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公知们的政治观念都是违背人民利益要求的_风闻

         刘军宁写了一篇文章叫《宪政与暴政》，说【什么是宪政和暴政？这须先搞清暴政与宪政的区别：暴政是用强权来建立政府，而宪政是用自由选择来建立政府。】

       我想问问：【自由选择】是指谁的自由选择？普通老百姓要选择自己当总统，可能吗？很显然刘军宁说的【自由选择】只是精英们的自由选择。

      在经济社会中，普通民众相对于精英阶层，是缺乏能力的群体。缺乏能力就缺乏选择的自由。

        因此，说【用自由选择来建立政府】，就是要让精英们自由选择政治权利的归属。

        事实上，任何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利的归属都是由精英们说了算，普通老百姓只是被动地接受。不过有的政治体制下，精英们受到的限制比较多，比如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有的体制下，精英们受到的限制比较少，比如印度的政治体制。

      至于说到强权，则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强权来维持。否则社会秩序将遭到破坏。

       当然刘军宁的意思是，限制精英们的权利就叫强权；限制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就不叫强权。

        这样的定义就是精英们从只考虑自身利益要求出发做出的。可是社会的话语权就被他们垄断着，于是社会就这么被忽悠着。

       什么叫宪政？

        宪政应该是政府通过建立与改善适应社会进步要求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的良好政治。

        什么叫良好政治？

        生产力进步顺利、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安定，并且生活越来越好，就叫良好政治。

        如果不这样定义，依刘军宁之流的意思，中国现在这样不是宪政，反而是暴政，而刚果金、也门、马里、乌克兰、利比亚等等国家今天的现象，反而是宪政的表现？那么人民要了宪政干什么？

       一些精英们对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不满意，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今天的中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限制。所以他们往往会赞扬春秋战国时期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现象。尽管那时候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但是社会精英们的自由却基本不受限制。

        这种只顾自身阶层利益要求、不顾人民利益要求的思想，与其说是民主思想，不如说是专制思想。因为专制的意思，就是强势群体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不惜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人类的自由来自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一定，则人类总的自由空间一定。在总的自由空间一定的情况下，给一部分人较多的自由空间，必然以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为代价。

        也就是说，给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较大，就会限制精英阶层的自由；当然给社会精英们的自由较大，就会使普通民众的自由受到限制。

       社会进步本质上是生产力进步推动的。生产力进步依靠的是精英们的创新行为。因此社会进步必须以精英们的较多自由为前提。

        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让精英们有更多的自由。

        但是，如果给精英们的自由过多，又会使普通老百姓的自由受到限制。春秋战国时期与民国时期精英们的自由就是以人民的苦难为代价的。今天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这种情况。

       要让社会进步顺利，就必须在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对自由空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怎样的分配是合理的？衡量的标准只能是以生产力进步的状况来判断。因为只有生产力进步顺利，人类的自由空间才会扩大。

        人类的自由空间扩大了，那么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都可以得到实现。如果自由空间分配的结果是生产力进步停滞乃至于倒退，人类的自由空间就会缩小。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的紧张以至于社会动乱的爆发。

       今天的中国，生产力进步的快速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的自由增加之快速，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刘军宁们却否定中国社会的宪政性质，斥之为暴政，要求【用自由选择来建立政府】，是在要谁的自由选择呢？

        贺卫方在新浪发表政论微博说：

        【【 其实】不仅是慈善事业，其他各行各业都需要基本的自治和独立，才能够整合利益，表达诉求，在出现激烈矛盾的时候，成为谈判交涉的主体。这样的民间力量，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是促成社会和平转型的基本保障。无论党政，以为自家无所不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统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无所不能的权力终究是一无所能。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最后居然把社会给搞没了！】

        对此，我用微博发出的批判言论如下：

        什么叫【基本的自治和独立】？你没有资源控制权就只能被【自治和独立】。作为对民众进行【自治和独立】的人或者机构，必须以资本力量为前提，否则即使有部分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作为也只能在失败与被资本支配之间选择。所以，你们的目的无非是要给私人资本以更大的权力空间。

       什么叫社会？社会不过是人类的有机构成状态。不是说资本控制的社会才叫社会。

        社会的最大部分是人民。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就是社会应该的状态；而不应该以社会精英们的自由空间扩大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社会主义是以公平为目标的意识形态。人民相对于社会精英在资源享受上的平等，就是公平。

        【统统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人民的自由能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有了选择出国的自由能力，也就是有了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能力。政府控制的范围在越来越小。不过你们从社会精英的要求出发，想要获得西方国家社会精英的权利，想要让资本对于社会绝对控制的权力。这个目的还没达到。

        一些社会精英之所以极力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为了让资本权力绝对控制社会。任何资本不可能独家垄断权力，于是精英们可以在不同资本集团的竞争中，自由寻找依附对象。可是这么做的结果并不会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扩大。人民利益的扩大只有生产力进步才能够实现。而社会稳定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前提。

        这些精英之所以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是因为普通民众中有很多人潜意识中把自己当做了精英。就好像炒股票的散户们都以为自己是专家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关系与这些精英是不一致的。于是以为这些精英在替自己要权利。如果社会让这些人得逞了，那些被忽悠的人们会很快为自己成为了炮灰而悔恨。

        人们批判权力，只把目标对准政府。其实社会权力根本的分为政府权力与资本权力两种。

        政府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必须兼顾社会各方的利益要求，才能在社会稳定中实现利益——政府的这个特别利益关系，公知们从来不说。

        而资本的权力却因为资本无国界，它的实现条件唯一的就是利润。不会在乎任何具体地方的动乱与否——资本的这个特性，公知们更是故意从来不说。

        很明显，在政府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政府权力相对于民众无害一些。

        资本统治社会是必然趋势。因为统治社会必须有资源支配权才办得到。

        政府的资源支配权因为必须照顾社会各方利益，会最终趋于消失。而资本却因为只要追求利润即可，政府为发展经济又不得不照顾它的利益要求。因此资本最终将越来越强大。

        不过资本的权力过大，将导致贫富悬殊不断扩大，最终会导致经济崩溃、资本被消灭。因此，即使从资本本身的利益要求出发，资本权力也必须受限制。

       政府权力与资本权力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不应该以西方社会现象为标准，而应该以生产力进步状况如何为标准。

        而今天世界主要国家中，很明显中国的生产力进步是最快速的。也因此中国的资本势力扩张速度也是最快速的。贺卫方们以西方现象为标准指责中国的社会状况，也与中国资本的利益要求相悖。

        袁伟时写了一篇文章《阻碍建设法治国家的绊脚石》。文章最后一段总结说【一句话，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判断是否违法、犯罪只能以法律为标准，公民可以做法不禁止的任何事情；这是法治ABC，阶级标准毋容置喙】。        

        什么是法治？按照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解释，法治讲的是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国家，而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就包含着社会势力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权利内容。袁伟时在文章中用的，也就是这个定义。

        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法律不过是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于社会自由空间的划分与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是有阶级性的。

        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不同利益关系的成员之间，因为利益矛盾而进行的群体性冲突。而袁伟时从西方意识形态系统中拿来的公民概念，其外延就包括了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

        很明显，穷人群体与富人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有矛盾的。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群体性冲突，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如果法律制定的结果，是对于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自由空间的挤压，这时候，法律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依照这样的法律治理国家，就是在进行阶级斗争。

        因此，法治与阶级斗争，其实是两个外延有部分交叉的概念。而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往往就会在这样表面上反对阶级斗争的幌子下，进行着对于普通民众的阶级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说【阶级标准毋容置喙】，不过是要社会弱势群体甘心接受强势群体的统治，当然是在进行阶级斗争，同时也没有违背“法治”要求。

        因此，简单地用法治概念反对阶级斗争，是不符合逻辑要求的。在历史上，依法治国也往往是阶级斗争的形式。

        比如秦王朝时期的依法治国、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蜀国的依法治国、西方国家历史上，选民只占总人口的2%时期的依法治国；美国实行奴隶制时期的依法治国等等，其实都是统治者对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行为。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阶级斗争与“法治”同时存在。

        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各种概念。

        比如，“法治”概念的定义，就不能简单地表述为“依法治国”。而应该定义为，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制定与实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法律，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具体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以西方社会有什么样的法律现象，而应该以本国社会的进步状况为衡量标准。

        不妨这么说吧，今天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世界上最快速的，因此相对来说，中国比那些社会进步停滞的国家，更符合法治的要求。

        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法治”，是以公民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为目标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意识。

        一、公民概念的外延，是由不同阶级成员组成的。不同的阶级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一致。于是当然地，对于政府权力的关系也不一致。当体制外精英阶层以“公民”身份，要求缩小政府权力的时候，底层民众的利益要求，却是要政府多一些权力，可以集中更多资源援助弱势群体。

        可是，中国的体制外精英们却宣传自己代表了全体公民的利益要求，忽悠全体社会成员对政府进行群体性攻击。这既是在对于政府进行阶级斗争，也是在隐蔽地对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求进行压制，当然，也是阶级斗争行为。

        二、政府与政府官员的利益关系是不一致的。政府是社会利益的平衡器。因为政府的根本利益在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政府是不可能乱用权力的。政府的权力越大，社会利益的平衡就会越有保障，阶级斗争才越有可能避免。

        所以我曾写过多篇文章，批评那些以为政府权力“不受制约”会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而制约了政府的权力，就会让社会的强势群体可以更方便的挤压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空间。这正是社会强势群体的阶级斗争行为。

        三、官员的权力是应该受到制约的。因为，官员除了是政府成员以外，同时也是社会成员，有着与政府利益要求不一致的利益关系。如果不对官员的权力加以制约，就会导致政府资源被一部分官员使用在个人利益方面。这样会导致政府资源的被浪费，从而削弱政府运用权力的能力。

        因此，制约官员权力，是政府根本利益要求所在。其实与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所以，人民应该配合政府的要求，对官员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缺不应该跟在体制外精英们的后面，盲目与政府对抗。

        四、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混淆了政府权力与官员权力的概念，也用公民概念模糊了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实现精英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当他们的这个目的与社会进步的要求相冲突的时候，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只有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社会进步，才会实现社会空间的总体增大，才可能实现各阶层利益的共同增长，才可能避免阶级斗争。否则，任何形式的法治社会都不免因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受损，而爆发阶级斗争。这是逻辑与事实都证明的很清楚了的。

        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代言人们，站在资本利益团体的立场上，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却用自己的利益要求作为法律制定的依据，强迫普通民众服从，美其名曰建立“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不管他们主观上是不是认识到了，其实就是在从事阶级斗争。

        真正要避免阶级斗争，应该做的是尽量扩大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因为只有政府有足够的权力获得充分的资源，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才有可能避免阶级斗争的爆发。

         拜读了袁伟时先生《研究民国历史三大忌》，对袁伟时先生敢于从历史事实出发，为被误解的历史人物澄清对错的治学态度，深为赞赏。虽然对于他只积极为袁世凯做正面澄清有所疑惑，但终究是尽量从历史角度出发，为纠正社会的错误历史观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只可惜，袁伟时先生在文章中批评别人时用的【明察秋毫，不见舆薪】评价，恰好也是对他自己的写照。

        袁伟时先生惑于西方意识形态宣传的价值观，以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我称之为西式共和——就是普世价值之所在，凡是不实行西方人的这套政治制度，不遵从西方意识形态要求的，就是错误的。

        看到了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西式共和制度，这就是【明察秋毫】。

        没有看到凡是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即使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社会文明程度也都高；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即使实行了西式共和制度，社会文明程度也都低。这就是【不见舆薪】。

        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国家如新加坡，其社会文明程度就很高。而实行西式共和制度200多年了的海地，如今社会文明程度就很低。这还不用拿索马里、马里、刚果金等等实行了西式共和制度以后，陷入战乱中的非洲国家来举例。

        说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的权利，袁伟时先生同样表现出【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特点来。

        北洋军阀时期，社会精英们确实自由。那时候的文人们确实可以肆无忌惮地批判社会。袁伟时先生在这里是【明察秋毫】了。

        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明察秋毫】地说，那时候的社会不但允许文人们肆无忌惮地用语言文字批判政府，更加允许大小军阀们用武力批判政府。

        如果不看那时候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那社会环境确实【自由】得可以，完全可以与春秋战国时代比肩——当然，看到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后，更加可以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状况，完全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相比较。

         北洋军阀时期当然是军阀政治社会。军阀政治的特色就是军阀混战。

        从1916年以后，这种战乱没有一年休止过，战争一次凶过一次，战区一次大过一次。1916-1924年间，每年战区所及平均7省之多，而1925-1930年间，平均每年达14省左右。这种战乱使农业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商业贸易无法顺利开展，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安定生活。

        而且由于战乱，各级政府对天灾预防绝不注意，水旱等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

        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被317县，灾民达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5年，川、黔、滇、湘、赣五省大灾，仅四川一省就受灾“达80余县”，“川民死于饥荒者已达30万人，死于疫疠者亦有20万人，至于流离失所，委填沟壑者，更不可胜记”。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享有几分自由,是因为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多种政治军事集团存在,彼此竞争。但由于这种竞争是以军事武力为主要方式,兵祸连连就在所难免。兵燹之灾,直接由底层民众所承受,他们自然体味不了自由却记住了苦难。

        如果知识分子只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自己们可以随意说话，就是社会自由，那么军阀们当然也可以只从自己角度出发，认为自己们可以随意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就是社会自由；当然资本家们也可以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自己们可以随意用金钱解决社会问题，就是社会自由。

        只可惜了作为社会最大群体的底层民众，既没有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话语权，也没有军阀们的武装指挥权，也没有资本家们的财富支配权，连自身基本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却被别人代表着，认定了“社会自由”。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袁伟时先生以为是一个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要自由的时期，当然比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要自由了很多倍了。你要是说那时候毕竟人民并不自由，他还会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不过是“最不坏”的现代政治制度幼年期的瘢痕】。

        也就是说，海地经过了两百年，仍没能消除西式共和制度【幼年期的瘢痕】，索马里、马里、刚果金那样的内乱不断，仍然是【最不坏】的表现。

        为什么？能够找到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精英们有言论自由，不同的政治精英团体有对于政府的制衡权力。人民的免于恐惧与匮乏的权利？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西式共和制度消除了【幼年期的瘢痕】以后再说吧！

        如果袁伟时先生这样理解社会自由，还不算是【明察秋毫，不见舆薪】，那就只好认为，他是根本就不把人民——他们还真没有人民概念，只有以他们为标本的公民概念——的权利放在眼里。

        国内那些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了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认识“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