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结婚41年无性无爱，女人最不值的，就是为男人浪费一生_风闻

**“二十年，未曾和他牵过手；二十年，不知啥叫温柔；二十年，我还是个女儿身；二十年，天天守着一个愁。”**大师汪荃珍为她哭唱，每一声“二十年”都诉说着她的悲惨。

伊北先生说：“她仿佛是一颗生了锈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就是鲁迅原配妻子，朱安。

朱安，又称“安姑娘”，浙江绍兴，朱家台门里的大家闺秀。

和大多数待嫁的女儿家一样，朱安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如羔羊一般，围在母亲膝下，学女红，诵《女儿经》。

“烧茶汤，敬双亲……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遵三从，行四德”

这些句子，朱安牢记于心，践行了一辈子。

朱安四五岁时的一天，母亲端来一盆热水，捧起她的双脚，放进水里。然后母亲拿出一根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丢了进去。

待脚泡热，两个仆人按住朱安，母亲便把她的脚趾，用力向脚底曲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又把脚跟拼命往前拉，在朱安哭声中，“三寸金莲”裹好了。

母亲搂着她，安慰道：“好人家的女孩都要缠足，这是荣耀的象征。”

朱安和娘家人

后世来看，这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悲剧的开始。

正是这裹脚，被鲁迅嫌弃，“典型的封建小脚女人”。

也正是这裹脚，裹住了朱安，一生都活在了周家的“蚕蛹”里，未能破茧成蝶。

1899年，朱安已经21岁。

那时的女子，鲜有这个年龄还未出嫁的。朱家的人有些急，四处寻觅，听闻周家有子，一来二回，朱安与鲁迅的婚约就订了。

这一纸婚约，涂满了朱安的七年青春，也是朱安一生婚姻里唯一的彩色画。幸好鲁迅去南京读书，幸好鲁迅去日本留学，否则朱安不幸的灰色婚姻又将多出七年。

订婚后，朱安依旧过着大家闺秀的日子，每日里女红，女儿经，除此之外，便是婚姻的期许，漫长的等待。

一天，朱安正做女红，周家传来鲁迅的消息。

朱安放下女红，支着耳朵，听着来人的转述，原来鲁迅让她放足，还要进学堂。

朱安听完，并不是欣喜，而是万分惶恐，面露愁容。

她低头看看象征荣耀的小脚，寻思着，“他是喜欢大脚、有学问的女人吗？” 她越想越觉得不安，双手撮合着，来回踱步。

“现在就是放足，脚也恢复不到原形，放足又有什么意义？姑娘家读书总是不大好，女子无才便是德！”

朱安自我安慰着，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让她对鲁迅心存侥幸：“我这样的女人，才是正统女人的样子啊。”

长辈们看出她的担心，也安慰她道：**“**不怕，你记住你始终是周家的媳妇。”

这句话更坚定了朱安不改的决心，也成为了她进入周家后，一生的行为准则。

在日本读书期间的鲁迅

其实，如果她能够放足、学习，她与鲁迅也就可以相互通信，进而在这漫长的待嫁期里，和鲁迅培养出些许感情，缩短两人的距离。

然而这只是如果，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谁，回转倒退，也从来没有修改的机会。

朱安，第一次放弃了因改变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机会，这也为后面的不幸，做足了铺垫。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28岁的朱安与鲁迅，在绍兴周家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

朱安等这一天，整整等了七年。七年里，有期许，有紧张，有害怕，但鲁迅的那句**“放足，进学堂”****，却像紧箍咒，每每念起，头痛欲裂。**

为博丈夫欢心，朱安是花了点小心思的。

出嫁那天，她拿出做好的大码绣花鞋，找来棉花，塞满鞋头，再把“三寸金莲”放进鞋里。如此一番，她才些许安心。

在锣鼓、鞭炮声中，朱安的花轿抵达周家大门口。

随着一声“新人下轿咯”，轿子一侧倾斜，贴着地面。她掀起轿帘，弯着腰，颤颤巍巍地将假大脚探出轿门，可未料到，脚还没踩到地上，鞋就掉了。

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时不时给你点暗示。读懂了，你可以早做打算；读不懂，只能任由命运摧残。

这一刻，脚未落地，鞋子掉了，像极了朱安一生的婚姻，从来没有落到实处，无性、无爱、无关心、无孩子，最后还是花落他家，一无是处。

朱安僵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聚焦在新娘的假大脚上，那双小巧的脚，依旧紧紧地裹着长长的棉布，些许泛着黄。

朱安羞的躲在红盖头里面瑟瑟发抖。

鲁迅看到掉在地上的绣花鞋，新娘的假大脚，一阵莫名的厌恶突然而至，他一下丧失了新婚的喜悦。

洞房里，朱安坐在婚床上，焦急地等着鲁迅掀盖头，等到凌晨，红色盖头苍白了，也不见掀起。

透过红色盖头，她隐约看到鲁迅坐在书桌前看书。

洞房花烛夜，哪有新郎读书到天亮的？朱安想不明白，“我假扮大脚也是想讨他欢心啊。”

可鲁迅这边，却是希望落空，百分心寒，万分决绝，他除了对朱安报以沉默，不知如何应对。

新婚燕尔，听不到绵绵温存语，唯有新郎的翻书声，与新娘的叹息声。

嫁进周家的朱安，虽然一上来就坐了冷板凳，但也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她有大把的机会读书识字，也就等于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和鲁迅拉近距离。

看她婆婆鲁老太太就知道，鲁老太太，和朱安一样，是个浸泡在封建时代的旧时女性。

清末，夭足运动兴起，鲁老太太果断放了脚，还通过自学，粗识文字，经常看书读报，尤其爱看通俗小说，曾专门让鲁迅为她代购张恨水的《明春外史》。

但朱安对读书识字毫无兴趣。她深深地浸泡在鲁迅的生活中，从生活上来讲，她对鲁迅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

每每吃饭时，她总是边吃，眼睛边跟着鲁迅的筷子在饭桌上游走。只要发现鲁迅热衷于哪道菜，便赶紧伸手将那盘菜移至鲁迅面前，然后盘算着**“这道菜大先生爱吃，下次就多做些。”**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闹翻后，便带着朱安搬离八道湾的四合院，租住在砖塔胡同61号，当时与他们合住同一四合院的还有俞家三姐妹。

朱安与俞家二姐妹

迁入砖塔胡同不久，鲁迅肺病复发，病情严重到只能吃流质食物，朱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在鲁迅卧病的一个月里，朱安每次煮粥前，先将淘洗干净的米泡软，再用石臼一下一下地将米舂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她还会特意求助俞家姐们，帮她买回鲁迅爱吃的小菜。

有时，鲁迅看她只吃酱菜配粥，便指着买来的小菜对朱安说：“你也吃吧。”

她却连忙摆手说：“我笨，不会吃。”

朱安满心、满眼都是鲁迅，但他想不到向俞家姐妹学习认字，她想不到谈天、想不到读书、想不到散步，更想不到自己真正的欢喜是什么。

朱安就这样第二次拒绝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婚姻的悲哀，不是找到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是掉进了吞噬自我的黑洞。

而对于女人而言，你不是家庭的人质，不是丈夫的附件，你成为了自己，才不会变成婚姻中的可怜虫。

朱安怀揣着一腔热情嫁入周家，想不到婚后生活却被泼了冷水。

婚后第二天，鲁迅便搬到母亲房间里居住，从此他们夫妻二人一直分房而居。

一日晨起，朱安经过鲁迅的房间，从门缝看到鲁迅的被褥没有整理，便推开门，进入房间，先将被子叠起，放在床尾，再把床单用手细细抚平。

鲁迅洗漱罢，在房门口看到了这一幕，突然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大步走进房，跨到床边，一把抓起被褥，摔到门外，冷冷地说：“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还有一次，鲁老太太发现，儿子大冬天只穿一条单薄的西裤时，便给儿媳出主意说：“你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等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

朱安一针一线地缝制完成，然后趁鲁迅不在家，悄悄地把棉裤放在他的被子上。

婆媳俩伸长了脖子，盼着鲁迅回家，看到棉裤，能“一不留神”地穿上，万万没想到，这条棉裤最后竟被他扔了出来。

连同扔出来的，还有朱安最后一点自尊。

然而《女儿经》却告诉她——从一而终，决不离开周家。

1920年初，周家搬进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恰逢鲁老太太寿宴，便邀请了一众好友来家中做客。

待宾客都入席，朱安突然穿待整齐，面如死灰，缓缓从房里走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坚定地说：“我来周家已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她俯下身子，将头重重地叩在地上。再抬起头时，那张灰黄且毫无生气的脸上，泛着点点泪花，眼光射向四周，犹如孩子在饥饿中寻找慈爱的母亲。

这是朱安一生，难得的抗争，也是唯一一次，表达自己的主见，可惜的是，她的抗争，依然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不平等的婚姻里。

如果她能再勇敢一点，跨出“围城”，后半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现实是，她却只能当众表明自己坚守的底线：

“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后半生侍奉婆婆”。

在众人寒意的包围下，她永久地熄灭了身为人妻的热情。

朱安正如她说的那样，侍奉婆婆成了她人生唯一的价值体现。

朱安与鲁老太太

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自从1906年朱安嫁进周家，朱安就作为一件礼物，一直陪在鲁老太太身边。

家中虽然有佣人，但她仍然亲自准备一家人的每顿饭菜。

她做菜的手艺很好，煎炒的菜总是切得大小均匀，吃过她做的绍兴菜的人，没有不夸赞的，也只有她做的饭菜，才最合老太太的心意。

在砖塔胡同租住的九个月里，鲁老太太还没有搬出八道湾，与朱安短暂分开居住。

这次分离，使老太太极度不习惯。

她三天两头探着腰，迈着小碎步，一步一步从八道湾挪到砖塔胡同来小住。

由于房间不够，她每次来总是和朱安挤在一个房间，一张床上，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母女。

但作为附属品，朱安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将鲁老太太照顾的舒舒服服。

仅此而已。

一个男人，深处无爱的婚姻，出轨是十有八九的。1928年的一天，鲁迅从上海寄来他与许广平的照片，并写信告诉鲁老太太，他们同居了。

鲁迅与许广平及儿子

朱安听到信的内容，虽然在意料之中，却依旧很难过，她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垂着头，发呆。

看到她如此落寞，俞芳不知如何安慰她：“大师母，那你以后怎么办？”

听到这个问题，她猛地抬起头，颤抖着，哽咽道：“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她越说声音越小，头也随之慢慢地下垂，最后盯着自己的小脚，“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现在我没办法了，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的呆住了，静静地站在她身旁，不知说些什么，除了对她的同情，更多的是惊讶。

恩格斯说：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还是社会都成为幸事。

可惜这件幸事在朱安身上未曾发生。

如果说之前的婚姻令朱安心寒，那么鲁迅的出轨，无疑是用锋利的匕首，将她的心扎得血肉模糊。

可就算如此，朱安依旧没有谴责鲁迅，也没有想着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她的人生信条，就是坚守住婚姻，哪怕婚姻名存实亡。

其实，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一件比较惊世骇俗的事情，从婚姻围城出来的女人，靠自己也未必都能安稳的活下去。

但是，比起将一生都困于另外一个没有感情的家庭中，比起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勇敢地走出去，也未必不是一个破釜沉舟的选择。

事情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差到哪去？只要自己肯改变，未来谁说的准呢？

但朱安第三次拒绝了改变，上帝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这对朱安来说是天大的噩耗。 

鲁迅二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只肯负责鲁老太太的开支，而朱安，便断了生活来源，虽然许广平会汇款接济她，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开销。

1943年4月22日，鲁老太太逝世，随后，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中断。

晚年的朱安

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身边无儿无女，每日仅以萝卜干和稀粥充饥。为了生活，她决定登报出售鲁迅的藏书。

消息一传到上海，马上有鲁迅的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

面对指责，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终于发出了一声悲怆的呐喊，“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我呀！”

但这句呐喊，并不是对命运，她始终不愿离开鲁迅，哪怕仅仅是做一件遗物。

但她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1946年底，朱安生了场大病，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立下遗嘱，死后要与鲁迅合葬，完成她**“生是周家人，死为周家鬼”**的心愿。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却被孤零零地下葬在偏远的保福寺一带，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此后，孤坟难寻。

纵观朱安的一生，从婚前到离世，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僵硬的姿态。

其实，朱安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只要把握住一次，她的人生就会大不一样，就像同时期的张幼仪离开徐志摩，成了一代传奇女性。

很可惜，“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的观念支配着她，她就像是被囚禁在玻璃器皿中的女人，没有太多的余地转身。正如伊北先生所说，朱安就是一枚图钉，被死死地钉在那里……

如果她不执着于封建传统的观念，而是主动去寻求变好的机会，那她的人生，会不会就是另一番境地？

可惜，时光不会重来，后来人看到她的故事，也是徒叹一句“可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