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大变局的演变 —一位七十五岁老人半世纪的观悟_风闻

中西大变局的演变 —一位七十五岁老人半世纪的观悟

作者 詹得雄

现在老寿星多，75岁不算老，但总有资格自称老人了吧。我国75岁的人，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亲眼目睹祖国由贫变富，由弱变强，深感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同时，我们也目睹或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发生了今天看来似乎本不该发生的种种错误和动乱，有些人和事想起来不禁令人扼腕痛惜，所以内心总涌动着一些想说的话。我们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又迎来了今年建国七十周年大庆，不妨把这些话写下来，以资参考。一共是五问：

一、世界大势是什么？

从我戴红领巾的时候，就被告知人类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从1970年，即我26岁开始，由于从事新华社参编部的国际报道工作，一直在瞪大眼睛看世界。当时中苏对立，越南战争战犹酣。1971年7月9日石破天惊，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尼克松访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左的气氛还很浓，1970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采访毛主席的几篇报道在国内外掀起大波澜，我隐隐觉得世界要变了。随后的发展不必细说了，今天回顾起来，如果那时毛主席无此惊人之举，后来的改革开放不知会艰难多少倍！

改革开放约十年后，东欧剧变，苏联很快瓦解，西方狂喜，哈佛教授福山推出“历史终结论”，即资本主义已赢定天下，历史终结了，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醒醒吧。我就收到过西方寄来的宣传品，劝我别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了。笔者当时每天看国际电讯，传来的都是西方的欢呼，东方的迷惘。就在此时，邓小平站在风口浪尖说（大意）：社会主义完了？哪有那么回事！随后他又说了：站稳脚跟，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我清楚记得，此时的邓小平给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觉，小个子成了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他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信心。这种功劳，今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改革开放都是在他指引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闯出来的。什么叫领袖？领袖就是在历史的紧急关头，十字路口，大手一挥，大喝一声：往那儿走！而且事后证明走对了的人。邓小平不愧是这样的领袖！所以，社会主义是闯出来的，干出来了，不是议论出来的。在闯的过程中难免有失误，那是历史的必然，不犯错误的只有上帝，可惜不存在。

就这么走到去年四十周年，中国的GDP成了老二。美国曾幻想把我们“融入（西方）世界主流”，即拉入资本主义道路，要中国永远成为西方的打工仔和原料供应产地，同时又是西方赚钱的大市场。美国之所以今天十分气恼，是因为看到当年的打工仔也创建了在世界上处领先的企业，如华为，所以气急败坏要赶紧打压中国，宣布中国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此事从世纪初就开始，到特朗普就更明目张胆了。

看看今天的西方，失去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制约后，狂妄自大，胡作非为，结果落入了内外交困。笔者很多年前评论G7时写过，若世界上只有7个富国，被贫穷的汪洋大海包围，这7个富翁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今天难民潮是当年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今天这些独立国家的难民涌去讨债了。在西方国内，现在青年人在反思：贫富差距那么大，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是世界的大潮流，只不过近几年这种潮流的流向又渐加清晰而已，这个大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今天再来理解毛主席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了更深的体会。

二、中国的路走对了吗？

正视历史，自清末以来，中国就存在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民国初年，试了一段全盘西化，结果一塌糊涂。孙中山1916年观钱塘江潮，写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有许多人硬要解释成孙中山想全盘西化，错了。辛亥革命成功前，他游历西方，就已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在演讲与文件中明确说中国要避开资本主义弊病，设法“毕其功于一役”，防止贫富差距太大，走中国自己的路。可惜他想到了，做不到，9年后就逝世了。

真正把孙中山这个远见变为现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从西方借来真经——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实践，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还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个理论，一个主义，好不好，要由广大人民来评判。西方已对中国民众做了多次民意调查，说好的民众是绝大多数，这个比例远超西方民众对本国社会的支持率。

在文革后不久，中国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为数不算少的人又憧憬全盘西化，同时全盘否定我们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看来，如若中国不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必然大乱，必定亡国。出现这种现象的历史背景有两个，第一是文革造成的浩劫，许多人受冲击，有冤气，同时看到西方生活好，又有议会可以讲话，为什么不可以走这条道路呢？第二是这些人在参加革命前受的是西方教育，根深蒂固，遇到问题，总是不由自主地用西方的尺度来量中国的现实，所以总觉得中国不好，尤其是在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认为若想不犯错误，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改成西方的样子才算成功。他们就不想想，西方犯的错误和罪行还少吗？

就说人权吧。中国革命是由“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用西方的尺度量，这就是不讲人权，不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可是，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说革就革，说不革就不革的，革命是在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条件下，一群非常之人，领导非常时期的贫苦大众，做的一件非常之事，这是不可以用西方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伦理基础的人权来衡量的。若西方硬要这么做，那么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也都不合法，不讲人权。

革命成功后如何治理国家，西方有西方的做法，中国有中国的做法。西方的做法一度看来很成功，但不少人忘了两个“红利”：一个是殖民主义的红利，另一个是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红利，西方占先。美国还独有一个红利，那就是地理红利——两大洋护卫远离别的大陆，且无强邻——这些红利帮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让国内老百姓分得一杯羹，日子比别人富裕。今天这些红利渐失，资本主义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有中国的做法，那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建国伊始就处于被封锁的境地，一穷二白，全凭人民苦干创造家底，“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中国，最羡慕的还不是初步富裕，而是社会稳定，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可惜许多国家得不到。由此看来，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说：这条路走对了，决不能动摇，决不能“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范本，只有原理，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按劳分配，照顾贫弱，防止贫富差距太大，但决不能重犯吃大锅饭的错误，也不能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社会福利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养懒人。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邓小平说要出问题就出在党内。主要危险有两条，一是腐败，二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要使今后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牢记这两条，先要完善制度，即制约机制，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又要保证这种机制的有力实施，不因个别人或几个人的干扰而破坏。治国重在举才，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要提防“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得逞。“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长期的言行表现。只要这两条得到保证，中国就一定会长治久安，代代奋进，越来越富强。

三、资本主义还有前途吗？

西方之乱，有目共睹，毋庸赘述。若非处境不妙，特朗普也不必气急败坏，马克龙也不必焦头烂额，梅首相也不必无可奈何。这些反映的都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制度危机，只靠调节分配、加减税收、对外动粗是解决不了的。

制度危机的死穴在哪里呢？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西方已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是难以维持的。个人主义可以使少数人发横财，也会让社会一时极度繁荣，但长久不了。今天西方几个人的财产等于几十亿人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安定得了吗？

正如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一书中说：“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在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制度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另外，个人主义者一方面做极端利己的事，一方面却对国内外唱高调“自由、平等、博爱”，不知不觉把自己套进去了。今天大众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来同他们算账，使他们从道义上丧失了领导权。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马上就要彻底垮台吗？恐怕还没到时候。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它还能允许生产力的发展，它就还能生存下去。他们也在想办法自救。原始社会存在了100多万年，奴隶社会存在1600多年，封建社会存在2000多年，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近400年。

面临的问题如何改革呢？特朗普的办法是减税促进发展，给产业工人许下甜头：重振美国实业。近几年美国经济不错，失业率下降，收入虽无明显提高，但还过得可以。但如经济周期又走到下行轨道，再来一次危机又如何？特朗普的前高级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对《波士顿环球报》说，他对白宫的战略路线感到“困惑”，“我不知道结局如何，也不知道我们将何去何从”。这是一种跨越大西洋的普遍的迷茫和不确定感。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给西方敲了响亮的警钟。一个绕不开、又无解的矛盾横在面前：议员凭金主的资助上台先要让老板满意，同时又要提高福利以拉住选民，钱从哪里来？西方巨额债务已难以为继，但马克龙马为平息怒火，不惜饮鸩止渴，增加福利，以后怎么办？

英国脱欧是民族主义的回归。当今世界各种主义中，惟民族主义最有吸引力，弄好了会增强国家凝聚力，弄不好就会加剧与别国的矛盾，甚至发生战争。英国脱欧也是逆全球化，前景如何，有待观察。脱欧公投是西方民主的一大败笔，选民根本弄不清脱欧会带来多少严重、复杂的问题，凭个人热情的一人一票很难能带来理智的结果。像意大利、希腊已沦为失败国家边缘，西班牙、葡萄牙也好不了多少，年轻人大量失业，目前只想如何设法撑下去，看不到治本之策，给人过一天算一天的感觉。

资本主义的改革只靠一人一票，真正想改革的人上不了台，上了台的政客只关心连任，这能解决问题吗？前途实在不乐观。还有一个出路是对外发动战争，让军火、金融等巨头发大财，恐怕不符合广大民心，但打小仗来发财的冲动是一直有的，所以要警惕。

马克龙无奈启用法国大革命中的大讨论的办法，这倒有点像“大鸣、大放、大字报（网络）、大辩论”的味道，效果如何，看看吧。其实讨论完了，还是一人一票，又会选出什么奇才来呢？弄不好民粹主义浪潮推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那就麻烦大了。

四、中国如何与西方相处？

2018年，除国内事件外，中国人最关心的莫过于中美贸易战。其实大家清楚，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就迫使人们思考，今后中国如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处？一定会发生战争吗？

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让白人基督教伦理普世化。美国现在十分害怕白人不能占国内主流，从而让基督教普世成为泡影，而在他们看来，十足“非我族类”的中国人正以与他们迥异的文化影响世界，内心十分惶恐。

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忍的吗？按照传统的说法，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就当着美国人的面说过这样的话。苏联建国伊始，就定调要搞世界革命，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比斯大林还激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苏联1979年底出兵阿富汗，为它后来的瓦解埋下了祸根。至于西方国内，那时日子还比较好过，并无革命形势，西方有人写道：“资本主义该埋葬了，但掘墓人懒洋洋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上一有了资本主义，同时就有了社会主义，它们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尖锐时要打起来，不尖锐时就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变。这是交流、交锋、交融的漫长过程。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学习，反之亦然，善治的国家将两者把握得适当，日子就好过。只偏重一方，就难过。委内瑞拉几年前推出“21世纪社会主义”，来个福利狂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中美关系的本质，就是处理好这两种主义的关系。贸易战说穿了就是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不足为奇，只不过特朗普的吃相太难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资本的野蛮性，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现在要当心的是对方用非贸易的办法来整中国。我们要做好准备。鉴于力量对比，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气定神闲、不卑不亢、握紧拳头、抓紧发展”，再有十年、二十年，局面又会大不一样了。

现在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在苦苦自救，社会主义在艰难探索，这是历史的又一紧要关头，要有最大的耐心，提防西方有人发疯，以至于矛盾尖锐到同归于尽的地步。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当今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冷静、谨慎、理智地应对。

五、高科技会创造新世界吗？

笔者是高科技盲，只是不断看了一些报道，多少有一些粗浅的想法，越来越觉得高科技已经在、并必将大大改变人类的经济基础，从而影响到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改变将是巨大的，有许多我们还想象不到。如果到2049年再回过头来看，也许会更认识到当前正视矛盾、缓和矛盾、谋求共同发展是多么重要。

李成同志在《学习时报》1月23日的文章中写道：“到2049年，全球科技竞赛将进入尾声，世界科技超级革命将开创一个全新时代。科技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生态、人类社会和人体自身的状况，亿万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将得到极大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益加巩固。人类将成为一个跨星际物种，从而揭开人类文明、生命进化及至宇宙演化历程上的新篇章。毋庸置疑，中国将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最为积极的角色。”

登高望远，胸怀天下，让我们以乐观的心态处理好眼前的种种矛盾。我们不当头，不称霸，只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以此引导全世界人民去迎接光明的未来，迎接一个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