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经历了很多次朝代更迭，但这次偏赶上了全球大危机_风闻

文| 复旦大学历史系  冯贤亮

从全球史的视域着眼，十六至十七世纪属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类似的王朝更替也发生于其他国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到十七世纪，可以说进入了全球性的危机时代。在中国，这两百年间，则契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更替的大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更迭能像这个时段一样被赋予如许的浓墨重彩。

旧王朝的终结至新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固并赢得社会认同，其实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对于地方知识阶层或精英群体而言，这个过程在其日常生活与心理容受层面，更显曲折而漫长。倘从这样的思考出发，对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地方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在底层社会的渗透，就十分值得重新检讨。

十七世纪中国的富庶、官僚系统的成熟与社会的复杂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司徒琳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十七世纪是头等重要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产生巨变的十六与十七世纪，正是因政府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使明清之际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着极大的不安。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江南的太仓、宝山、上海、南翔、大场、昆山、嘉定、常熟、金坛、溧阳、宜兴、武进、石门等地方社会生活中，以奴仆反抗地主为主的运动，此起彼伏。当时有人惊呼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崇祯末直到清初的“奴变”，发生于江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康熙初年才得以逐渐平息下去。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的兴起，北方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士绅阶层，开始倒向了农民军。北方战乱的威胁，使大量流民南逃。张岱说他亲眼目睹流民饿死，曝尸杭州街头，堆积如山，等待火化。崇祯十一年他再游南京时，在长江边的破庙落脚。他观察出王朝败象已露。崇祯十五年，无能的官吏为重建南京皇陵光华，竟用古木焚烧，挖掘深达三尺的土坑，将皇陵毓秀之气破坏殆尽。而且皇家祭礼十分草率，礼品相当简陋，七月份在飨殿上供奉的牛羊牲礼，已经臭不可闻。这是王朝明显衰败的预兆。

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难的消息，正式传到江南小县嘉善的时候，是五月初一日，令时人感觉天崩地塌一般。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弘光帝在南京登极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人心从而得以安定。在北京陷落后，黄淳耀（1605-1645，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本来考虑的日后生存之道，是黄氏所谓的“唯有去城而乡，虽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疏离新朝政治，日常生活中于“冠昏丧祭”这样的重要环节，仍可以“深衣幅巾行礼”，终身只称“前进士”，即使“绝迹忍饿”渡过余生，也不与地方官府产生关系。黄氏强调说，这是他面临当前的“大关系处”才敢与朋友相告的“真语”。

《大明劫》剧照

而且，满洲人入关后迅即在北京建立新政权，已使万历以后欲在中国传教而屡受不欢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新观念，即中华帝国是能够被摧毁的，看上去如此强大的明朝，政府组织又似乎是完美无缺，结果却被“北方的野蛮人”摧毁了。

士人的家国情怀与命运变幻，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激荡人心。聚合文人士大夫精英的党社活动，从嘉靖到万历时期的以文会友，崇祯年间的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到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意味的活动了。

维时仅一年的弘光朝，在1645年上半年即骤然瓦解，使江南士绅百姓措手不及。在为殉难的绅民祝祷时，还有所谓“绝粒刎颈恨难消，堕井投缳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切反映。在苏州，听闻清兵南下，城内士民大为惊恐，纷纷携家带口，逃往乡间避难。大难避乡，是当时的普遍情态。这种带有全社会逃难的经历，主要出现在崇祯末年北京城陷落、弘光小朝庭的灭亡以及清兵南侵下达剃发令后，这三个重要的时段。可是很多人逃离城市，还存在着较多的困难。即使能避处乡间，社会的混乱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也是他们需要时刻面对的。

但总体上，如很多府县城的绅民那样，听说“清兵厉害”，都是弃城而逃。处于这样的乱世，正如归庄所言：“乱世风俗恶，凡事皆逆施，臣则卖其君，主亦受奴欺。”

上海等地乡间，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竖起了降旗，上写“大清顺治二年顺民”。但在听闻抗清明兵要来后，城乡百姓粘于门上的“大清顺民”黄纸被很快扯下，但忽然又传闻清兵复来，又被粘上。如此反反复复了很久。周浦镇的大户店铺凑出银两，买好猪羊米面等物送到县城，向已降清的总兵李成栋表示“感荷天恩”、“情愿归顺”等语。

关于剃发的具体要求，在嘉定三屠后侯峒曾的弟弟岐曾遗存的日记中，记载得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

尽管那些仍对隆武、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满怀希望的士人，如归有光的曾孙归庄那般，还存着几分“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的豪气，而且与侯岐曾暗中勾连的反清人士，散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可是，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

村庄需要向新政权的衙役、讼师或者兜售士人特权的人寻求庇护，城镇需要通过秘密会社组织寻求保护，士人则向帝国特权求得保护，这样一来，地方社会就无法被真正动员起来。在1647年左右，怀着最后复明希望的江南士人，已趋于绝望，如归庄那样，发出了“宫阙山河千古壮，可怜不是旧京华”的感叹。

在夏完淳的岳父钱栴（万历四十四年状元钱士升的侄儿）被捕后，完淳也在岳父家的嘉善别业半村被抓。将被押往南京时，完淳作了《别云间》诗，十分悲怆：“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这被海宁人、史学家谈迁误认为是完淳最后的绝笔之作。在南京狱中，完淳并未渡过人生中最后的秋天就被杀了。他最后写道：“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国难家仇未能图报，忠臣孝子自当笑人，故饮恨吞声，苟全性命。……今生已矣，来世为期。”

政治上虽出现了断裂，但社会生活仍在延续。

顺治二年六月初四日，清兵进至苏州后，不少避乱于各乡的绅士们，在新朝官府的要求下陆续返城。秀才顾公燮在此际正流寓乡镇，有终焉之志。面对新政权的严令，母亲命他回城免祸。几经周折，终于十四日坐船到水仓，晚上住在王培兰庄内。几天后，官府又出告示，要求回城，并开放齐、阊二门，士民们相率赴领旗号，各携家眷入城，人心渐安。顾公燮一家直到七月初七才坐船回城，居于葑溪。这时，顾公燮才三十三岁，已决定放弃科举。

苏州阊门

理学家、桐乡文人张履祥（1611-1674）在明亡后隐居不仕，生活寒素，却曾想在湖州府首县乌程县邻近太湖的地方，建造一座“别墅”。康熙元年（1662），向友人展示了他绘制的设计图及其旨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然而，即使是这样不过100两白银的造价，非张履祥这样的贫困文人力所能及。贫穷长期笼罩着他的日常生活，终身未能摆脱。

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城乡社会的景况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康熙元年（1662）春天，因旧年大小熟全荒，米价暴涨，饥民被迫四处流离就食。在“明史案”发生后不到五个月，江南开始流行疫痢。据当时人云“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并送鬼神者满路”，景象凄惨。康熙二年春天，气候显得有些反常，几十天都在下雨。九月间，松江府地方发生大疫。除府城之外，从浦西起直到浦东，疫病流传极快，几乎没有一家得以幸免，由此导致棺铺业的兴盛。据说这些店家的生意极好，棺椁供不应求，制棺工匠忙得夜不成寐。有人死后六七日，因没有棺材而不能下葬。

当然，清初政府比较注重吸取明末衰时弊政的教训，调整赋役政策，以减缓民困。明末清初人陈俶在崇祯十五年拟的《蠲赋清狱群臣谢表》中，提出“民穷则盗起，为民清盗，而驱民于盗者多”的观点，就颇受时人重视。在施行乡村教化、整顿秩序的过程中，城市乡村皆严行保甲之法，遇有“不务恒业、群饮聚博、斗鸡走狗、夜集晓散，以及履历不明、踪迹可疑者”，都要立即纠举，不许暂容甲内。

如何解决“穷”的问题，可能是关键所在。这对安定士民的日常生活、慰藉其紧张的精神世界、维持惯常的耕读传统，意义重大。

康熙六年间，经过朝廷讨论批准，松江府地区也按嘉兴、湖州等地的做法，都将原来的北运白粮改为官收官解，细布改官买官解，漕粮改官收官兑，总催白银改为自封投椇，总甲、分催、公正、图书、塘长、排年等项也一并被革除。同时，政府通过“顺庄法”在乡村的推行，期望从基层体系的层面，永除保甲之弊、里书之弊、吏蠹需索之弊、重耗之弊等社会问题。而“摊丁入地”制度的实施，则确定了民间“富民为贫民出身赋，贫民为富民供耕作”。清人认为，这对输纳赋税来说，是“两利相资，益昭简便”的重要举措。

到康熙帝开始南巡的时候，一直是全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在他眼中已经是“市镇通衢，似觉充盈”的感受了，地方生活中又有了“粉饰奢华”的意味。康熙朝晚期进入的十八世纪，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倾慕中国的时期，中国社会已被认为值得欧洲各国效仿，中国文化或中国产品变成了在欧洲人生活中带有装饰性的、理想化的东西，传统园林及其艺术表现，导致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基本观念，英国、法国与德国从此进了所谓的园林时代，而想生产最佳中国式产品（如瓷器、毛毯、各式绘画作品等）的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欧洲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康熙南巡图

大概从1600年开始，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时弊，文人士大夫们都在寻求经久之策，培养起敏锐而严格的知识工具，以衡量政治行为的功效与道德，探求中国人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来解决那些问题。晚明与清初的官府，以正统性的力量限制着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追求，而且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即从关系士人日常生活紧密的经济与律法规范而言，从十六至十八世纪在经济上长程贸易的开拓、区域产业分工的明晰化，经济活动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律法规范面临新的挑战。地方上大商人资本经营的兴起，土地经营中租、佃的复杂变动，雇佣工人在法律上人身自由的松动，以及海外贸易带来的大规模白银内流等，都是重要的表现。市场经济与商业活动中，触及个人、地方与国家的纠纷，在法律上也遭受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长江、大运河等全国性的交通主干道区域，有着较为显著的演变与发展。

从较为宽泛的视域，来考察“帝国”内部的“王朝”、“地方”与“社会”的关联，可以重探明清两代王朝更替在地方上呈现的漫长进程。

直至康熙年间，明末已确立社会、政治地位的士人们，对新朝存在的抵触情绪，情感上大多不会认同新朝。国家认同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那些明末已经成为绅士的，或许在清初已有了深深的失落感，因为如果不是十分珍贵，他们不会宁可自杀或者全家一起殉难，也不愿接受清朝统治。原来的社会也一定非常富足，让他们的生活太值得去玩味。至于那些因受抗清惨祸而几至灭族的士人，却不得不为了家族命运，重新考虑出应科举与入仕的问题。明末紫隄村最鼎盛的侯氏家族的后人侯兑旸，堪称当地的“乡达”，虽然在鼎革后已杜门谢事，但应族人的恳请，为免受侯峒曾、侯岐曾等人抗清之祸过多的牵连，出来参加清朝的科考，后来只获得一个选贡的资格。

很多年高的士人，虽由明末成长而来，但在顺治朝、康熙初期方始进入仕途，已比较认同新朝。其中比较值得重视的，是在顺治十八年前后受到奏销案冲击的那些士人们，横遭鞭扑甚至毕命的不可胜数。顺治九年进士、祖籍松江干巷的曹尔堪，曾与吴伟业一起编注唐诗，到康熙二年春，据说曹尔堪因纵容家人徐宾廷拒捕官差，被判流徙，到康熙十四年才以城工赎罪，或者是当地人所谓的“入京纳银起复”。曹家的变故，与松江地方“奏销案”的爆发有关。被奏销的士人，除了那些后来通过不同途径和机缘，仍得以恢复功名，甚至捐得一官半职的之外，多数人在心理上加深了王朝断裂的感受。

但无论怎样，可以说，一时入仕籍的，非必愿仕之臣，而不入仕籍者，也都非不愿仕之臣。这或许可以作为那时士人应对出处问题的复杂情态的最好反映。至于他们口中的明末故事，不过是对晚明生活的富足、士人的潇洒自在、乡绅士大夫的威权煊赫，存了几分怀恋或羡慕罢了。前朝往事，只能成为梦忆。

少时过尽风流潇洒生活的张岱，在甲申鼎革后，悠悠忽忽，既不能寻死，又无可聊生，白发婆娑，苟活人间。他这样叹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虽然已是布衣蔬食的生活，但仍常有断炊的窘困。人生沉浮，仿佛因果轮回一般。

他的《陶庵梦忆》就因这样的感慨而作，那些人生当中曾经拥有的享受与逸乐，簪履、轻暖、甘旨、温柔、香艳、舆从等等，最后都归于空虚，“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张岱记忆中繁华的生活空间，如西湖边那些士人的别墅园宅，已仅存瓦砾。至于从断桥望去，举凡昔日的弱柳夭桃、歌楼舞榭，都似被洪水湮没，百不存一。所剩下的，只有家园故国的伤感之情。

《桃花扇》剧照

与张岱相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1611-1693），退隐于家乡如皋的水绘园中，也像其他遗民一样，对前朝城市生活的声华和故国的沦丧，充满了追忆与悔恨之情，但和那些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的士人不同，他很快在水绘园中，构筑出一个极具园亭声伎之盛的“世外桃源”，履行儒生的志业，广纳宾客，纵情于声色之娱和山水诗文之乐，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恢复了明亡后江南的风雅之盛。

嘉善士人曹庭栋，在乾隆三十年立秋后八日，邀集同仁在其寿藏地、县城北门外的永宇溪庄小饭，饭后一起到距离不远的“遯溪”观赏盛开的荷花。“遯溪”本来是大乡绅钱士升（1574-1652）的别业，在永七区北暑圩，距城三里。四方贤士如黄道周、贺逢圣、倪元璐、颜茂猷、熊开元等人将这里作为讲学论文之处，并常在此住宿。乾隆时期，钱士升玄孙、诸生钱佳（字平衡，号临谷）常居园中，“世守勿替”，维持着生活常态。曹庭栋对于“遯溪”的今昔变化十分感慨，赋诗道：“胜国风流宛在兹，残山賸水忆栖迟。”

到嘉庆年间，钱大昕的弟弟大昭（1744-1813）追述嘉定地方的荣耀历史时直接晚明，并很自豪地说：“吾邑自有明归震川先生讲学于安亭江上，厥后四先生之诗文实宗其派。”过往的光辉，与清初以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存在形态，其实已经产生了鲜明的断裂感。

从家族复兴的层面来看，新王朝对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原则的提倡，构成了对“家”的基本礼仪的尊崇，这使那些努力在基层恢复“古礼”的明遗民们，在道德自觉的行动上，更加无法逾越清初统治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的巨大控制。与晚明相比，士林的道德修为缺乏士风的相互激荡，其格局越趋狭小。进入仕途的士人们，更受新王朝的钳制。从佛教信仰的传统来说，江南地区“文化大一统”的意味更为明显，这与华南、西南的民间仪式系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假如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创造出一个勾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礼仪标识”是“宗族”的话，并不存在明显“宗族社会”形态的江南地区，应对社会重构的核心或许仍在“国家”，与王朝的统治秩序更具有呼应性。

明末书画家兼诗人程嘉燧（1565-1643）,晚年崇信佛教，于崇祯十四年(1641)回到故乡休宁，两年后就死了。他给好友钱谦益的一首和诗中，有这样一段：“河山邈邈生刍阔，风雨绵绵别泪频。青眼新知今白首，经过何事不伤神。”河山邈邈的意蕴，可能来自《离骚》，借河山高远，表达出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而生刍就是“菉葹”的菉，一种普通的草。在明清交替那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士民不过是这种生刍罢了。

从明末转换至康熙时代，一个旧王朝影响的影子，最终消逝于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过程中，不到百年，确实令时人有“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之感。复明士人的“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的言说与情绪表达，早已不再。

总之，士人的生活、文化、政治与社会活动参与，面向多样，内容复杂。即如最繁荣的江南地区，经济上发展的奇迹与城市居民消费及其生活空间的革命性变化，都是由文人士大夫记录。所以，除了思想史、政治史或学术史的角度，还需要从他们的生活空间（城市、园林、山水）、诗酒流连等层面，充实对于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当然，要重探明清历史的宏观进程，提供出国家与社会多重交互的视野与论述，仍需要深化对于历史细节的诠解。

本文节选自《士人生活的变革：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政治演替》，原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