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那些改革家怎么了：以褚时健为例_风闻

　　（文/老田）褚时健走了，人死为大，无需对他个人进行过多纠结。但是，褚时健之死激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这表明浓缩在褚时健身上的“社会关系人格化”问题，至今依然有着极高重要性，本文就对逝者身上的“社会关系人格化”问题，做一点初步的梳理和展开。

　　1980年代这些人为树立的企业家典型中间的大多数，都进了监狱，或者流落到了毫无成就的地步。这些人的成就，是透过贬低劳动者和管理团队之后，把所有功劳都归结为一个宣传对象，是一种宣传在纸面上造就的典型。把劳动者贬低为零——说劳动者都是“大锅饭养的懒汉”，把管理团队贬低为可有可无的马仔，然后无限突出一个人，这么塑造出来的宣传典型。这群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受住了历史和现实考验，记忆力还好的人，应该对这些名字还有印象，例如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更为可笑的是，武柴都跨完了，有关方面还趁机树了个洋典型格里希。

　　应该说，一代被宣传造成出来的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们，未能真个确立新的社会关系准则或者制度，他们自身也是在这个变革大潮中间的探索者而已，甚至，后续的职业生涯还证明，这些人连“开风气之先”的先行者都谈不上——没有起码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真能够在新社会体系中间如鱼得水或者成功。

　　但是，经过这样的宣传之后，那些被树立的典型自己也更加以为：企业发展的成果完全是源于自己。所以，无论给多少年薪或者承包费，都会觉得没有够，自己被亏待了，需要自己动手去拿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这后来成为侵蚀国企利润的一个主渠道，一把手联合管理团队，搞“厂外设厂、店外开店”，把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送入外账，然后转给私人腰包。在这个意义上，褚时健既是改开搞年代的制造物，也是改开搞年代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个年代，褚时健无法准确看待自己，甚至无法准确看待自己与企业的关系，然后，挑战了法律并吞下了恶果。很多人应该还记得这句话：跟着组织部，时常有进步;跟着宣传部，时常犯错误。应该说，褚时健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是与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运动及其宣传口径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墨子有个说法“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是说环境对人自身塑造的力量太大了，一个人在社会舆论环境中间，很难真正做到“洁身自好”。褚时健在毛时代是烟厂的一个优秀供销科长，在改开搞年代被树立为企业家典型，在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上，褚时健都不那么勉强地适应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得益于1980年代的宣传氛围，褚时健在毛时代从不认为企业经营成果是他一个人创造的，但现在，人民日报教会他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身个人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关系，褚时健也恰如其分地行动起来，想要“捞回”自己的贡献和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在舆论和社会变革中间，是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从前不曾有过的统治阶级现在不仅有了，还高高地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由此，需要在精神生产领域对于这个阶级成员成员的诸方面，进行德道和价值方面的“高估和赋值”。人民日报的宣传鼓噪，说企业效益改进或者经营状况改善，不是“大锅饭养的懒汉”的功劳，也不是管理团队发掘全部生产要素潜力的结果，仅仅出自于改革家们头脑之中的改革措施，这个宣传上的赋值方法在任何国度的任何时段，都无法以经验验证。

　　舆论热衷于高估褚时健的功劳，不仅仅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人民日报的宣传口径，而是在今天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间，重新评定上等人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和统治必要性。褚时健自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资本及其榨取事业日益受到民众质疑的中国，迫切需要给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不断地赋值或者充值，从而稳固住“物质生产领域的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褚时健在今天还有重要性，应该尽在于此了。

　　更何况，企业家在认识世界方面，远非熟知前程后世的“算师”和预言家，他们对于改开搞年代的主要变化趋势而言，与普通人一样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让企业去面对市场是一个新的事务，整个的社会经济关系都在不停滴重组之中，奢言看清楚大势确立起新制度，那不过是笑话而已。说企业家或者改革家，作为旧时代的旧人，能够完美创造新时代和新规则，这样的宣传口径，就根说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一首好诗差不多。毕竟，企业家本身也只是被这个大潮所裹挟的一员，能够看清楚身边的利害关系结构变化，利用手中日益扩大的权力去营建各种“自主可控”的化公为私渠道，才算是有点“创新”的味道，当然，这个在任何国度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合法的。

　　换言之，1980-1990年代的所谓企业家经营，及其对于历史经验的贡献，仅仅在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深恶痛绝的“国企产权模糊和虚置”创新，这个模糊或者虚置是怎么来的?没有任何奥秘，企业管理权系统性地构建各种把国企利润“化公为私”的渠道，产权模糊或者虚置的唯一依托，是受到宣传蛊惑的管理团队过高地看待自己对企业的贡献，然后非法地对企业利润进行“侵蚀和自肥”的结果。这个化公为私的自肥行为，应该说是法律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但是却受到宣传鼓噪的间接肯定——说企业经营改进都是企业家自身锐意改革的成绩。

　　依据美国企业史家小钱德勒的看法，一个产品或者技术成熟之后，想要通过企业经营去实现利润，企业需要三个方面的“三重投入”：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投入、购销网络的建设，以及进行管理结构方面的投入，其中管理结构投入的周期最长一般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合适的管理结构投入完成之后，能够顺利管理企业的软硬件投入实现“大通过量”生产，实现市场竞争优势，据以获得规模或者范围效益。

　　中国在1980年代人为树立的企业家典型中间，除了鼓噪出各种“奇谋密计”的想当然之外，仅仅只是实现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去掌控(多数情况下是不公正地掌控)多数人命运的“变天”，铲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谈不上一丝一毫的有效管理结构投入“经验”，至今为止，依然没有人能够总结出1980年代的变革，对于企业经营有什么值得传下去的“管理结构投入经验”，所有的宣传鼓噪无不随风而逝，唯有管理结构之中的各种“自肥”构建——引致那个主流经济学家至今不愿意清楚说出原因的“产权模糊和虚置”，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不过，这恰好很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一帮子政治投机分子的宣传投机行为，不可能真的为新时代留下什么说得过去的精神遗产，一切真正的建设行为，都需要等待投机气氛最浓的那个时段过去之后，才会悄悄开始。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