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喜提小米，中国手机产业的西进运动_风闻

文丨西部君

雷军不久前在微博透露，小米9的代工厂增加了西安比亚迪，西安的手机制造业再下一城。

和中西部的重庆、郑州等地相比，西安的手机产业不算太强。早在2013年，西安高新区发布《关于扶持智能手机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政策》，目标是通过政策引导，打造智能手机千亿产业集群，2016年有望年产2亿台。

2016年，陕西全省的手机产量是2320万台；2017年，西安的产量是3023.05万台，离2亿的目标距离不小。

不过总体来看，西安所代表的中西部城市，近几年的手机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还是以西安为例，2017年的增幅是30.3%。

来源：悦西安

小米9敲定西安量产，包括第二总部落地武汉，只是个开始，联系到手机制造企业纷纷内迁的事实，手机产业的西进运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长珠三角到中部河南，西部重庆、陕西、贵州，这个地域迁移的路线，会催生新的手机之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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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为何是手机产业高地

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的手机产量是179846.4万台，全球销量中有华为、小米和OPPO三大国产品牌跻身前五。

其实十年前的功能机时代，还是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外资企业的天下。国产品牌的崛起，从产业的角度看，是踩中了3G智能手机时代的风口；而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珠三角毫无疑问扮演了关键角色。

今天说到手机产业，视线都会望向珠三角，望向深莞惠。比如东莞2017年的手机产量达到35442.74万台，广东的产量始终维持在全国第一。

改开以来，珠三角就靠着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积累了技术和资金，成为制造业高地。能有如此产业基础，毗邻港澳台的地缘优势相当重要。早在1988年富士康就在深圳宝安的西乡区，建立了大陆第一个生产基地。

虽然扮演的是代工厂的角色，但珠三角相对于手机企业总部所在的美日韩，有着更低的土地和人力价格，国内一流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当然也更靠近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

2001年三星在天津设立分公司，第二年的产量就超过千万。又过了一年，摩托摩拉也追随而来。总的来说，功能机时代的手机产业地图，重心都在东南沿海，珠三角是产业核心。

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转换，伴随着国产品牌崛起。不过如产业迁移浪潮所显示的，珠三角的用工成本很快凸显出来。

比如从深圳宝安西迁到贵州遵义的一家代工企业，在接受采访时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2015年遵义最低工资标准为1100元/月，深圳则高达2030元/月，几乎是遵义的两倍。

来源：《中国手机业西进重庆实录》

加上一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已经见顶，在珠三角等人才高地，保留研发、管理等高附加值的核心团队，将生产基地下沉，贴近四五线城市的市场，变成了很多品牌的战略选择。

关于这点，可以从富士康的沿海到内地的西进路线图就可以看出来。另一个事实是，各类手机品牌不止将工厂内迁，还在下沉市场开始了激烈的线下地推竞争。在十八线小城，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有OPPO的地方就有VIVO，隔两百米就有一家手机卖场。

2013年，百立丰等第一批的手机制造企业，在重庆茶园新区开始了手机产业“拓荒”；2014年1月，郑州航空港智能手机产业园提前投入使用……此后的全国手机产业地图，逐渐改写东部垄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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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产量前五的地区是哪些

从美日韩负责技术、研发，珠三角负责代工生产；到珠三角的国产品牌负责技术、研发，中西部负责代工，整个转变过程并没有多少年，它显示出手机行业高速迭代的特征。

当然，在手机产业西进，催生出重庆、郑州等手机之城同时，珠三角内部也有局部迁移，比如华为的研发团队搬迁到成本更低的东莞。

再比如粤北地区欠发达的河源，在手机行业还不成熟的2006年，就曾获批为“广东省手机生产基地”。此后，它再次成为珠三角就近转移的首选，目前手机年产达5500万部。

总的来说，手机制造企业内迁，都是为了在市场见顶、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的前提下，压缩生产成本。而经过为期几年的产业迁移之后，手机产业大体形成了东西两极的局面。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6年，国家统计局有手机产量统计数据的，共有21个省份。以2018年为例，产量排在全国前五的省市分别是，广东（80818.28万台），重庆（18868.17万台），四川（9437.02万台），北京（9029.61万台），浙江（5317.57万台）。

可以看出，广东依旧是全国第一的手机制造大省，产量几乎接近全国一半。川渝地区则成为新晋的手机产业高地，论产能和广东相距甚远，但也足以将其他地区比下去。

十年之前的功能机时代，手机产业版图可不是这样。以2010年为例，排名前五的省市，分别是广东（49171.01万台），北京（27387.96万台），天津（9107.9万台），山东（5374.6万台），浙江（2406.09万台），全都位于东部地区。

手机产业的高速转移，有制造企业的成本考虑，也和中西部省份基建力度息息相关。比较典型的是贵州，交通网络逐渐完善，降低了上下游企业的物流和沟通成本，近几年不仅大数据产业突飞猛进，手机产量在2016年便突破了一亿台。

来源：旭日大数据

如果具体到城市，重庆和郑州无疑是两大赢家。重庆有笔电产业基础，之前的渝新欧班列就是一条现成的物流通道，发展手机产业的优势比较明显，产量稳定在全国第二。

郑州航空港经济区在富士康带动下，吸引了很多手机制造企业，2017年手机产量接近三亿台，比重庆还要高，是名副其实的中部手机之城。

另外一些基础相对更差的西部城市，同样成为产业迁移的受益者。如四川的宜宾，已成为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选定的西部唯一一个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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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座城市会成为新的手机之城

中国手机制造的半壁江山，仍然在珠三角，不过考虑到未来的手机消费市场，没有多少增量可以挖掘，对成本的敏感，将会让制造企业加速西进。

这种西进，甚至不只局限于国内，不少手机品牌到越南、印度投资建厂，便是一个例子。

对内地城市来说，不管是拉动就业还是GDP，它意味着手机产业仍然有不小的红利。西安此次喜提小米9，其实好早之前，就有当地网友在论坛上呼吁，“错过了笔电，请别错过这次的手机产业链！”

但话说回来，手机产业的更新换代快、分工细密的特征，决定了成为新的手机之城，对区位的要求极为严格。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深莞惠的手机产业之强，不只是强在产能和技术上，更强在上下游的聚集度上，产业链相当完整。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手机大本营华强北，可以买齐所有的经配件，攒一台“崭新”的苹果机出来。

所以引进一条手机生产线比较容易，但让手机产业形成集群，将上下游都引来本地，却十分困难。无法形成产业集群，企业随时可能再次外迁，同时产业的稳定度不高。

还是以贵州为例，2016年贵州的产业翻了六倍，但2017年3月开始产量大幅下滑，以晴、富泰等企业，一度陷入了停产状态。这背后既有全球智能手机增速放缓的原因，如贵州信息中心分析，主要还是“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层级较低、产业升级能力差、缺乏核心竞争力”。

上下游不够集中，另一个问题是，沟通和物流成本高。深圳手机行业协会会长曾有一个现实的类比——在深圳组织生产手机，遇到任何问题，上下游供应商的工程师一起开会，两个小时能够全部解决。而在成都，与供应商可能两天才能见面。

物流层面在中欧班列上的价格优势，其实也有补贴的因素。当然，总的来说，随着高铁网络的日臻完善，在西部城市进行手机产业布局，成本优势足以覆盖产业集聚不够的不足。

重庆之外，新的西部手机之城，大概率会在四川、贵州、陕西等已经有产业基础、且区位优势明显的地方诞生。西安此次再上一层，将会是一个有力争夺者。

当然哪怕形成集群，中西部更多是扮演制造的角色，它还将面临产业链不够高端的痛点。事实上哪怕目前为止，全国手机产业排行第二的重庆，生产的也多是中低端手机，货值无法东莞相比。中西部城市要想成为产业主导者，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