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宋子文档案数据库建成发布_风闻

宋子文是近代中国颇受争议的风云人物，其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活动，一直是众多学者的研究焦点。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其档案资料由其后人捐赠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经整理后部分开放。2003年宋美龄女士去世之后，宋子文档案进一步向学者开放。此后，海内外有关宋子文档案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宋子文档案，是宋子文（1894-1971）本人生前各个时期收集、整理、保存的文件资料，内容包含1920至1960年代宋子文的家庭、家族、从政、财务和晚年生涯的方方面面。

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及其团队历时十余年，完成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的数位化，对全部档案卷宗进行了逐件逐页的编目，包括65盒档案1300余个文件夹，总计38338个文件、7万余页文档，并进行了翻译、校订和适当说明。据此编目创建的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经过多次数据导入与优化测试，近日正式向学界发布。

宋子文档案数据库界面

2019年3月8日，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宋子文档案数据库汇报发布会暨近代人物档案整理研究讨论会”，来自海内外的几十名学者参与了会议讨论。

吴景平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研究宋子文档案，谈到档案的具体内容，吴教授如数家珍。他说，胡佛藏宋子文档案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型”文献，纸张和油墨也是生动的历史体现。

从内容种类上来说，宋子文档案包罗万象，不仅有诸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蒋介石、胡适、孙立人和罗斯福、史迪威、陈纳德等诸多中外名人的信函手稿、合影照片等对民国史极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还有像完整版韩氏族谱这样对中华文化有保存意义的史料。从历史研究价值来讲，宋子文档案所涉及的领域极广，比如，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往来函电，所反映的问题涉及政治、军事、金融、财政等当时中国社会多方面情景，以及围绕西藏、新疆、香港以及琉球、外蒙古等问题的中外交涉情况的反映。

吴教授还在众多档案中间意外发现了一份在1940年代后期由外国工程师提出的三峡水利工程方案。吴教授认为，这些档案史料的载体本身也具有较大的价值。“有些纸张质地粗糙，印刷技术不高，但是却记录着诸如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秘密文件等国家最高端的问题。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反映出民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文件本身也见证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的特定状况。每一片纸张，每一滴油墨都是历史的证明。”

以往我们对宋子文的认识恐怕还处于一个宏观的层面，虽然可以把他跟蒋介石和孔祥熙区别开来，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事务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性，不看宋子文档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宋子文档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数以百计的中外要人之间的往来资料，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包括美国的很多政界高层、企业界、媒体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人士，还有一些成为他私人朋友的。

而且它涉及到的时间非常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记载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档案还大量保留了他公务活动方面的档案，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后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较具有延续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档案记录了他在这些职位上所处理过的公务中的特定事务，以及他对这部分事务的见解和看法。

这使得我们对相关时间段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国跟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深化，扩展了领域，或者填补过去认识的空白，纠正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在1943年的一份会议纪要中，罗斯福总统向宋子文提出，“满洲、台湾、琉球群岛和关东半岛都应该归还给中国。”这在“宋子文档案”中还是首次被发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宋子文档案”中的这一新发现属学术范畴，只是证明当年美国政府的态度。现在看来，无论是香港还是琉球问题，罗斯福当时只是夸下了海口而已。

档案还首次透露了一些关于“西藏问题”、“外蒙问题”等历史细节。专家认为，这些档案验证了一段史实。从这些二战战时档案中可以看到，宋子文在外交舞台上努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面对强权时的无奈。

档案解读

“至于香港，总统（罗斯福）打算让英国做个姿态将其归还给中国，中国让其成为一个自由港。”

“请允许我提醒首相一句，中国和英国签署的关于西藏的多项条约中，英国均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阁下谓外蒙为对日战略上重要之地点。吾人将不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卧榻之旁，任人酣睡可也。但如吾人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

宋子文书信 

香港和琉球问题

《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之《与罗斯福等人谈话印象记（1943年）》记录着美国对战后香港的态度，纪要中记录到“至于香港，总统（罗斯福）打算让英国做个姿态将其归还给中国，中国让其成为一个自由港。”

在另一份纪要《宋博士与总统的会谈备忘录（1943年3月31日）》中，宋子文特地又询问了罗斯福是否与英方交流过香港地位的问题，罗斯福的回答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会办妥的。我希望在提议的方案中，中英双方都能表现出大度的姿态，我还希望在发布之前，有关战后交接和自由港口这两个声明的知情者们能把住口风。”

同样，在《与罗斯福等人谈话印象记（1943年）》中，罗斯福同时表态将归还琉球群岛，“我告诉他（罗斯福）并且获得其同意，满洲、台湾、琉球群岛和关东半岛都应该归还给中国。” 吴景平教授说，“宋子文档案”中的这一新发现属学术范畴，只是证明当年美国政府的态度。现在看来，无论是香港还是琉球问题，罗斯福当时只是夸下了海口而已。

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介绍：关于二战中的琉球群岛问题，在“宋子文档案”中还是首次被发现，这也验证了另一段史实。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西藏问题

《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显示，西藏问题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就已经是中英双方的一个分歧，中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锋相对，毫不退让。而宋子文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坚决要求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比如，《太平洋战争理事会会议记录（1943年5月20日）》显示，丘吉尔质问宋子文：“我听说中国军队被调去攻打西藏，这引起了那个独立国家的极大震惊。我想要得到中国政府的保证，不会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军事行动。”宋子文的回应是：“我知道中国军队关于西藏的调动，我不认为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情况。不过刚才首相您提到西藏时用的是‘独立国家’。请允许我提醒首相一句，中国和英国签署的关于西藏的多项条约中，英国均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这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正如中英条约中承认的，西藏是一个宗教集团，但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几天后，宋子文与罗斯福的一次会谈中，宋子文正式向罗斯福谈到了英方对中国领土的干涉。

在《艾登致宋子文（1943年8月5日）》的长篇电文中，艾登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西藏实际上已经处于独立状态。从那时起，西藏也认为自己实际上已完全自治，并反对中国重新控制的企图。”之后，宋子文又与艾登就西藏问题进行了辩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外蒙地位问题

关于外蒙独立问题，从《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过程，以及宋子文与斯大林的多次谈判中可以清楚地显示苏方如何一步步逼迫蒋介石妥协并承认外蒙独立，而在一开始，中方坚决要求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在《与斯大林第二次谈话记录（1945年7月2日）》中，斯大林首先认为外蒙独立有利于中国和苏联的国家安全，“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同时，他还称外蒙独立对中国有好处，“外蒙人民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彼等要独立。

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如此问题不能实现，外蒙古将成为所有蒙古人团结号召之点。此对中苏两国均属有害。外蒙将统一所有自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外蒙领袖认为外蒙以南尚有甚多之蒙古人民。”宋子文的回应是外蒙独立可能会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阁下谓外蒙为对日战略上重要之地点。吾人将不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卧榻之旁，任人酣睡可也。但如吾人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

在这一纪要中，宋子文甚至还用了恳求的语气，希望苏方谅解，“吾人素向人民宣言维持领土之完整。对于吾人不能向人民宣布之问题，阁下何以不能谅解我？”但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蒙古人民不愿与中国共处。”然后，宋子文提出在这次会议中能否先不谈外蒙问题，斯大林说，“但问题自将发生，并将引起冲突。

吾人行将签订条约，在此以前，应将所有各项冲突之因素加以消弭。阁下所言苏联曾承认外蒙为中国之一部，自为事实。但战争之教训使吾人改变吾人之见解。”宋子文然后妥协，并不反对苏联驻军外蒙，“对苏联进兵外蒙，吾人不在此时提出任何异议”，宋子文继续说，“中国人民自孙总理起即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余郑重要求史大林（斯大林）统帅对此问题再加考虑。”宋子文同时认为，外蒙一旦独立可能给西藏带去效仿，“吾人将对西藏问题发生困难”。

在第三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维持现状，即《与斯大林第三次谈话记录（1945年7月7日）》有这样一场对话：“宋：因此吾人提出关于外蒙现实之建议。史（斯）：此项建议，并不现实。宋：以我国政府视之，实属现实。史（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在第四次谈判中，宋子文再次表态，“此一问题实超越政府之安全与稳固，此实违反真正之舆论。余之所以作此言，非为辩难，实欲史大林（斯大林）统帅了解蒋委员长在中苏两国之永久友好祭坛上，所作牺牲之巨大。吾人对于外蒙问题并不轻易视之。”

这一态度是比较坚决的。但斯大林的态度一点都不让步。在第五次谈判中，双方同意下列文字：“兹因外蒙古人民叠次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之独立。”

最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外蒙失去了。

发国难财系日本宣传

宋子文在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其实美国当时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说法的源头就来自日本，企图扰乱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打压它的威望。美国也掌握了中国一些重要官方人士的私人存款情况。

这个本来是要整理出相关资料来的，但是现在感觉这个问题不那么迫切了。因为弄清历史人物个人相关史实固然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探究国民党政权更高层面的问题更重要，比如顶层制度设计和运作，权力跟资源配置的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更为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