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先生8年前的旧文_风闻

                                             一

一篇八年前的文章，对八年后的预测近乎完美！！这样的文章，显然属于凤毛麟角之列。刚刚读过的王小东先生写于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大变局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及中国的选择》一文，就是这样一篇杰作。

精准的预测，一定来源于深刻的洞察力！早在西方与中国的公知们为“茉莉花革命”欢呼雀跃时，王小东先生便以其如炬的目光，发现了这场“革命”的复杂成因。比起所谓的争取“民主、自由”，北非突尼斯、埃及动荡的第一位原因其实是经济。它们资源贫乏、人口多且增长快，而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更让它们雪上加霜。王小东先生说：“我们要记住，再残暴的专制统治所迫害的都是人口中的极少数，经济困难才会给人口中的大多数带来痛苦。”而盛产石油的利比亚，也不是什么“民主与专制问题”，其纷争是支持与反对卡扎菲的部族力量之争，而反对卡扎菲的力量，甚至比卡扎菲更缺乏“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

接下来，王小东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它们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自己的社会结构，都是不足以进入现代社会的。它们是被在西方发端的工业革命、社会革命裹挟进现代化进程的。在被裹挟进这个进程后，它们原有生活节奏被打破了，它们的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参与要求一下子膨胀了起来，而自身却完全不具备容纳这种要求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事实证明，作为前工业化时代最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向现代型演化的社会结构，使其融入现代化要容易得多），不能真正转型到现代社会（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处于两头无着落的地位。这本来就是一个导致社会生活解体的局面，之所以还能维持，一开始是由西方殖民者以外来征服者的地位进行强力镇压，而在西方旧殖民主义衰微之后，来维持局面的，则是冷战格局了。在冷战当中，美苏两大阵营为了打败对方都要多拉弟兄，而中东北非这样的地区有着太重要的战略意义。”

“冷战结束，作为失败一方的苏联集团崩溃，就抛下了一些我称之为“冷战孤儿”的国家。冷战结束了，当时的那种地缘政治这种需要不再存在，而且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作为一个失败者，也撑不起原来那个盘子了，有一些孤儿就必须被抛下了。”

“这是一个原有的国际秩序在其边缘部分衰败的现象，今后还会延续，直至新的强力出现。”

                                             二

与王小东先生的真知灼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许多公知的“高见”。比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在新浪发表微博说：“中国不用再撤侨了，民主革命没那么可怕，不要总把民主和混乱联系在一起。民主革命一来就大规模逃亡，国际形象也不大好吧。再说老卡快完了，利比亚局势应该很快能得到控制。中国坚持不改，说不定哪天轮到利比亚从中国撤侨呢。”

还有在埃及革命现场采访的凤凰卫视女记者周轶君在微博中写到：“记忆里的埃及人突然变了——突然间对女性如此尊重，对外国人如此诚实。‘We are good people’,一个埃及人对我说。是不是人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后，行为方式也会改变？”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狠狠地抽打了这些知识分子耳光。女记者周轶君的话音未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地女记者洛根就在开罗解放广场被约200名暴徒剥光衣服、残酷殴打并轮奸。

《纽约时报》评论说：“由于移走了穆巴拉克警察国家的铁腕高压，革命释放出了长期以来被压制住的教派仇恨，这种仇恨爆发的凶残程度越来越高，威胁到埃及旅游经济的复苏和人们所希望的民主转型期的社会稳定。”

                                             三

那么，埃及、突尼斯，还有利比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吗？王小东先生认为前景暗淡。

“一个有效能的民主的政治动力学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是通过一系列的，不断的低烈度争斗来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以避免破坏性的、暴力的、流血的高烈度争斗，如内战，这是它的明显的优点。在人民已经广泛参与政治的情况下，经济上的余裕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在低烈度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余裕，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就会变得你死我活，就不可能遵守什么“基本游戏规则”

“另一个条件其实也很重要，那就是经过君主专制乃至革命（以中国的两千多年的逐步强化为典型，也包括近代的英国和法国），弱化乃至打碎原来血缘的、部落的、村落的小范围身份认同，形成大范围的国家认同。而这两个条件在阿拉伯世界都有欠缺，或者缺这个，或者缺那个，甚至两个都缺。”

埃及、突尼斯的动荡，缺乏“经济上的余裕”，显然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革命显然解决不了埃及的经济问题，它甚至使埃及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了，还要维持社会秩序，就得把个人的物质需求压下去。要压下去个人的物质需求，只有两招。第一招是硬压制。硬压制的一般手段就是军政府。军政府硬压掉你的物质需求，打掉你的政治参与，谁要不服就把你抓进去。硬压的另一个办法就是退回到前现代社会去，以前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压掉你的物质需求，以酋长、长老的专制打掉你的政治参与。第二招是软替代，主要就是宗教了。以精神替代物质，让你自觉自愿地减少物质需求和政治参与，也不乏以宗教的威权强制性地压掉你的物质需求，打掉你的政治参与。”

从2011年至今，八年过去了，北非的现实完全在王小东先生的预料之中！

                                             四

“再说说社会结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利比亚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相比之埃及或伊拉克，利比亚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更低，也就是说前现代部族统治的成分更大。而利比亚的现代化，包括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恰恰是像卡扎菲这样的军事强人，以及围绕他的军事强人集团推进的。

“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的“自由军官组织”，是阿拉伯世界试图以推翻专制王朝来摆脱本国统治者暴虐、腐朽，以现代化来摆脱受西方殖民者欺凌和奴役地位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在工业化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乃至妇女解放方面（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是个典型的例子。《纽约时报》曾发过一张忠于卡扎菲的女兵的照片，其手中挥舞着武器，神采十分张扬。[[23]](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3a7ac510102elvh.html)坦率说，《纽约时报》发这张照片有丑化之嫌，却也反映了卡扎菲治下的妇女与传统阿拉伯世界妇女那种驯顺、卑下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都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情结。

“自由军官运动，以及组织渊源不同，宗旨却很类似的阿拉伯复兴党，曾夺取了多个国家的政权。然而，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非常坎坷的，在内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外部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以色列的打击之下，再加上自身的局限性，他们虽然也有所成就，最终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可以这么说，这个运动从二战结束算起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运动，到了今天已经大致退潮。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未来，很多方面都会倒退。妇女解放会是最早的牺牲品。

                                             五

西方与中国公知乐观派的观点认为这次革命将把阿拉伯人民带到向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人间天堂，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阿拉伯世界这次出现了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比如半岛电视台，还有某些年轻知识分子。但是，王小东先生尖锐地指出：“正如中国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们不但缺乏深入社会组织的根基，也缺乏建立这种根基所需要的脚踏实地的精神、艰辛的努力、牺牲的勇气。”

“在埃及基层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真正出来救助埃及革命后所遭遇的物质匮乏、社会失序局面的民间力量，仍旧是西方人所恐惧，中国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很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崛起的埃及养鸡农民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只有穆斯林兄弟会在工作，是穆斯林兄弟会在给基层百姓提供面包、食用油、鱼干，是穆斯林兄弟会在给病人提供医疗，是穆斯林兄弟会走到了人民中间。他很不屑那种革命已经蓬勃发展的说法：“你们说你们有个公众委员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它在Facebook上，那有什么用？……如果你真的想做什么事情，你就必须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天天在这扎着。”

一位62岁的大娘问道：“东西贵了，生活也没改善，这些年轻人和抗议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

王小东先生因此得出结论：“未来的阿拉伯世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力量还是军人和教士。这些军人和教士过去曾经是有方向的（无论对错），现在却没了方向。然而，即使是没了方向的他们，也不存在新的力量可以代替。所以，暂时只能是无方向的停滞或混乱，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很多地方——绝不止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的崛起。”

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美国应该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区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即使你在意识形态上把这种崩溃叫做“革命”，叫做“民主、自由的胜利”，它在实质上还是社会的崩溃。以现在这个已经大大缩小了的地球，谁都无法从这种崩溃中得益，即使暂时得到些小便宜，最终收获的将是大害。那么，谁有力量来帮助重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西方国家仍旧是重要的力量，但离开了中国的积极参与，离开了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将一事无成，更不要说中国和西方把劲向两个方向使了。中东也是这样的地区之一。”

白纸黑字---八年了，北非的阿拉伯世界，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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