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的青春成长与背后的经济逻辑_风闻

2019年，我第一部纯粹是因为被安利而去看的电影，竟然是《过春天》。

青春，犯罪，成长，在国产电影中并不是新鲜的主题。我关注这部影片，最初是因为它对准了一个有着特殊性质的边缘群体“水客”。

水客并不是一种新的职业，它的历史很悠久了，几乎从有贸易保护的那一天起，水客便诞生了。

而这部影片的特殊性，在于它专注于讲了一某一个时段，确切的说就是最近五到十年内的故事。

“过春天”中的在深港之间走私iphone手机，之所以能成为一项“产业”，基于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苹果公司的电子产品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营销策略与价格体系，使得在两地之间倒卖手机的业务大有利可图。

第二， 深圳和香港之间每天大量的旅客频繁来往，使得这种业务可以规模化。

第三， 内地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强烈需求和兴趣，使得市场能够接纳这种灰色交易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而落实到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主人公之所以从事这个非法业务，还有着基于个人的强烈动机：

第四， “单非”的出身背景，使得她需要在两地往返，而两边的“家庭”都无法给她真正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第五， 闺蜜的生活水平和见识让她感受到来自阶层的差距，促使她通过各种方式赚取财富以弥补生活上的差距。

第六， 则是整个故事背景以及影片试图反映的“时代之痛”。主人公佩佩的父亲是典型的在内地还未完全发展起来的年代，一个在香港的卡车司机可以在内地包“二奶”，在两地可以有两个家庭。而当内地经济发展起来后，他的经济地位也随之寥落，象征着深港两地的地位也“此消彼长”了。导演白雪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就成长在这个环境里，从影片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她试图记录下大时代变迁的“雄心”。

而我更为在意的还不是这些。我其实更关心的是，在当下的文艺转型时期，文艺作品如何突破以往的题材限制和思维惯性，如何选材和如何表现题材的问题。

对于导演白雪来说，她无疑选择了一个好的题材。“水客”这个题材既来源于现实，又具有典型性。

一部电影能给我们的，通常有这么几个方面：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的镜子），情感上的抚慰和释放，以及反哺现实的教益（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显然导演并没有更多的反哺现实的动机。手机“水客”这么一个群落，也因为苹果越来越把中国大陆作为新品首发区域，以及苹果这几年的销售状况越来越低迷，新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下降而越来越无利可图、日趋淡薄。

而我更留意的反而是这部影片的另一条线，即佩佩和富二代闺蜜的关系。片中明确讲到，闺蜜虽然家境富裕，却是家里相对不受重视的那个，“什么都先考虑弟弟”，甚至移民都不考虑她，“女孩子嘛终究是要嫁人的”。

从这个角度，虽然闺蜜和佩佩的家境天差地别，但在情感际遇上几乎却是同病相怜：缺爱。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佩佩“背叛”了自己的时候喊出来：别人都可以，就是你不可以。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当下热播的另一部电视剧《都挺好》。剧中主人公苏明玉为了奋斗，不惜头破血流，动机也是因为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和关爱。

而这，正是很多作品的“戏眼”所在。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说过，今后一个很长的阶段中，文艺作品的“戏眼”就在于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关注这些矛盾，并不只是为了营造戏剧性的噱头，也不是流于一种情绪性的宣泄，而是切实去思考这些问题，并把我们引向最终的答案。

影片的最后，佩佩带着自己的母亲登上了大帽山，终于可以俯瞰整个香港了。而母亲发出的那句感叹：原来这就是香港啊。既有追索青春的意味，也有一层别样的意思。

片中佩佩和母亲居住的条件并不差，而二十年前她母亲之所以给父亲做“二奶”，源于深港之间的经济差距。

而去年香港的GDP，按照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为24000.98亿元。而深圳2018年GDP为24221.98亿元，已经超越了香港。而据导演白雪回忆，九十年代初她来源于深港之间时，深圳这边还是大片大片的稻田。

而这三十多年来经济上的超越，才可以让佩佩母亲发出这样的感慨，内在含义是：原来深圳和香港已经差不多了。

而这，跟影片主题有了一种奇妙的关联。因此，片尾字幕中所写的因为技术条件的提升，手机水客现象已大为减少并非根本原因。而是之前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领导人所讲的：发展中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

而影片结尾这看似不经意的“点题”，正是文艺工作者的不经意的自觉意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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