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 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_风闻

3月15日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的枪击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这次恐怖袭击再次揭开了地球黑暗的一角，一如本世纪曾发生过的无数次恐怖袭击所做的。人们固然可以因为极端而谴责恐怖主义，可是对于那些常规的杀戮、对于那些引发极端行为的温和的“暴力”，又该怎么样呢？

十五年前，李零老师曾在文章中讨论过恐怖主义的性质与源头。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见过了更多形形色色的恐怖行动，但文中的真知灼见却没有因此黯淡。保马特转载这篇文章，与读者分享。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原标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原文有删节。

恐怖主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李零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灾难，一大悲剧，数量惊人的平民丧生其中，受害最大的是老百姓。它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或曰“斩草除根”的“根”在哪里？所有人都在思考，我也在思考。

在“恐怖主义一锅粥”里，我们是否还可以理出一点头绪？我想，透视古今，从批评的角度反观，也许倒能明白一点。试试吧。

第一，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批评，最基本的一点，是它使用暴力，搞议会政治的人肯定不在其中。但搞议会政治的人，他们用投票表决，对外发动战争〔案：学者多把美国的民主和战争对立起来，说是美国反对了美国自己，我不同意〕，对内进行镇压，并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性质，而且照样会出恐怖主义。

比如希特勒就是民选的总统。暴力当然可以是单向的，但更多是对等行动，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暴力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比如警察使用暴力就合法(当然也要按法律规定来使用)，流氓使用暴力就不合法(注意：警察可以约流氓掐架，挨个收拾)，这很简单。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国际警察，即使有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照样是很多事情管不了。联合国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枪杆子里面出公理(“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协议”，都既是战争结束的果，也是重起衅端的因)。美国可以随心所欲，想搭理了就搭理它，不想搭理了就叫它玩蛋去。

国际间的暴力使用，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其合法性该由谁来解释，这一直是大问题(当然美国是以“国际警察”自居，而且定义了“国际流氓”)。强权政治还是支配一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日说，对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罪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将被吊销赴美签证，从而使其无法进入美国。并称，国际刑事法院如不改变针对美国的做法，美国可能将对其施加经济制裁 。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正式成立的。该法院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

国内的暴力使用，也不见得都是一清二白(如自古所谓的“贼”、“匪”定义，要照蒋介石解释，共产党就是“匪”，反过来也一样)。

第三，暴力还有正规和不正规之分。恐怖主义当然是非常手段。有人说，凡不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正规军人挑战或应战，而是用隐蔽的和突然的方式发动袭击，就不是战争是犯罪，这也不对。

人类自有战争，从来就有两种战法，强对弱或弱对强。通常所谓的正规战法，只是前者。这样的战法绝不是惟一的战法。我们不能说，只有弱者用强者的办法对付强者才算战争。这在军事学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古今中外的兵书都强调一点，谋略是和诈伪有关。而“兵不厌诈”的要义是：没有规则就是惟一的规则。

如色诺芬的书就把恐怖主义当军事手段。克劳塞维茨也说，战争体现的是“两极性原理”，其暴力使用的极端倾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军事资料。由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这部巨著共十卷，《战争论》是其中前三卷，也是克劳塞维茨的代表作。《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理论至今仍是我们解读国际局势的指南。

即使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暗杀、破坏和收买内奸，作用也不亚于狂轰滥炸。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是从搏斗讲起，单兵的殊死搏斗，是战争的基本要素和原始形式。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恐怖就是战争的继续。它是最激烈的暴力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暴力形式。

第四，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利益冲突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说教，因而把暴力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但恐怖是手段，它的好坏，只能从政治目的判断(而且政治是非的前因后果也很复杂，很难按道德来评判)。

现代恐怖主义，背景很复杂。冷战时期，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美国支持的多是独裁政权(包括收容和利用日本战犯)，并人为制造了很多“捉对厮打”的地区对峙和地区分裂，撕裂殖民统治和战争遗留的历史创伤，引发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冲突。

现在的恐怖主义，更直接与美国扶以打巴，支持塔利班抗苏，以及利用伊拉克打伊朗，还有解体苏联的战略有关。恐怖活动的背后是政治。如果非拿道德说事，那根本不用兜圈子，我们只要看它的使用者是谁，也就够了——敌人总是邪恶的。但这种说法不能提供标准。比如，同是刺杀，同是劫持，同是自杀式袭击，单就形式讲，我们很难说，它是好暴力还是坏暴力。

自古以来，刺杀对象，主要是权贵和政要，但现在的恐怖分子反而很少干。大人物暗杀不易，小人物不值得暗杀。暗杀现在是高科技(用GPS和导弹打)，“匹夫之怒”未必玩得转(要玩也只能是自杀性袭击)。

二次大战后，真正热衷此道的是谁？反而是美国的中情局和以色列的摩萨德(后者尤精此道)。“斩首行动”或“重点清除”，其实就是刺杀，而且明杀多于暗杀。

第五，人们当作绝对标准的最后一条，即“袭击平民”，这点也有问题，至少作为普遍标准，还很有问题。现代战争的文明化是神话，无论当年的越南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平民的被杀都是数量惊人(很多都是故意，更不用说制裁期间死于病饿的平民)，远远超过各种自杀式袭击。

我说过，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这并没有改变眼前的残酷事实，军人还是军人，他们不是医生。军人平民分不清(为什么分不清，这后面意味着什么)，出于防卫的不得已误杀，不过是借口(请对比上面所说现代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被害者经常是偶然置身现场的无辜百姓”，他们能离开这个“大现场”吗？“误杀”也太多了吧)。

挑个缺胳膊少腿的小孩，送到欧美的大医院精心救治，很好。但先杀后救，毁而重建，是不是也太虚伪了点。它让我想起我在京都吊谒过的耳冢。日本名将丰臣秀吉征朝鲜，杀人如麻，堆耳成冢。冢前有碑云，这是仿《左传》“京观”，体现他的大慈大悲。他为朝鲜人吃斋念佛，超度亡灵。

总而言之，归纳上述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用层层剥笋的办法，把恐怖主义从一般的暴力和一般的恐怖行为中剥离出来，等同于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定义为“狭义的恐怖主义”。从事者自然是“恐怖分子”(凡性质不明或不便称说者，现在多冠以“武装分子”)。至于这类活动的起因，其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特别是作为其报复对象的另一种暴力，则往往忽略不计。关于后者，这里不能详谈。

我只想说一句，即便是最“邪恶”的恐怖主义，也仍然没有离开《不列颠》的基本定义，即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血族复仇和刑事犯罪(注意：其求赎不是钱，而是政治条件)。对这类活动，以偏概全的道德批评最文不对题，也很难自圆其说。

孟子问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回答是：“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我看来，以暴易暴，虽有强弱之异，但总是对等行动。恐怖就是恐怖，白色恐怖是恐怖，红色恐怖也是恐怖，什么样的恐怖都是恐怖。

特别是一切势同水火的行动总是互为因果，强势的一方总是身披光芒，弱势的一方总是如影随形，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往往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在打架。当人们痛心于这类灾难时，那些“制造魔鬼，成就英雄”的政治家，你们是不是也应反躬自问。

即使最狭义的恐怖主义，根源也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一手遮天。我们低估什么也不能低估了美国的作用。大道理总是管着小道理。

目前，最狭义的恐怖主义，即国际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基本特征上，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坦克，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考古学家说，石头是最原始的武器(老百姓没有历史)。它和列强手中日新月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鲜明对照。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恐怖战术的出发点是不怕死(对方的说法，反而是“懦夫”)。这也非常原始。它常常让我想起中国最著名的军事家吴起。

吴起是儒家，他以兵机见魏文侯，是儒冠儒服，而且以爱兵如子而著称。但中国的恐怖战术，只有他讲得最清楚。他有一个比方，“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照他设想，假如有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个个都像这种“死贼”，恐怕就是天下无敌了(《吴子·励士》)。

吴起后来死在楚国，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当时，因改革而失落，埋恨已久的宗室大臣把他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吕氏春秋·贵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他以一死证明了他的兵法。

吴起也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经常是在活人的梦中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最能欣赏自杀美的日本人深通此道)，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很多动物，含毒带刺，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

二〇〇四年八月四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我曾说过，世纪之交，无禧可庆。近来的反恐战争，不但未能制止和削弱世界上的恐怖事件和暴力冲突，反而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拙稿写成后，在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事件。谨以此文纪念丧生于这一事件的所有无辜死难者。”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