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孰轻孰重？_风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翻译原则。所谓“信”就是不背离原文之意，不随意增删内容；“达”则要求语句通顺明了而不拘泥晦涩，最后的“雅”，也就是选择优雅而得体的词句进行翻译，追求语言的美感。按照一般逻辑想来，人们往往将“信”作为翻译的基础和追求通顺甚至美感的前提，因此不愿改动外文原有的句式，将长长的从句尽数保留下来，使得一句话可能长达数行。这在严复看来是相当愚蠢的，在他提出“信达雅”原则的译作《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他先是说“译事三难：信、达、雅”，紧接着就马上强调“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很显然，严复虽未否认“信”的重要性，但是却认为“达”在某种程度比单纯做到“信”更为关键。或者说，在严复看来，所谓的“信”绝不是忠实于外部因素，例如词序或者句子的结构，忠于原著的原意才是关键，如果调整外部因素能够更有效地表明意思，那么翻译者理应做出相应的调整[1]。

但是这个调整的限度又如何呢？比如像苏曼殊在翻译《悲惨世界》的时候，甚至为了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来而创造出一个原作中并不存在的人物“男德”，这样的调整还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吗？甚至严复自己，也把《天演论》原文中作者使用的第一人称 “我”改成了第三人称的“赫胥黎”，这种变动本身绝不是出于任何语法的需要，而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学中几乎完全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因此文章中出现的“我”可能会被读者当作是译者本人，结合当时翻译中掺杂译者个人思考的风气，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

如果接受了这一观点，便可以理解，在近代的翻译中，翻译者本身事实上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一个语言之间的对应词汇尚未稳定下来的时代中，翻译者往往需要创造术语，而这创造术语的过程，便是一个存在着抵抗、服从、挪用甚至误解的角斗场。

1860年代的清朝，既有深厚中文功底，又兼具外文能力者实在屈指可数，但是意识到译介外文作品重要性，士人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让熟悉中文的外国人将外国作品的大意口头翻译出，而负责记录的中国合作者则在口译草稿的基础上加以润色，使之成为当时能够为人接受的文体。早期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处便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者，其雇佣的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就是口译成果最丰硕的一位。然而傅兰雅却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而对于技术的偏好又使得翻译任务偏向于实用科学，因此傅兰雅只能在翻译之前事先自我修习，再尽力将书本之意表达出来，舛误也因此在所难免[2]。话虽如此，傅兰雅却敏锐地意识到术语统一的重要性，比如傅兰雅的合作者徐寿利用汉字表达化学元素的一套方法就被广泛的接受并沿用至今，但是大部分傅兰雅所采用的译名却并未得到接受。

毫不夸张的说，翻译概念，寻找中文中对概念的准确对应词，就是文化领域残酷无比的淘汰赛，近代西方被引入的概念往往有多种译法。比如英文逻辑（logic）一词，耶稣会翻译为“明理”；而新教传教士的翻译包括“辩实学”、“路隙”、“明理”、“理学”。甲午战争之后更多人开始关注西学，诸如“辩学”、“名学”（这是严复的翻译）、“论理学”等等层出不穷。但是最后胜利的，却是章士钊采用音译而来的“逻辑”。这一胜利事实上是相当罕见的，因为近代产生的概念翻译能够留存下来的大多是意译，或者意译音译的结合（主要是国名）。“逻辑”这个翻译的胜利可以说是很例外的情况了[3]。

说到国名的翻译，很有趣的一点是Poland译为波“兰”，Iceland则是冰“岛”。Thailand是泰“国”而Switzerland则成了瑞“士”。同样以land结尾国名在翻译时却分别称为了“兰”、“岛”、“国”和“士”，这其实说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汉语在翻译中倾向于把多音节的词或单音节的词转化为双音节的词，在转化中针对单音节的扩充，“音义兼注法”得到了广泛使用，也就是说Thai表音而land则用“国”加以补充说明。这一过程在词汇的重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让我们回到严复和他的“信达雅”。如果理解了严复对于“信”与“达”之间关系的说明，那么“雅”呢？为什么严复要特意强调这一点。王宏志的论文非常巧妙地将论述的方向转向作者之外，即晚清的读者群体。所谓的西学译著到底是谁在阅读？劳苦大众吗？当然不是，晚清阅读者的主体依旧是传统士大夫，而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对于西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并非人人都能过持有开明的态度。严复之所以能够成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汝纶为他的译作写了一篇序，那么吴汝纶是谁？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重要作家，而桐城派又是晚清最为著名的散文流派之一，作为深受时人敬重的桐城派作者，吴汝纶为严复写序的行为极大地提高了严复的声誉，并使他在保守派中的地位急速上升。吴汝纶在序中强调了写作风格的重要性，他认为要不是严复优雅的文笔，那么赫胥黎的思想就不可能被阐述明了。因此，就可以理解严复对于“雅”的坚持，事实上是出于他对于自己读者群体的深刻理解。严复选择古典的表达，甚至不惜使用汉代以前的汉语语法来表达西学，其用意就像是苦药的糖衣，让那些保守派读起来不觉得非常刺眼，甚至产生一种所谓西学的观念若不是来自东方，也至少是古已有之的感觉，这对于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概念而已，无疑是有相当的助益作用的[5]。

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也绝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信”。翻译过程是权力交织的过程，翻译者便是知识领域的战士。若是放弃了作为武器的语言工具，就永远无法理解平时司空见惯的概念使用背后激烈的争夺过程。这个过程若无跨语际实践过程则永远无法理解。

[1] 朗宓榭 等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页252。

[2] 王杨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3] 顾有信，《逻辑学：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本土化》，载朗宓榭，阿梅龙，顾有信 等，《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页153-183.文末有一个关于逻辑翻译名字的年表，长达两页半。

[4] 邹嘉颜，《语言接触与词汇创新》，载朗宓榭，阿梅龙，顾有信 等，《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页52。

[5] 朗宓榭 等编，《呈现意义》，页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