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的破解——古波斯语楔形文字_风闻

楔形文字被许多古代文明用来书写其语言，但这些语言之间并不一定属于相同关联的语系，例如赫梯人和波斯帝国同样采用楔形文字，但这两个语言是与苏美尔语无关的印欧语系。另外阿卡德人虽然也采用楔形文字做为书写工具，但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差异相当多。

​楔形文字的解读

从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的欧洲游客、商人、传教士和世俗学者来到西亚，通过他们传回欧洲的文字描述、图片和实物使欧洲人对西亚古老而神秘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它的奥秘。其中最重要的是19世纪成功解读“楔形文字”，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楔形文字文献开始说话，一个失落的文明重放光彩。

古波斯语铭文的解读

1761~1767年间，尼布尔（Karsten Niebuhr，1733~1815年）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埃及。他是1761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派遣的阿拉伯探险队的五个成员之一，也是这个探险队唯一的生还者。他著《阿拉伯及其临近国家游记》并在其游记中发表了他在波斯波利斯临摹的11个铭文，尼布尔还准确的指出大部分铭文其实是由三列不同的楔形文字所组成。1793~1799年，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奥利维埃（G.A.Olivier，1736~1814年）考察西亚和埃及，站在地面绘制了贝希斯敦铭文，但绘图很不准确。1808~1809年，莫里埃（Morier，1780~1849年）考察波斯、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详细描述了埃克巴坦纳（Echbatana），指出了居鲁士陵墓。1833~1838年和1844~1847年，英国人罗林森多次在波斯临摹贝希斯敦铭文，为解读楔形文字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对尼布尔发表的铭文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的是希伯来学专家提赫森（O.G.Tychsen，1734~1813）。他武断地给楔形文字加上音值，然后按照他的音值组词，在参照其他塞姆语和印欧语中类似的发音取义。他的解读结果必然不正确，但他认为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书写的，这是正确的。

第二个根据尼布尔发表的铭文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的人是丹麦神学家明特尔（F.C.C.Muenter，1761~1830年）。首先，根据尼布尔的游记内容所载，他判断这些铭文属于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也认为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语言文字书写的同一内容。第一种文字是字母文字（实际上是古波斯语），第二种文字是音节文字（实际上是埃兰语），第三种是表音文字（实际上是阿卡德语）。他对文字的猜测已经很接近事实。在解读古波斯语铭文时，首次发现了“隔字符”的功能。而且推测在铭文中出现频率高的字符一定时元音a.e.i.o.u。同时他还发现“国王”（当时尚不知其义）这组符号出现频率很高，猜测是“国王的名字”或者“王衔”。最后却因为无法解释“王”后面的“屈折变化“而功亏一篑。

第三位对尼布尔发表的楔形文字铭文尝试解读并最后成功的是德国人格罗特芬（Georg Grotefend），但他的灵感来自另一位法国学者德·萨西（A.I.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年）于1793年释读出的钵罗钵语铭文

“（国王名字），

……之王中王，

……之子，

……之孙“

的行文格式。

在格罗特芬之前，人们已经就以下几点达成共识：

1. 楔形文字行文从左往右

2. 经常出现的斜楔由顿字作用

3. 第一种文字使用符号最少，可能是一种字母文字

4. 这些铭文出自阿黑门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利斯，内容可能和王朝的国王有关

格罗特芬将明特尔猜为“国王“的那组反复出现的符号判定为”王“字。在第一个”王“字前是一个国王的名字，第二个”王“字与第三个”王“字构成”王中王“。而第四个”王“就是”万国“或”万民“之王了。

接下来他在对两段铭文对比后发现，这两段铭文分别以两个不同的单词开始。根据前面已知的事实一，这说明这两段铭文所记录的是两位不同的国王。在第一段铭文中出现的国王名在第二段铭文中第三行（多了一个符号）又出现。根据行文格式可以断定第一段铭文上的国王是第二段铭文上的国王的父亲。而且根据铭文字符，这对父子的名字长度一样，都由7个字符组成。符合历史条件的国王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父子，因为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名字长度不一样且以同一字母开头，而铭文中的两个名字以不同字母开头。最后在第一段铭文中另一个对解读至关重要的专有名词就是大流士的父亲的名字，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大流士的父亲名叫“叙斯塔斯佩思“，如果第二段铭文中出现在”大流士“后面的一组符号是”儿子“，那第一段铭文中出现在”儿子“之前的那组符号就是”叙斯塔斯佩思“。至此，格罗特芬已经猜中的专有名词有“王”、“国”、“大流士”、“薛西斯”、“儿子”、“叙斯塔斯佩思”。接下来就是参照希伯来语和拜火教经典《阿维斯陀》为楔形文字标注读音。

今天我们知道格罗特芬正确解读了古波斯语符号中的12个表音（古波斯语总共36个表音符，5个表意符）。之后，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C.Rask，1787~1832年）解决了古波斯语的复数属格形式，发现了字母M和N。法国东方学家布尔瑙夫解读了一些专有名词和动词“是”的第一人称形式“adam”，找出了字母K和Z。挪威学者拉森（CH.Lassen，1800~1876年）发表了《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借助专有名词（国家、地区或民族名称）与《阿维斯陀》里的同一词已知发音推知古波斯字母发音，解读出了8个字母：D(U)、I、K、T(U)、Z、M、G、G(U),W和T也接近正确。24个专有名词，正确解读了其中19个。

以上，人们解读的铭文大都是波斯波利斯发现的铭文，内容大同小异且比较短，为了进一步研究古波斯语的句法和词法，需要一篇较长的铭文。解读贝希斯敦铭文的条件成熟了。

贝希斯敦位于伊朗克尔曼沙赫东北约32公里，位于哈马丹（埃克巴坦纳）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驿道上。刻有大流士铭文的悬崖高出地面附件的一个泉水湖面约60米，高不可攀。原始状态的崖石可能在刻完铭文和雕塑后有意除掉了攀援的部分。铭文和浮雕刻于公元前519年，内容是记载大流士镇压叛王，平定天下的详细过程。

17世纪末，威尼斯商人波本首次向欧洲人报道了贝希斯敦铭文和浮雕的存在，直到罗林森之前，所有拜访的欧洲人都没有攀上悬崖仔细观看。1835年，罗林森不满足与地面观察，成功攀登到悬崖上，之后又多次攀上悬崖亲自临摹了全部古波斯语和埃兰语铭文，并由一位库尔德青年拓摹了最难接近的阿卡德语铭文。

1836年，他至少准确地临摹了两段古波斯语铭文，而其解读出18个符号。至1844年为止，他临摹了全部古波斯语铭文。1846年罗林森发现古波斯语有些辅音可以用几个符号来表示，什么时候用哪个符号，完全取决于它后面接什么元音。罗林森发现的是古波斯语符号的即表音素又表音节的特点，如MA、MI、MU和DA、DI、DU分别有六个不同符号表示，其中MA既可以表示辅音m，也可以表示音节ma，而MI和MU两个符号只用来表示音节mi和mu，像M（A）-U或M（A）-I这样的组合在古波斯语中是没有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3个M或者3个D的问题。但是在他之前2个月，爱尔兰的辛柯斯把同样的发现公布于世。

至此，这种楔形文字已经得到了全面的破解，人们可以做到对已发现的文本进行全文翻译。由于这种楔形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为古波斯语（Old Persian），因此它被称为古波斯楔形文字（Old Persian Cunei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