就成为日益专业化的学科，越来越不同于神学”。(18)中世纪后期，欧洲的思想就这样从倾注于神学，到开始关注自然哲学。

　　三、中世纪后期知识探讨范式的变化

　　对中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发展影响至深的是亚里士多德体系。这位集希腊学术大成的巨人，其著作的传播带来震撼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著作表现出的“理智的优异及论证的力量”(19)“使此后好几代里，标准的科学论文都采取评论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研究的形式”。(20)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欧洲学术的影响还超出了他的哲学本体论、自然观、伦理学和政治观念，而到达了他所使用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在后者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探讨问题的新的论辩方式。这种方式注重陈述的逻辑性，要求考察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以及一种观点的另一面，(21)并且批判性地评价各种不同论点，在摒除不合理观点的过程中获至真理。这种论辩方法也鼓励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在几种流行的看法中选择一种，通过辨别微小差异，然后经过发挥，达到对一个问题的新看法，而不是盲从已有见解。(22)

　　以自然哲学的教学为例，通常老师先解读亚里士多德文本中的一个章节，然后就该章节以及其他学者的评论提出问题，并做出回答及展开诠释。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亚里士多德论著每一章节的诸多问题。后来，教学的重点不再是逐章评论，而是就每部分所提炼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逐次展开讨论。这些抽象出的成百上千的问题构成大学“哲学”探讨的基础，其内容涵盖中世纪视野中的天上和人间事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及其变化。经院哲学式的探讨意味着去评析这些问题，并最终达到思维上合理的结论。这样一种探讨范式训练了自然哲学思维，而且提出了许多自然哲学的理论性问题。通过后来若干世纪对亚里士多德文本及评论呈现的问题的批判性的解析，以及对亚里士多德自然观念的修正，最终导致关于物理世界的观念的发展。(23)

　　很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看似思辨的问答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发展知识的形式逻辑方法。中世纪大学中的少数杰出的学者在这种氛围中继续前进，开始独具匠心地直接研究自然物理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能在保存至今的论文中看到。这些杰出的学者包括13世纪牛津大学的校长格罗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1168-1253)、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威廉•奥卡姆、弗莱堡的迪奇希(Dietriche Freiberg)等。他们的研究涉及星体、彩虹、比例和透视等现象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格罗塞特斯特探讨归纳和演绎法以及科学证伪。罗吉尔•培根(24)还试图使实验成为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25)威廉•奥卡姆还就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形成方法提出著名的精简性原则，认为不论是概念还是理论都应当简单，这为摒除神学观念和运用数学打开了道路。14世纪以后，运用数学或以数学的思维方式去探究物理现象逐渐流行。(26)这种“量度语言”进入中世纪末期的科学话语中标志着欧洲学术从希腊亚里士多德科学观念出发又前进了一步。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数学不太适宜运用于探究自然现象。

　　然而，像奥卡姆和培根这样提出离经叛道说法和从事标新立异活动的学者受到了教会的批判甚至监禁。中世纪后期的自然科学探讨仍是一种唯理论的思辨性活动，感性经验并未能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检验结论的标准，对某种物理场景进行想象，并停留在思辨中是这种从哲学角度探讨自然奥秘活动中常见的形式。这种经院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工程师／艺术家群体的实践所打破。

　　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自然哲学观念在13世纪受到宗教观念的压制，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在1277年达到高潮，巴黎大主教斯蒂芬•唐比埃领导下的一个16人委员会发布公告，谴责巴黎大学人文学院讲授异教哲学理论，并威胁要惩罚任何胆敢继续讲授所列的219个“错误”命题的学者。这些命题基本涵盖了人文学院所讲授的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的新观念，包括质疑上帝创世和灵魂不朽的说法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永恒的观点。(27)1277年，在牛津大学，综合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神学教条的托马斯•阿奎那学说也遭到谴责。(28)1277年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上帝具有超自然权力的观念被用来修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理论。经院哲学家们花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在上帝的干预下形成的非自然的场景，例如在上帝削除了世界中的某些物体后形成的真空中物体的行为。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想实验”很多都是探究这些假想的场景。

　　四、科技的进步

　　在古代希腊和阿拉伯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中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有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医学和天文学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机械，如大钟、风车和水磨房等。大学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教堂的社会环境和机构。虽然经院哲学的教学传统使师生们在数世纪不变的那个思辨问题的旧框架内思考，但每位学者对问题的解答也会不同，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选择探讨问题的空间。在人文学院中，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农民、贵族、市民）形成一个主要探讨非神学题材的学术团体，医师构成一个从事多少带有经验科学性质的职业阶层。

　　医学的进展中世纪科学中受到文明衰退打击最小的学科是医学。这不仅是因为希波克拉底医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和盖伦的著作广为人知。8世纪，卡西洛山的康斯坦丁的医学书出版后，医生们开始关注疾病的症状和原因；9世纪，拉丁学者也写了不少医学论文，讨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10世纪，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就建立了医学学校；13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浸透着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学者思维方式的医学著作为人所知后，医学被看作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技术。医学问题的讨论开始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医学逐渐成为高级学院独立的研修学科。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也都建立了独立的医学院。从事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便成为一门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29)

　　医学院的教育通常以阅读盖伦、希波克拉底、阿维森纳、阿维罗伊和其他阿拉伯和犹太学者的医学经典开始。教师的讲课也像人文学院的教师一样，以评论经典文本或就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方式来进行。教师们也发表论文，意大利的一种医学论文类似病历，是写给其他医师或医学生看的，有些医学论著介绍医学词汇、草药和药方等。受经院哲学的影响，不少医学家花很多时间讨论医疗问题的所谓互相矛盾的两面，并试图得出所谓“真理”；他们也讨论特定病案的处理。医学被分为理论医学和实践医学，后者讲授医疗规范和病案，也包含学习理论。13世纪以后，理论医学更为受到尊重。但在一些大学，如帕多瓦大学，“尽管强调学习古希腊和阿拉伯的权威著作，强调对医学典籍的经院哲学式的分析讨论，强调占星命像术，医学教学仍然掌握在操业医师手上，并以医疗实践为重。”(30)外科学常同医学分开，但这也并非绝对，在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外科被视为一种技术，而被排除在学院课程之外。在波洛尼亚和帕多瓦大学的医学院里，外科手术学则被看作是一门科学，被包括在学院课程中，并由外科医生来讲授，外科医生也被医师接纳为同事。(31)

　　天文学的进展中世纪中期，正统的天文理论是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以地球为中心，七大星球：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以不同的速度，呈圆形轨道状环绕地球，再外层的恒星则24小时环绕地球一周。宇宙是由天使推动齿轮运转的。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地球上的物体行为有影响，包括四季的变更，潮汐，甚至人的脾性。对天文现象的描述是天人合一的模式，十二星宿在环绕太阳的圆盘带状上运行，它们进入或离开的方式构成占星术的基础。这种源自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再到阿拉伯人的观念把宇宙结构同人体结构的医学想象连在一起，同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相类似。

　　到12世纪，欧洲的天文学并没有从古希腊罗马的水平前进多少。量度时间仍使用日晷，天文学也与星象学混同。这期间也有重大发明，特别是观象仪的采用，使得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纬度，一年的准确长度确定后也得以建立一可靠的时间表，从而制定出七大行星运行轨迹的天文图表。虽然所积累的这些天文知识都必须装进托勒密宇宙天体模式，但它为后来的天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世纪天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1252年在塔勒多发表的阿方索尼行星表(Alphonsine Tables)。中世纪最伟大的成就无疑是介于中世纪盛期和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出。

　　机械技术中世纪欧洲的机械制造技术受制于只能利用人力、风能和水能这些可再生能源。重要的技术发明集中在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机具、玩具、风车、水磨坊和钟等。12世纪起风车就在英、法出现，直到工业革命为止的700年间都是欧洲地貌的主要景观，其木工制造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水磨坊和纺纱车也在民间广泛使用。眼镜和机械钟表在大约1300年就有记载，文艺复兴的旗手彼得拉克(1304-1374)，曾抱怨老年须戴眼镜方能阅读。最值得注意的中世纪技术进步是机械钟的制造。复杂的重力驱动的大钟在14世纪就出现了，通常是由大教堂出资建造。机械钟为公共社会生活提供准确的时间量度，各地的王公贵族争相建造大钟。(32)玩具是中世纪技术的另一个令人惊异的领域。13世纪欧洲建筑学家维拉•德•洪尼科提(Villard de Honnecourt)设计了许多精巧的玩具，包括一个牧师布道时，会头转向牧师的机械鹰、水力驱动的木工锯、一个能自动转向太阳的雕像和举重机。(33)

　　14世纪起，尤其在意大利，由于城市的兴起，航海和远洋贸易、工商业的发展，推动机械技术的发展。意大利出现了以布鲁内勒斯基、达芬奇为代表的工程师／艺术家阶层。从达芬奇的笔记中可以发现，那时的机械装置的设计和建造水平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水平，抽水泵、起吊机、车床、潜水装置甚至原始的直升机都被设计或制造出来。

　　五、科技进步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科学的发展对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和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34)这一时期的科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阿拉伯人的典籍为代表的。中世纪的学者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感受到逻辑推理的力量，也认识到人类思维对自然所具有的洞察力。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就曾感叹说，现今所有成就人类在一千年前就已做出。这些感知使中世纪学者对人类理性（智）能力，以及形式逻辑的效力有了深刻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中世纪思想的理性化。

　　亚里士多德著述的成功引来了众多模仿者。13世纪经院哲学的鼎盛时期，“生活在一个受到亚里士多德逻辑性著作强烈影响的大学环境中”，许多神学学者们着力在自己的宗教言说上模仿“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模式”，他们“将教义问题按照逻辑系统化”，试图把神学变为“演绎科学”。例如，欧克赛尔的威廉尝试从基督教信仰中确定的原则或前提出发，将基督教经典中隐含的知识推演出来。另一位神学家奥多•理高德提倡建立“信仰的科学”。(35)在托马斯•阿奎那和坊廷斯的高弗雷(Godfrey of Fontaines)以及根特的亨利等学者之间展开关于神学能否作为演绎科学的论争。高弗雷指出，科学是以证据为基础，而神学则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因此它不是科学。这些争论表明了科学对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在欧洲科学思想的进步这一发展的影响下出现的。希腊和拉丁古典文献的发现激起人们对古典世界的人文学科的浓厚兴趣，(36)这些典籍显示了人的智慧能够达到的对世界的认识的高度。这种对人的能力和情感的认知和想要重新加以研究的愿望是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背景。文艺复兴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化的世俗化。基督教观念对于欧洲思想家来说，其重要性越来越弱。文化的承载人不再主要是神职人员。(37)人文主义者所关注的与人的文化修养，与神学不那么有关联的那些学科：语法、修辞、诗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学，成为那时的显学。

　　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显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互相影响。托马斯•阿奎那承担了调和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的任务，他的著述集经院哲学的大成。费希罗(Ficino)等学者则试图把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观念相调和，他在佛罗伦萨附近重建了柏拉图学院，并发展了新柏拉图主义思想。文艺复兴之初，彼得拉克曾批评说，经院哲学家关注自然哲学，而不研究道德哲学，人文主义者因此关注人的道德和文化修养。然而，柏拉图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同，柏拉图强调用数学的眼光来思量世界，这种观念有利于近代初期的科学家把数学运用于科学研究中去。(38)

　　科学思想的进步也推动中世纪后期的学术言说的形式的改变。1150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是作为逻辑学家在拉丁语西欧闻名，柏拉图则被认为是古代希腊的主要科学家，1270年以后，随着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论著被悉数翻译，他的科学思想压倒性地影响了西欧思想界。(39)亚里士多德科学著作的说服力彰显了其形而上学和思维逻辑的优点，导致基督教学者的仿效和运用。经院哲学的随之出现标志了思辨范式的转变。经院哲学更早萌芽于11世纪，在13世纪早期到14世纪中期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到达了顶峰。它的突出特点是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重新包装和诠释。如本文前述，它形成了一套提问、论辩和结论的模式。(40)经院哲学的论文也以严格的逻辑形式、系统化的表述、多视角下的考察以及必不可少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而著称。在经院哲学笼罩下的大学里，甚至有了这样一种气氛，“即哲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完全受理性标准指导的学科而运作。经院哲学家们……为其根据自然法则而非求助于神学论证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权利辩护。”(41)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和阿拉伯“先进的”科学成就的引入导致中世纪后期欧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态度的出现。笛卡儿就曾经说过：“古代几何学家使用了一种可靠的分析方法，他们将这种分析方法延伸到对所有问题的解决上。”(42)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强调依赖感性经验和思想的逻辑推理能力来批判性地思考；17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主张应从其真理性不可怀疑的命题出发来推论进一步的真理。中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是指在思辨中遵守推理的形式逻辑方法，批判性地考察掂量不同的观点。

　　从13世纪起，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探寻获取知识的一般方法论。在培根和笛卡儿的近代科学方法论出现之前的16世纪，某些学者，如帕多瓦大学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杰克波•扎巴瑞拉(Jacopo Zabarella，1533-1589)提出所谓“反向推演法”(demonstrative regression)和“经验判断法”(resolutive a posteriori)。(43)前者相当于笛卡儿的演绎方法，后者类似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的另一影响是有助于中世纪后期的哲学认识论向注重感性经验的方向发展。亚里士多德坚持唯名论，承认个体，即感官对象的实在性，认为共相或观念是第二性的实在，他也强调依据理性在观察所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辨伪各种说法，(44)这种观念有助于观察和实验科学的发展。

　　结语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科学发展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笛卡儿、伽利略和牛顿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可以在13和14，世纪找到渊源……近代科学不是17世纪的特产，而是起源于中世纪思想家的哲学思辨”。(45)17世纪科学革命期间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科学成就不过是对14世纪巴黎大学产生的那些宇宙论和物理学思想的发展。(46)汉斯•巴朗和达纳•杜兰等认为虽然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直到17世纪才明显出现，但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发明创新对于后来的科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7)爱因斯坦也持同样观点，他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的兴起和数学受到重视对于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意义。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近代的连续性在这里十分明显。

　　上述这些研究和结论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整个中世纪是一个科学发展的“黑暗时期”。可以发现：从12世纪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阿拉伯科学知识传入后，欧洲的学术范式得到革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化”来形容。大学的建立，使中世纪学术活动进入高峰期，其后几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导致欧洲科学在亚里士多德曾研究过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取得知识进步。在西欧的重要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出现建构新的“形而上学”的尝试。新形而上学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被创造世界的本体论上，并且借助与神学观念无多大关系的词语来建构关于物质世界的哲学理论。

　　13世纪上半叶，以牛津大学校长格罗塞特斯特为首的一批学者，包括奥维涅的威廉(William of Aurergne)、罗杰尔•培根以及后来的威廉•奥卡姆，观察和讨论“光的宇宙起源”以及光的属性和光的发出和反射的方式，试图建立“光的形而上学”，(48)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曙光。格罗塞特斯特和奥维涅的威廉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的来源是经验和记忆的观点，但又否认其纯粹演绎分析能决定科学命题的真理性的观点，而提出科学论证的经验论途径。(49)格罗塞特斯特和威廉都相信“科学”实验可以帮助学者看到隐秘的上帝创世时使用的神奇力量。格罗塞特斯特还提出应当把数学引入自然哲学（科学）研究中，认为研究光线和射线的科学（光学）应建立在数学和几何学这些基础学科上。在罗吉尔•培根那里，数学和实验更被视为是科学的基础。

　　然而，中世纪后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些革命性的新观念和活动并没有带来大范围的科学范式的革命。中世纪后期对近代科学的贡献主要是为近代科学的创造者们提供了一大堆科学观念和实践范例，供他们思考和创新。要到17世纪，某些要素，包括社会和文化条件才充分具备，并被组合起来，由此推动一场欧洲范围的科学革命。

　　注释：

　　①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London: R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 1968, pp. vii, viii, xv.

　　②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p.xv.

　　③法国学者皮埃尔•杜赫(Pierre Duhem)在对大量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就无人问津的经院哲学论文和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评论文章的研究中，发现了科学在中世纪有令人惊奇的发展。参见James M. Powell,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53-354。L.尚戴克、乔治•萨顿、查尔斯•哈斯肯和A.克罗比等学者也注意到了光学、运动力学和数学在中世纪的进展。参见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pp.viii-ix.

　　④Edward Grant,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James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355.

　　⑤Edward Grant,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James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356.

　　⑥Edward Grant, ed.,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80-187.

　　⑦Edward Grant, ed.,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pp.74-75.

　　⑧David L. Wagner, e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 the Middle Ag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50-253.

　　⑨Edward Grant, Physic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63-64.

　　⑩Nancy Siraisi, Arts and Sciences at Padua: The “Studium” of Padua before 1350,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73, p.134.

　　(11)12世纪，教会学校培养出的一批学者，像巴斯的阿德拉尔(Adelard of Bath)，伯纳德•塞尔维斯特(Bernard Silvster)、沙尔特的梯也里(Thierry of Chartres)和康切斯的威廉姆斯等已经开始以一种客观的和批判性的眼光来解释自然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古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典籍的传入，这些在旧学问框架内的智识探讨活动极可能会独立地产生某种理性主义倾向的科学。参见Tina Stiefel,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12)George Holmes,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87.

　　(13)Jackson Spielvogel, Western Civilization, A Brief History, Wadsworth, 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p.163。

　　(14)伊丽莎白•里德•姆格林：《剑桥大学简史》，李白修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1页。

　　(15)在剑桥大学，以讲授和辩论为主要方式的讲授课有三类：(1)“初读课”(awsory)，由获得学士学位的助教朗读课文，并作少量初步的解释与评论；(2)“普通”(ordinary)讲授课，由讲师对课文进行解读并主持讨论；(3)“特殊”(extraordinary)讲座，题目和内容多与课程大纲无多大关系。

　　(16)牛津和剑桥大学至今仍保留学生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三到四年，便可不经考试，申请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的传统作法。经三年在校学习获得的硕士学位，则被称为“M.Litt.”（文学学士）和M.Phil.（哲学硕士）。

　　(17)Edward Grant,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James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356.

　　(18)安东尼•肯宁：《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9页。

　　(19)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利奇哲学史：中世纪哲学》，孙毅、查常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20)John Lose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

　　(21)问题通常是采取“……是……还是不是……？”的形式提出。例如，地球是圆的，还是不是圆的？地球是在运动还是不运动？然后是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果开初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最后的结论就会是否定的，反之则相反。最初的观点被称为“首要的论点”(principal arguments)。首要的论点提出后，解答者阐释问题，澄清或定义问题中的某些术语，然后开始较详尽陈述自己的看法。为了替后来所要采取的否定或肯定首要论点的立场埋下伏笔，他接着对自己的论点提出质疑，然后再来解答它。解答结束时，对问题的最初回答或观点会在详尽讨论中得到澄清。学者们就这样被训练得彼此持不同意见，并展开争论。

　　(22)Edward Grant,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James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360.

　　(23)Edward Grant,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James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361.

　　(24)罗吉尔•培根在他的论光学著作中设想发明一种仪器能使眼睛“辨认出远距离的最小文字”。培根蔑视经院哲学，批判教士的道德败坏，后因此而冒犯教廷，遭到监禁。在牛津的牢中，他还呼吁建立“实验科学”。见弗•卡约里：《物理学史》，戴念祖译，范岱年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5)N. Fisher and Sabetai Unguru,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 Roger Bacon’s Thought”, Tradition, 28,1971, pp.353-378.

　　(26)David Lindbery,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Mathematics to Nature: Roger Bacon and His Predecessor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5,1982, pp.3-25.

　　(27)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中世纪哲学》，第300-301页。

　　(28)直到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才被教会接受，并被追谥为圣徒。

　　(29)Vern L. Bull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s A Profession, The Contribution of Medieval University to Modern Medicine, Basel: Karger, 1966, pp.46-73.

　　(30)Nancy Siraisi, Arts and Science at Padua: The “Studium” of Padua before 1350, p.162.

　　(31)David Lindbery,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411.

　　(32)David Lindbery,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p.193.

　　(33)David Lindbery,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pp.216-217.

　　(34)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序言，田平、陈喜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5)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中世纪哲学》，第216-217页。

　　(36)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前，希腊的学者和古希腊科学典籍就已进入拉丁语西欧。事实上，在那里古代希腊的学术传统从来就没有真正失传。参见David Good and Colin A. Russell, eds., The Rise of Scientific Europe, 1500-1800, Kent: Hodder & Stoughton, 1991, p.18。

　　(37)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序言，第5页。

　　(38)David Good and Colin A. Russell, eds., The Rise of Scientific Europe, 1500-1800, p.28.

　　(39)John Lose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cnce, p.27.

　　(40)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序言，第3页。

　　(41)转引自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序言，第16页。

　　(42)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第128页。

　　(43)G.H.R.帕金斯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第46页。

　　(44)参见Jonathan Barn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6。

　　(45)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pp.viii-ix.

　　(46)James M. Powell, ed., Mediev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pp.353-354.

　　(47)Hans Baron, “Toward a Mor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e 15[th] Century Renaiss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V, No.1, 1943; Dana B. Duran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15[th] Century Ital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V, No.1, 1943.

　　(48)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中世纪哲学》，第239页。

　　(49)格罗塞特斯特认为适当的科学研究应当是：当某些具有因果联系的现象被反复观察到后，就转入实验，即在受控制的情况下，排除那些有可能生成这种结果的条件，再反复观察相同的原因是否引起同样的结果。参见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里奇哲学史：中世纪哲学》，第234-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