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前的西方_风闻

（转帖）

作者：文行先生

     ……

     在公元后的很长时间内，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也还是非常原始，处于和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一样的原始部落社会。

     按照西方自己的说法，直到所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灭亡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都是蛮族、野蛮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无处安身。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0）p626中说道：“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按：指欧洲野蛮人）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

      尚劝余在《阿拉伯帝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p264中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眼中，欧洲人无异于野蛮人。”

       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罗·奇波拉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文版）p138说：“对阿拉伯人来说……西欧是一个很少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地理知识在公元700年至1000年年间不断提高，但对欧洲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增加。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欧洲不感兴趣，不是因为存在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是因为那时的欧洲是没有能够提供任何产生兴趣的地方。”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如果从法国的历史著作，或者不如说，从有关法兰克国王和他们的宫相的历史著作中，要删去的只是这样一些故事（博按：指虚妄荒诞），那我们还可以勉强一读；但是这些历史著作中赤裸裸的谎言比比皆是，我们怎能接受？这些历史著作中不断说到围攻城市和堡垒，其实这些城市和堡垒并不存在。当时在莱茵河以东只有一些没有城墙、靠木桩和堑壕来防卫的小镇。我们知道，只是在920年捕鸟者亨利时期，日耳曼才有筑有城墙和设防的城市。总之，有关这些时期的细节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且都是令人厌恶的无稽之谈。”（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226）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99中说道：“尽管穆斯林占领了西欧的许多地区——最突出的就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事实上他们对继续扩张并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西欧十分落后，穆斯林对他们不感兴趣。”

     法国历史学家马可·布洛克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卢和意大利那些贫穷的城市，根本无法与繁荣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封建社会》）

      歌德跟诗人艾克曼说到《好逑传》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祖先还在森林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歌德谈话录》）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87）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

      事实上，西方（近代）文明始于蒙古西征，是蒙古西征引发的震撼和把中华文明带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骚动”，启动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所谓的“文艺复兴”。

      “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孟席斯语），“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霍布森语）。

图2：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锡耶纳共和国宫藏，1425 - 14287。

图3：南宋楼璹《耕织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4：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画中女子身着轻盈的丝绸服饰

图5：贝里尼《诸神之宴》，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藏，画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显的青花瓷器，1514年

图06：马索里诺《圣母升天》，1403年。

图07：中国风格的佛教图像，12世纪末。

    “在但丁诞生之前，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伟大的杰作都已经诞生，并通过印刷传遍整个大陆”（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9叶）。

    ……

    “尽管文艺复兴是以古典（希腊）的面孔出现，但充斥着东方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饰，其根源几乎从未得到承认。”（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尽管15世纪早期威尼斯战舰在欧洲是最先进的，但与同时期的中国战舰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舰只长150英尺、宽20英尺，与长500英尺、宽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国舰只相比相形见绌。此外，‘威尼斯战舰是由弓箭手护卫，而中国的舰只则装备了火药武器、铜制和铁制大炮、投射器、火药和炮弹’。”（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p112）

     穆罕默德：“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

     霍布森：“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学、艺术风格（如洛可可式）、服饰、装饰、壁画、园艺、政治经济、茶艺及其他许多方面。”“英国人十分喜爱中国的文化风格，从茶艺、壁画装饰、中英结合的园艺到政治经济思想。”（《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4-175）

      弗兰克：“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前哨阵地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弗兰克，《白银资本》，p47）

      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中华帝国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笼罩和统治着，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创新能力。”（《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7）

      1640年法国诗人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和1725年英国诗人约翰·盖伊写的诗，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状况，非常形象生动：

      带我去葡萄牙人家里去吧，

      在那儿抬眼便会看到

     一些来自中国的商品。

     我们会看到——

     灰色的龙涎香，

     华美的漆器，

     精美的瓷器，

      它们来自这个神圣的国度

      或更确切地说来自天堂。

     ——保罗·斯卡龙，1640年。（休·昂纳，《中国风》，p49）

      她的酥胸激起炙热的狂喜！

      她的明眸闪耀炽烈的激情！

      能够得到她的青睐，

      是怎样的天赐荣幸！

      但我心中充满疑惧，

      情敌已近在咫尺？一个中国瓷瓶。

      中国主宰她的灵魂。

      瓷杯，瓷盘，餐具或瓷碗，

      都能激起她胸中的欲望，

     点燃她的快乐，击碎她的宁静。

      ——约翰·盖伊，1725年。（休·昂纳，《中国风》，p131）

     “事实上，西方表现出的症状，明确无误是一场严重的中国热。”（休·昂纳，《中国风》，p64）

      ……

     实际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西方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它具有发明创造的能力，而是乐于学习、模仿别人，善于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明的工具和技术，并将它们加以改进，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用于不同的目的。”（F.Oakley cited in Goody，east，p.8.转引自《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267）

      “1600年后，通过耶稣会士的信札，有关中国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后，关于中国的书籍开始广为人知……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思想……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不但中国书籍在欧洲随处可见，而且大量中国的技术、工艺被直接照搬，用于欧洲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9）

      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

     弗朗塞斯卡·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对这种影响明确承认的内容，将会大失所望：西方学者和发明家不知廉耻地相互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80）

     霍布森总结道：“英国很符合标准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后发国家’的说法，它享受到了所有的‘后发优势’……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还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国家，游离于一片同样落后的欧亚大陆边缘。”（《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94）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