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中国与欧洲两千年社会制度差异的利弊浅析_风闻

“孔子造成了封建王朝5000年的稳固和今天的落后…….” 这是一位博士小姐姐发在老败微信盆友圈里的半句话。且不论“孔子”是在这5000年后半段中的两千多年里才出现的概念，对前半段两千多年无从发挥作用，也不论她对孔子在当今作用的评价是否恰当。老败在此想说的是，“封建王朝5000年”这类说法提示了很多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存在一个重大误区。这个误区会使他们搞不明白咱们中国人在这两千多年里能够活下来关键所在。不能很好地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就无法设计未来。所以十分有必要对这个误区给予纠正。

把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列宁对其加以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后面插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当今的主流认知。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社会制度的划分是以生产关系为依据的。“在西欧，从 五世纪末到十四世纪，长期是领主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各级领主由分封取得土地，让农奴领租小块份地，以劳役地租为主，对农奴进行剥削。”据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地主占有土地，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剥削。”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命名为封建社会。“在中国，则自公元前二、三世纪起，就逐渐确立了地主制经济。在这种形式中，土地可以买卖，地主把土地分租给农民，对他们进行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 （以上均引自百度百科“封建制生产方式”词条） 这与西方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学者们将中国1911年之前的两千多年也称作封建社会。在中、小学里不管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律这么讲。所以，博士小姐姐在谈到中国历史时有此感慨实属正常。

但是，如果审视一下“封建”这个名词概念的内涵，再与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退位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特征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封建”这个词其实并不太适合用来概括这一时期。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及封君的小邦国，这是这个语词的本来语义。”（引自何新《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审视》）。在欧洲，从部落、城邦年代之后，到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等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体之前，其政治制度确实是符合《左传》里面“封建”名词内涵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特征是什么呢？是“分封制”。其含义是，当某国王（通常通过战争）掌握了一定地理范围的实际控制权后，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块地方亲自掌管以外，把其它地方都分封出去。受封者基本是国王的儿子、兄弟之类的亲属和有功之臣。这个封地是世袭的，随着家族繁衍，就成了贵族。贵族通常以其领地作为称号，一般由长子继承。于是就出现了世世代代的，比如“温莎公爵”、“威尔士亲王”……。公爵、亲王这些大贵族们可以按同样的原则把自己的领地分封出去，于是就有了比如“基督山伯爵”……。再分下去就可以有“布拉热洛纳子爵”…….。

在以“分封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中，下一级领主贵族对上一级领主贵族，各领主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纳贡与效忠。就是说，在没事的和平年代，下级贵族要把自己领地中的部分物产财富贡献给上级贵族或国王。一旦有事，上级贵族或国王决定跟哪个敌人开战，下级贵族要从自己的领地中筹集人马粮草武器装备，拉一支队伍去助战。而在社会管理层面，比如典章制度、司法裁判、财政税收、社会救助……. 则大小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各行其是。大家按照传统的约定俗成和各自的喜好制定各自的规矩，各自照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爱咋咋地。没谁有权利去干涉“别人”。即使国王、教皇也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

必须强调一下，这个“别人”可是带引号的，是指国王与封建贵族们之间，可不是贵族跟他领地里的草民们之间。贵族对自己领地里的草民可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鸡汤传说即使确有其事，肯定也是发生于一个落魄国王与某位不鸟他的强势爵爷之间，属于该爵爷授意其属民对国王进行羞辱这种情况。“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这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_^。

综上所述，在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若干千年里，各路国王、贵族之间相互征伐、结亲、遗产继承，就导致爵位、领地也不停地在各种主人之间易手、变化。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在中国，商、周、春秋、战国年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也是“分封制”。故事里的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是这类贵族。所以那时候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叫“封建制”是确切的。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秦国开始出现，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及随后汉朝确立实施的“郡县制”，开始了与“封建制”显著不同的时代。“郡县制”基本就是咱们现在的社会行政架构形式：在“国家”这个中央政府下面按地域划分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当时称为“郡”，下面有“县”；现在叫省，下面有市，还分地级市与县级市。与“分封制”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郡县制”中地方政府的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派出。任命的选拔标准是“才能”，而非与皇帝的血亲关系。政府官员可以被任命也可以被撤职。病了、老了要么死在任上，要么退休，然后中央政府另派他人接替这个职位，反正不可以世袭。地方政府长官对特定的行政范围负有管理责任和司法裁判权。但实施管理的依据，各种典章制度法律，由国家统一颁发。各地行政长官拿一定数额的国家工资。各地收缴的皇粮国税是国家的，要上交国库。当官的私拿叫贪污。

“郡县制”的这套规矩与“分封制”有天壤之别！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央政府的权利可比“分封制”中的国王大多了！所以，这套社会管理架构被称为“中央集权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后，所颁布的最重要的一个法令就是“书同文，车同轨”！当今中国的面积跟欧洲的总面积差不多。欧洲有多少种语言文字？老败不知道。 但老败知道中国只有一个汉语。遍地方言各不相同，但语言的核心，文字，只有汉字一种。这么大面积的地域内，几千年来气候、地形、物产、人口、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比欧洲只多不少的一块地方，只有一种语言文字！为什么？因为两千多年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为此颁布了明确的法令。并且，这一法令显然在巨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充分有效的贯彻落实。并且，其后不论政权怎样更迭，历届中央政府都坚持了这个原则直到今天。而在欧洲，在现代国家出现前的一千多年里，对这事就没人操心过。也确实没法操心，“分封制”的社会架构在那摆着呢。谁也不鸟谁啊！我爵怎么写字也要听你爵的？想太多了吧你！

权利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特性导致了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在管理社会。在欧洲的封建制社会中，国王所操的心并不比一个公爵大多少，毕竟他亲自管理的领地比个公爵也大不到哪去。而一个公爵所操的心比他下面的伯爵、子爵们也大不了多少。毕竟多数地盘、人口都分下去了，贵族们各自为政，自己管理自己。所以，从国王到各级贵族们虽然确实都需要各种仆从、随扈、幕僚侍候着，协助处理各项管理事务。但事情不多，不需要太多人帮忙。有事吼一嗓子，几个人商量一下事就办了，无需复杂的组织架构去协调很多人的高效工作。也不用费心设计人才选拔机制与管理系统，从自己亲戚盆友中挑几个顺眼的跟在身边就够了。

中央集权制中的皇帝，那责任可大多啦！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授权来管理草民，要给草民们带来幸福的，责任义务可大了去了！对整个欧洲辣么大的国家进行统筹管理，皇帝一个人哪忙得过来？！ 亲戚盆友都来帮忙也忙不过来啊！必须得找大批聪明，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人来帮忙才行。咋找呢？熟人推荐呗。于是从汉朝就有了“察举制”、“征辟制”……。经过几百年摸索，在一千多年前终于定版了个好办法 - 考试，叫“科举”，择优录用！

参与国家管理的人很多，乱糟糟七嘴八舌莫衷一是，谁都不听谁的，啥也干不成，得按层级组织好了干活才有效率。于是拟定了一套等级制度和等级间的行为规范，叫“礼”。不要光看见面问候磕头作揖戴高帽子穿不同图案的花袍子祭天祭地祭祖宗这些表面现象，“礼”的本质相当于现代的干部等级、军衔制度、审批决策流程，是高效的组织形式。

参与国家管理的人多了，还得有良好分工，各专其责，各展所长，才能高效工作。也是各种尝试，摸索了几百年，最终在中央政府级别定版为“三省六部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老败不恰当的理解，中书省基本相当于中央军委。门下省基本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尚书省就是国务院。其下六部几乎可以与现在的各部、委无缝对接。

中央集权制中这些与现代政府高度相似的文官组织结构、社会管理方式在中国已经运行了一、两千年！这一切在欧洲封建制中都是不存在的。什么叫制度优势？这就叫制度优势！优势体现在哪呢？体现在中央政府的管理责任。在中央政府的统筹管理下，全社会的组织协调性要比封建制下一盘散沙的状态高很多。生产效率因而也高太多！上面提到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是个例子。广大地幅内通用同一种文字，极大便利了遍地方言情况下的高效沟通。两个车轮的间距统一确定了，道路建设标准也就跟着统一了，全中国的道路通行效率可以大幅提升。这跟20世纪初，国民政府确定全国统一“靠右走”，减少了交通混乱一个道理。

再举个多数人都没想过的例子。咱们中国人最普遍的食用肉类是猪肉。这在全世界人群中是不多见的。别说西方人了，即使咱们周边，深受咱们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都是以牛肉为主要食用肉类。为什么单单咱们中国人，在整个欧洲那么大的巨大地幅内统一形成了这个颇为独特的饮食文化传统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至少从北宋开始，吃牛肉是违法的，是要被官府抓去打板子罚款坐牢的！为啥吃个牛肉都犯法？因为牛可以用来耕地犁田，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但牛的繁殖速度不高，把牛吃少了会严重降低生产效率。所以，每只耕牛都得去当地政府备案上户口。牛病死了都得来查，如果是借口宰杀了可不饶你！老败小时候看《水浒》，感觉最帅的就是好汉们一进饭馆就吆喝：“店小二！打四角酒，切二斤熟牛肉！”。当时是垂涎三尺于好汉们大块吃肉。现在才知道，小说作者是在借“吃牛肉”展现好汉们的无法无天！在至少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统一禁止杀牛吃肉以保护农业生产力，以致形成了中国人少吃牛肉的饮食习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统一文字、轨距，禁止吃牛肉，这是几个说明中央集权制政府在大范围内统筹社会管理，进而提高社会生产水平的小例子而已。其它比如统一度量衡、天文历法、税收制度、司法制度，主持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军事工程修建，等等这类对社会生产发挥重大促进作用的举措两千多年来数不胜数。到了17、18世纪，中国GDP占全世界的近乎三分之一，是因为生产技术比欧洲先进多少？不是！是因为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先进性、高效性，是因为中央集权制碾压封建制的制度先进性。

在由中央政府统筹实施的各类行动中，对人类生存最具重大意义的是赈灾。至少在理论上，中央集权制下的政府首脑，皇帝，是对要对黎民百姓的生命福祉负全责的。出现严重的天灾，皇帝先下罪己诏承认错误，然后发动政府组织赈灾，这是其责任义务。收了皇粮国税就是用来干这个的！从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实施不久的时候起，赈灾就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国那么大，每年都有发生灾荒的地方，基本也总有大丰收的地方。全国所有地方同时都闹灾的几率不大。有个中央政府能从这么大的范围内调济余缺，饿死人的事可以避免不少。这在欧洲N多封建贵族各自割据一方的社会环境中想都别想！所以，与封建制相比，中央集权制在巨大的疆域范围内以中央政府强大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进行社会管理，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也即“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就是：咱们中国人活下来了！

作为生物体的人，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活下来。是种的延续，血缘遗传的延续。这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做到了。

活下来很难么？确实很难。本文开篇提到的博士小姐姐生长于山东。现代分子人类学技术可以证明，其DNA序列特征跟两千多年前居住在相同地域的中国人，也就是孔子那批人有充分的相似性。换而言之，博士小姐姐是孔子那辈中国人的后裔无误。确实也会有少量外来DNA序列特征的掺入，提示着两千多年间种族融合的发生。但毫无疑问，现在中国人祖先的主体就是两千多年前孔子那批人。这很罕见么？确实很罕见。从古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古希腊神庙的遗址中寻找古人生物样本，将其DNA序列跟那些地方现在主体居民的DNA序列进行比对、分析后会发现，古人与今人之间基本不存在亲缘关系。曾经创建辉煌古文明的人们，他们的后裔哪里去了？消失了，死光了。除了咱中国人，没有哪个现代大规模人群是两千年以上古文明创建者的后代，并且一直繁衍生息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直至今天。客观事实是，在近两千年封建制中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多如牛毛的封建领主、野蛮部落、宗教团体之间的相互野蛮杀戮，加上灭绝性的饥荒和瘟疫，使得他们那里没有任何两千年以上的古文明得以象中华文明这样延续发展至今。承载那些古文明的人类群体连后代都没留下，星离雨散，湮没在历史传说中。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在中国，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制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然后进入了一个以中央集权制为特征的皇权社会，一直持续到1911年末代皇帝退位，民国成立。虽然在此期间，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分封”也不是一点没有，但基本都是作为对边疆外族势力的绥靖策略而实施，或是封疆大吏尾大不掉，形成军阀割据。所以时机一到就会“削藩”、“平叛”，恢复有效的中央管辖。再有就是大一统政局间隙期间的军阀混战，群雄逐鹿局面。这些都属于历史长剧中的插曲。中央集权制仍是两千多年长剧脉络结构的主体。并且，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几次使全社会人口剧减的大饥荒、大灾难正是发生于这类中央集权制体系崩溃的战乱年代。缺失了良好社会体系的庇护，人类个体是非常脆弱的。

而在欧洲，以封建制作为政治制度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比中国长了1700多年！政体制度优势使中国人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代有着更高的生产产出量，更强的自然灾害应对能力，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获得了显著的生存优势。

在古代，人类族群之间的掠夺、战争、屠杀是极为残酷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对全世界的农耕文明都有过毁灭性的打击。亡国灭种绝非说说而已，上面提到的几个古文明的后裔早已杳无踪迹就是明证。中国所遭受到的历次外族入侵也都伴随着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但屠杀及其可怕的后效（饥荒与瘟疫）确实没有扩展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中华民族几次亡国而没灭种，血缘得以续存。幸运的背后，恐怕与高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在古代极低生产力条件下保障了一定的社会产出，支撑了大部分人口的生存不无关系。因其显著的先进性，在历次入侵的游牧民族掌握皇权后，中央集权制都被新的统治者全盘继承，并获得了持续发展与完善。

两千年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与欧洲文化特征的显著差异。进而，对近三百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延续至今。首先，欧洲封建制度下社会管理权利的分散性特征恰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地理大发现，新技术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为基础的。须知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在给某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的同时，总会对旧系统中的既得利益者发生损害，从而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打击。在寡头林立，谁也不鸟谁，谁都不服谁的封建制环境下，人才精英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处世哲学可以大行其道。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的发明人遭到了这位封建领主打击，可以逃到另一位贵族的门下效力。弄好了，甚至可以期待“抱着新大腿”，“打回老家去”。这种社会环境正适合于工业革命前夕那个知识“小”爆炸（相对于当今信息时代而言）的景况。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聪明人蓬勃兴盛，“百家争鸣”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时代。

自从进入中央集权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大一统环境里，有才能的人出路基本只有一个，所谓“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问题是全中国的帝王只有一个。你“文武艺”再高，不对他的胃口也是白废。怀才不遇除了喝酒写诗没啥好办法。

更重要的是，自从两千多年前中国进入中央集权制以后，科技创新就成了雕虫小技，可有可无，不再受到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时代，人类知识基础极为贫弱。基础很差，创新改进的水平也高不到哪去，对现实应用效能的提升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已经赋予了人类更强大的力量-组织力量。在组织力量面前，些许小小技术改进确实可有可无。

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发明了一个杠杆机构，可以撬动很大的重量，但你这杠杆机构无论如何没法把一块大石碑平稳举升到基座上去。我找二十个文盲壮汉围着石碑站一圈，赤手空拳轻松可以把它抬起来，达成目的。抬完石碑之后，20个人又可以站成一条人链，高效搬砖。你看，在人类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没人可以抬起石碑的一个角。你那个杠杆机构的意义就很显著。当人类很好地组织起来之后，无需什么高科技就能做到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可以完成多种类型的任务。相形之下，你那个高科技、高智商的东东也就是个玩具而已，奇技淫巧，没啥实用意义。

这就是“道”与“术”的差别。“道”里面奥妙无穷，经常是小有所悟，稍有改进，全社会效率就提升一大截。所以，把“道”研究明白了才是真正的事半功倍，可以创造奇迹，创造历史。“术”也需要，但弄来弄去就算有所改进，效果提升也就那么回事，所以没那么重要。就这样，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组织力量，制度优势，塑造了文化认知的偏向性：重“道”，轻“术”！

人类的知识、技能随着时间推移而积累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其速度的增长是一条指数曲线。其特征就是在初始阶段增长极为缓慢，到了某个时刻会突然拐弯向上，然后直线上升。这个拐点，很显然就发生于17世纪的欧洲。

前面所说“……创新改进的水平也高不到哪去，对现实应用效能的提升非常有限……”因而“……在组织力量面前，些许小小技术改进确实可有可无……”，是基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时代，人类知识基础极为贫弱……”这个前提的。而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技术创新对现实的帮助越来越大，很快变得不可忽视，甚至超越了人类在低技术水平下改进组织方式提升运作效率的潜力极限，为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例子。如果一个杠杆机构举升石碑的效能还比不上20个空手的人，那么几套滑轮组的巧妙运用就可以使几个人举升200个空手的人也对付不了的大型构件。前面说过，欧洲封建制权利分散的社会状态很有利于这类科技进步的发生与播撒。然后，知识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很快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那就是资产阶级。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很快开始向封建贵族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且不惜动用暴力手段。贵族们之间的松散关系使他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各个击破。资产阶级革命很快成功。欧洲封建制土崩瓦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推动新知识、新技术的获取与传播力比封建社会更强许多倍。人类知识与技能的获取速度很快就到了需要用“爆炸”来形容的程度！

而在17世纪的中国，中央集权制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改进与完善，已经相当成熟。重“道”，轻“术”的思想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民间存在一些异类，产生点资本主义萌芽，一旦引起无比强大的皇权集团的不安就会被轻松剿灭，扼杀在摇篮里。这就形成了欧洲那边人类新知识新知技能喷薄而出，呈爆炸式增长；中国这边盲目自满，固步自封的形势，并且愈演愈烈……。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央集权制曾经是人类先进的社会制度，保障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艰难生存。但上千年的制度优势也造成了我们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狭隘思维。在世异时移，人类的知识积累突破了指数增长曲线拐点后，无法跟上西方进步的速度，导致落后挨打……。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了解，其悲惨凄凉就无需老败在此回顾了吧。

俱往矣！虽然历经磨难，毕竟我们挣扎着活下来了，并且“触底反弹”，越活越好。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众说纷纭。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必然给人类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西方与中国概莫如此。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仍能看到封建制权利分散的特点。“联邦制”干脆就是现代版的“分封制”。 共和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等其它政体类型中也普遍是“小政府”、“三权分立”等权利分散设计。而在中国，从推翻帝制后的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直到1949年以后的人民政府，中央集权制的影子一直清晰可见。

现在，我们对“道”与“术”都已经有了深刻理解。知识、信息、科技爆炸的程度仍是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现代人类社会的最佳管理模式是怎样的？仍然是众说纷纭。从现象上看，东西方似有相向而行趋势。以权利分散为传统的欧洲成立了联盟。中国在强调避免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全世界都加入了联合国……。或许中庸之道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毕竟，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缓慢的事情，具体细节或许经常调整，本质上千百年间也不一定发生重大改变。

老败2019年3月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