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和手段孰大？老美教你玩“政治黑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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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由总统“把持”议会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最早提出了其著名的政治伦理学主张：**政治领袖可以不完全遵守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限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的普遍利益，政治领袖有必要违背伦理道德，做出一些荒谬离谱的事情。

实际上，美国的议会就是充满这种所谓“达尔朗”式交易（二战时期，美国为了换取法国“伪政府”的配合，竟然答应了法国伪政府对于北非的殖民要求。而伪政府的首脑便是犯下围捕和流放犹太人罪行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达尔朗）的地方。尽管违背了道德与法律，但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幕后黑手”行为，在客观上又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目的是良善的，是不是就可以不问手段？个中意味值得细细体会。

马基雅维利

美国内战时期，林肯与其领导的联邦政府在早期并没有捞到多大的好处。相反，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让这位战时总统及其内阁经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无论是东线还是西线，军事进展对于林肯来说，都不太顺利。因此，林肯和他的智囊团，希望诉诸议会来解决问题，以获得更大的支持。他们希望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来解放黑奴，真正使黑人在法律上享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这样一来，北方就可以达到瓦解南部的政治目的，并且获得潜在的军事力量（黑人军队）的支持。但是，议会的议员并不都是支持黑人解放的个人。议会派系林立，各自有着各自的算盘。

激进派嫌林肯的政治主张太过保守，法律修改并不彻底；保守派则嫌林肯的修宪行为太过激进，难免又一次血雨腥风的降临。何况，黑人奴隶与大多数议员的切身利益有关，因而通过这样的宪法修正案阻力重重。因此，**林肯与他的智囊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收买，甚至恐吓部分议员，以获得更多的选票从而使宪法修正案能够顺利的通过。**例如，林肯通过给一个议员提供有油水的税务员的职位，从而获得他的信任，并最终获得他的选票；还有一个议员家庭贫寒，上有老下有小。林肯于是亲自拜访，通过打感情牌获得了这位议员的好感。而这位议员在最终投票的场合，经过激烈的内心思想斗争，也还是投了赞成票；还有的议员吃硬不吃软，于是林肯叫来涉黑背景的人员进行恐吓，逼迫这些议员交出了自己的赞成票。

就这样，林肯通过各种“灰色”交易，获得了十几张赞成票（明面上这并不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公正的法律精神），并最终顺利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赋予了黑人法律上与白人相同的权利。而尽管议会在这之前四分五裂，却也在大势之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最终通过了足以改变美国的宪法修正案。

林肯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也不得不面临这种尴尬局面。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经风光无限的“山巅之城”在经历了经济大危机的“洗礼”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罗斯福面对急转直下的国内形势，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来确保国家复兴计划的顺利实施。因此，议会同样成为了罗斯福总统施展身手的舞台。

我们都知道，尽管美国内战在战争结果以及法律上宣告了美国奴隶制的破产。但是，美国奴隶制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以一种更为嚣张的态势卷土重来。南部各州在内战之后，相继推出了排斥、歧视黑人的法令，形成了对黑人所谓的“种族隔离”（黑人名义上与白人平等，实际上被隔离起来，并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而且，南方势力是美国议会中不可小觑的组成力量。他们对执政党的支持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存亡。因此，罗斯福为了“新政”各项措施的顺利推行，为了不激怒南方的国会议员，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对南方造成的严重种族歧视持允许态度，或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与南方的这样一种“灰色”的同盟关系成了“新政”的重要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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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美国各党派力量在议会达成了妥协与共识。各方都以牺牲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代价，来赢得各自的既得利益，并最终完成他们所谓各项事业的进步。因此，当时的美国政治颇具讽刺意味。一方面是“新政”在国内国外致力于扩大自由民主，传播先进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却是国内的现实越来越黑暗，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对黑人权利的践踏越来越猖狂。但是，美国终究通过罗斯福“新政”转危为安。而新政也最终把南方变成了民主党的地盘，为60年代黑人问题的解决埋下了伏笔。

罗斯福

“911”时期的布什政府面临的情况可能并不比上述两位总统的情况要好，甚至要差的多。“911”的恐怖袭击使美国社会的恐惧到了极点。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就连政客也慌了手脚。但是，精明的布什总统比任何人都要清醒。很显然，他看到了一个使他名存千古，甚至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机会。这个机会，就连他的那些伟大的前任总统，也未曾获得过。因此，布什总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开始了他在议会的表演。

布什总统看起来非常懂得心理学，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对议员说什么话。他知道，在国家面临着巨大危难的时刻，每个议员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他很快便通过“幕僚写手”完成了日后称之为“爱国者法”的国家非常时期的法律。**确实，明面上以国家安全为要务的《爱国者法》，却添加了许多为布什自身谋取好处的政治资本（这部法律根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被通过）。**但是，很多议员都没有来得及去仔细看这部草案，就被火急火燎的布什亲信催促着投票。可以想见的是，这部看起来剥夺了太多自由民主权利的宪法，却成为了布什手中的胜利果实。同样讽刺的是，尽管911之后的美国剥夺了太多公民自由民主的权利。但是美国相对过去，确实变得安全了。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达到了。只是这是以牺牲被美国视为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信条为代价的。

上述三个总统，都在美国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通过议会，实现了自身既定的政治目标。由此看来，美国历史上由总统“把持”议会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政府尽管做了一些违背道德甚至法律的事情，但是最终在议会这个权力角逐的“斗兽场”，使各方政治势力在确立某些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若干妥协。

尽管这些妥协不甚光明，甚至牺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使很多人倍感痛苦，但是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却总能开启一个新的纪元，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神学家尼布尔曾说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治自始至终都是良知与权力交锋的场所。人类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与违背这一道德的强制性因素相互渗透，最终尝试着达成一种无奈的妥协。”

**美国议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充满上述类型妥协的历史。**当面临危机时，美国政界的各方力量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他们基本上一致同意以牺牲某些原则作为获得最后胜利的代价。这在二战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罗斯福的国家紧急状态牺牲了公民自由生活的权利，但是为获得最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正如某些美国政治研究的学者所说，美国的政治充满了弹性与灵活性。正是这些十足的弹性让美国总能在危难关头规避风险、化险为夷。但是，弹性并不总是好事。一方面，它意味着灵活、意味着随机应变；而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混乱、无序甚至是道德沦丧。因此，尽管美国历史上每当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美国各方政治力量都能在妥协的基础上维护建国国父建立的既定宪政秩序，并在客观上促进社会整体上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这一过程也充满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适应性。甚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对美国的民主宪政造成的破坏性可能远远超过它的建树。事物总有它的两个方面。**有可能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弹性”，会在将来亲手埋葬美国人自豪的民主政治。**这颇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