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同思想网”_风闻

昨天陈平老师观网账号转发了“大同思想网”发布的《西方伪史论轰动京城：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的文章。在评论里有很多观网用户在叫“让我好好读读这篇文章”，作为在观网里一直科普国外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人，我不但看过这种文章，还一直反对这种民科专家。

经历过极左动乱的人对这些人的观点行为一定会很警惕，不是什么其他原因，他们操弄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想的套路就是当年原教主义余毒。

大同思想网是怎么来的？按照他们网站的一篇文章“大同思想网四周年：开启一个脑洞大开的时代”自述：

“四年前，左派乌有之乡在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轰然倒塌，有朋友建议我，何不办一个思想网取而代之。我的理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一个中道理性的时代毕竟在到来之中。我们应该办一个弘扬中华之道、中道文化的中派网站。当然，这必然也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这是颇有前瞻性的，中道凸出，左右退场，这是一个彰显中华大道的好时机。”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现在大同思想网已经无法访问，根据微信公众号“大同思想”来看：

最早的文章是2016年2月开始发布，他们是怎么“彰显中华大道”的呢？他们竟然打起了“文明起源”的主意，这或许也是一个无论何人似乎都能任意意淫的领域。

2015年9月，杜钢建发表观点“西王母故乡在大湘西，湖南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起源地”，2016年中南大学遗传学实验室的黄石教黄石教授团队研究观点：【分子历史连载4】现代人类东亚起源说的分子解读。大同思想网的枕戈看到文章后，如获至宝，很快就“绑架”了黄石，声称“现代人类和文明起源于湖南”。至此，“湖南中心论”正式出炉。之后复旦大学的李辉声称6800年前的湖南高庙文化是伏羲文化，他测试了古代帝王基因，“现在基本倾向于伏羲是O3-F11。”,很快大同思想声称复旦李辉测试了城头山首领遗骨，证实是伏羲。随后彭拜新闻记者采访李辉，李辉竟然矢口否认，伏羲测试成了“乌龙事件”。

在所有质疑西方文明真实性的学者中，何新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他在2013年和2015年将博客文章结集，分别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

此外，“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年），以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2017年）等也相继问世，几乎成为一个“学派”。

这次3月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班举办的讲座就是诸玄识将他2017年的著作拿出来宣读一遍。他的绝大部分观点已经不能用脱离常识来形容了。比如：

“近代以前的西方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说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但实际上是原始部落社会，千百年零发展；举例来说，17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从上到下的所有人——从来不洗澡。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少，地表贫瘠（在近代以前，不适合发展农业），加上“非时雨”（降雨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是中国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难生存下来，冲突压倒一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锢，难以形成定居人群。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潜能、人的有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滞。”

17世纪以前欧洲人从来不洗澡，那罗马公共浴室遗迹是怎么回事？记载罗马人洗澡的书籍怎么办？用一句全部是造假万能解决就好？中世纪欧洲人确实不去公共浴室洗澡，为什么呢，首先是性病传播，公共浴室是传染源。其次是风俗败坏，赤裸的男人泡澡时总耐不住寂寞，不是找妓女就是断背。这与基督教提倡的禁欲相违。之后黑死病流行，欧洲人相信不洗澡可以避免染病。而且欧洲人不洗澡的习惯，产生了对香料的畸形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大航海。

还有关于西亚历史研究的谬论：

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创立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其总纲是“圣经编年”，由它衍生子系统，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当时只讲巴比伦，后来冒出来很多，像赫梯、亚述和苏美尔。苏美尔是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成为“第一文明”，应该被质疑。

普通人可能不知道西亚的历史会被他的说法欺骗，但是我告诉你们，离大家最近的西亚文明成果是有小孩的家长每天都能用到的《伊索寓言》，还有苏美尔也不是横空出世，古希腊两河流域以巴格达为界分为两个部分，以北称美索不达米亚，以南称巴比伦尼亚，古罗马时期起用美索不达米亚称整个两河流域。公元前大约4000年定居在巴比伦尼亚的苏美尔人又把巴比伦尼亚分为南北两部，阿卡德人将北部称为阿卡都，南部称为美苏鲁。换句话说，对巴比伦的考古挖掘还原了美苏尔人的历史。

最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下面说的，把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归功于儒家思想从“语言发展史看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源头，是中国汉字的表意文字启发了中古时代的学者，先后编词典规范和创造了法，英，德语，并模仿中国的编年史从头编造西方史，学习中国的官僚体制建立现代国家。”

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国文化引导的。也可以说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国化”（后来背叛初衷和掩盖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称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先驱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

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

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的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樊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读塔西陀和莫里哀，通过读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有过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

16世纪，由路德编译的《新约》出版，《新约》采用的语言是德文而非拉丁文，这是宗教改革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的基督教一分为二，即划分为天主教和新教。卢梭出生的时代（即1712年）的日内瓦，只有1.8万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有三个：其一，他们都是新教徒，即不同于天主教徒的基督教徒；其二，他们都是因西班牙天主教帝国的宗教迫害，因为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被赶到北欧的流亡者，即都是移民；其三，他们大部分是工匠劳动者，他们的组织形式与教会不同，是行会。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的日内瓦，作为一个与欧洲各大君主国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移民共同体”，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工匠为主体的“公民”们每年聚会一次，选举他们的管理者和官员。因此，日内瓦号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表明，“民主”并非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与移民社会、工匠劳动者社会相联系的，更为严格地说，更是与欧洲历史的独特遗产——严酷的宗教迫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欧洲那样残酷的宗教、种族迫害经历，也缺乏“行会”这种工匠劳动者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也便难以理解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反抗、阶级斗争、行会聚集乃至大规模的移民—工匠社会的形成。

按照现有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西方启蒙运动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能成为西方文明来自中国的证据。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根植于欧洲大历史环境，不是依靠几位学者，几本著作就能完成的。

北京大学教授高峰枫《“学术义和团”的胜利 》中对何新的《希腊伪史考》评判到：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2017年10月，在《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的长沙研讨会上，诸玄识、杜钢建、董并生一起出席。杜钢建在会上发言：

“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我们不仅自己读，自己学，学了还教学生。而经过诸老师和董老师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对早年崇拜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开始反省和重新审视。”

那么杜钢建又提出什么新理论呢？杜钢建被人吹为“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著有《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炎帝时期〈神农政典〉已体现民主法治意识》。还有若干发言片段：“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祖先之一，秦朝时期在岳麓山修炼的韩终是朝鲜半岛的先祖。”此外，杜钢建教授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是常居湖南讲学的僧人出海最早发现美洲。

杜钢建还公开宣称“我是一个有神的大陆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要破除无神论，倡导有神论。

看清楚了吗，大同思想宣扬的破除西方中心论，恢复中国文明本来面目，只是用来宣传改头换面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儒家”，他们根本不关心事实和科学，操作民粹，获取支持，尤其是盲目地，无条件的狂信徒支持才是目的。

2018年4月，大同思想网又在长沙举办了“‘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出席嘉宾包括何真（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黄守愚（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黄石（中南大学教授）等。

由于大同思想网下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著作不断出版，加之媒体宣传，也迷惑了不少对历史缺少了解、逻辑常识欠缺之人。

但是他们言论著作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等等，有人还要还要奉之圭臬，那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我们的思想教育，是不是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