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与氢弹（四）壮志已酬_风闻

风云之声-风云之声官方账号-2019-03-14 09:54

2019-03-14

【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

在上一期中，我们介绍了何祚庥和于敏等人的氢弹预研工作。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本系列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是不是存在两种氢弹构型，即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而且于敏构型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

合理的回答是：不知道。

何祚庥的文章说明了一点，于敏是对中国突破氢弹原理功劳最大的人，因此把中国的氢弹构型称为于敏构型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世界上存在泰勒-乌拉姆构型和于敏构型。不过，于敏构型与泰勒-乌拉姆构型有没有区别呢？有没有可能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

从前面提到的所有信息中，——再次强调一下，这些全都是公开信息，不见得真实，——可以感觉到两种构型的基本思路似乎差不多。那么，两者有没有真正意义的区别呢？

网上不少文章说有区别，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实际上，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两种构型的细节都是顶级机密！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知道一个都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知道两个？还去比较它们的区别？所以，真正合理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

实际上，对于于敏构型是否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的整个讨论，意义都很有限。如果纠缠于这个问题，就把重点带偏了，好像如果于敏构型不优于泰勒-乌拉姆构型，价值就降低了似的。但真正重要的，其实就是中国成功掌握了氢弹！至于是以什么方式掌握的，跟别人的有没有区别，那完全是枝节问题。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两弹一星的价值主要是在国家安全方面，而不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别的国家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核威慑，而不是中国的核威慑有多少创新。

在研发出氢弹之后，于敏还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例如领导突破了第二代核武器，即提高核装置的当量质量比以及小型化，又领导突破了中子弹。此外，于敏还开拓指导了我国对惯性约束聚变与X光激光的研究。不过相关文章中对于这些研究过程的介绍远没有像何祚庥那样详细，因此我们就不多谈了。

但是，于敏有一个战略决策方面的事迹，绝对值得介绍一下。

八十年代中期，邓稼先和于敏审时度势，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做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加快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程，遏制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而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突破第二代核武器优化设计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做的热试验还没有做完，该拿的数据还没拿到，核武器事业很可能“功亏一篑”。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递交建议书，要求加快核试验步伐，尽早完成必须要做的核试验。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987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1992年，美国在完成了最后6次核试验后，果然开始积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

正是邓稼先和于敏的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促使中央作出果断决策，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 年热核试验时间，做完了必须做的热试验。该建议为提升我国核武器的水平，保障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中国只做了45次核试验，仅为美国的4%，经费投入也少得多，但在核武器物理设计方面，经过原子弹、氢弹、小型化、中子弹、安全型初级五个台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由于我国采用了正确的核武器发展方针，在目标的选择和技术途径的抉择中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使得在实际发展中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在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成功发展道路上，于敏是当之无愧的重要引领者与设计师。

关于于敏的生平，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没有出国留过学，完全是在国内受的教育。著名物理学教育家、2016年国际物理教育奖章（ICPE-Medal）获得者赵凯华教授写过一篇长文《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 | 赵凯华），最后一节是“40年代本土科学家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