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_风闻

编者按

孔令伟老师介绍了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森安孝夫）一书的基本脉络和中心思想：本书是以唐朝、粟特、回鹘的交往为线索，通过重点考察曾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并沟通东西方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借此挑战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中心主义。孔老师肯定了其试图从“中央欧亚”的视野重新检视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的态度与做法，然而他也认为森安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粟特中心史观”，这是本书最大的缺憾，即以一种中心观去取代另一种中心观。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感谢其授权保马发布！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行，原本在国际学术界盛行已久的“丝绸之路”研究，不仅在中文学术界备受瞩目，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中文世界亦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这也使得国际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相关普及读物，逐步以译本的形式引介至中文阅读世界。如日本东洋史学者森安孝夫原于2007年出版之《丝绸之路与唐帝国》（『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興亡の世界史第五卷，讲谈社），近期便有题为《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的繁体中译本（张雅婷译，八旗文化，2018）问世。本书视野宏大、立论详实，亦保持着入门读物的可读性，对于中文世界读者进一步认识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有一定帮助。以下谨据森安《丝路与唐帝国》2007年日文原版进行相关评介。

本书作者森安孝夫是日本知名东洋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史，其治学之一大特色，在于善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之古代突厥语碑文以及相关汉籍等多语种史料。森安1948年生于日本福井县，1967年进入东京大学就读本科，1981年于同校大学院人文研究科博士课程东洋史学专攻単位修得退学，期间曾师从榎一雄（1913-1989）、护雅夫（1921-1996）、池田温（1931-）等前辈学者。1978至1980年间森安曾获得法国政府公费前往巴黎留学，因此其治学一方面继承了东京学派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法国东方学的影响。除了在1982、1983年间曾在金泽大学短期任教外，森安自1984年开始于大阪大学执教直至2012年退职。在森安的带引下，大阪大学在这二十余年间先后培养出一批突出的中央欧亚史研究者，诸如松井太、杉山清彦、白玉冬等人。

在教学树人外，森安本人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史家，先后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以及专著三本。其一为1991年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请求论文《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其二为2015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发行之《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大陆》（『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而第三本即本文以下将重点讨论之《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除序章、终章与书后语外，共分为八个章节。本书序章题为《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一般中文世界的普通读者，如果不熟悉日文的语境，乍看这个序章标题可能不知所云，实际上本书序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宗明义地批判明治时期以来在日本具有主导地位的西欧中心史观。一般日文语境中所谓的“自虐史观”，指部分日本学者反对战后日本学界过度反省日本二战战争罪行的批判论点；森安则认为当前真正捆绑日本的“自虐史观”并非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反思，而是明治以降“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以西欧为中心以及现代国族概念为框架，及其贬低亚洲文明发展的历史书写（45页）。另一方面，森安也对缘起于近代西方的国族主义史观及其在二十世纪末以后的复辟抱持着保留态度，并主张未来的历史学应该采取更为开放而包容的全球史视野。在这个思想脉络下，森安也反对将中国史视为汉族史的“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通过重点考察曾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并沟通东西方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借此挑战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这两个位于不同极端的历史观点。

本书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世界史》中，森安主要探讨了“中央欧亚大陆”（Central Euraisa）“中亚”（Central Asia）与“丝绸之路”（Silk Road）等术语的概念背景，以及欧亚大陆史乃至全球史的断代区分。作者在第一章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本书空间与时间概念作明确的界定，并对相关术语背后的学术争议进行回应与表态。就地理舞台而言，作者倾向采用“中央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这两个空间概念进行描述。本书之所以采用“中央欧亚大陆”而非一般社会大众更为熟悉的“中亚”一词，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概念界定上时有模糊，在不同语境中又指涉不同的地理范围。例如受到前苏联的影响，狭义的“中亚”专指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而不包含中国新疆。然而在某些学术语境下的“中亚”，却又涵盖中国新疆，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因此本书使用“中央欧亚大陆”来作为地理概念的主要表述（58页）。虽然作者并没有就“中央欧亚大陆”这个概念的理论依据以及渊源明确提出说明，但是稍微熟悉西方学术界的读者或许知道这个概念最早由美籍匈牙利裔学者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自1970年代前后所系统化并倡议。

此外，森安也强调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商业网络的重要角色，并回应原京都大学教授、伊斯兰时期中亚史学者间野英二等人的“反丝绸之路史观”。在1977年由讲谈社出版之《中亚的历史》（『中央アジアの歴史』）中，间野认为日本中亚史学界过分强调中亚在东西交流中的过渡地位，而忽略其自身内部的地方脉络，因而指出中亚史研究者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天山南北路游牧民与绿洲农民的历史互动，并强调中亚社会内部自身的完整性。对此森安通过回鹘文书以及环境史的案例提出反驳，指出绿洲农业文明亦具有沟通东西的商业性（74-76页）。

在空间概念之外，森安就欧亚大陆史的时间断代上，与间野亦有所出入。如间野将九、十世纪至十八、十九世纪的中亚史称作“突厥·伊斯兰时代”（81页），森安则认为这个断代主要立基于中央欧亚大陆的西部视野，并不能反映中央欧亚大陆东部的情况。实际上，今日新疆的伊斯兰化，要迟至十四世纪蒙古国帝国灭亡乃至十五世纪左右，因此间野的断代不仅在地理范围上过于片面并且陷入了所谓“伊斯兰中心主义”（82页）。森安甚至进一步对间野所使用的“中亚”概念进行问难，认为这个地理概念排除了内外蒙古以及西藏，过分强调伊斯兰与佛教文化圈的差异，实际上在历史时期二者有紧密的互动，不宜割裂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83页）。

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题为《粟特人的登场》以及《唐的建国与突厥的兴亡》，这两章主要强调了粟特人、突厥人对于理解中华帝国乃至中央欧亚大陆的关键地位。在第二章中作者先后综述了日本学界对于粟特人的研究概况，并介绍粟特人的起源、语文以及社会结构，尤其是强调粟特人商业立国的社会特性。在粟特人的社会中，作为自由民的商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些来往于中央欧亚商道上的粟特武装商团，早在四世纪前期就已经抵达中国，并活跃于河西、关中以及华北一带，并在各地建立起商业聚落。这些粟特人在中国所形成的聚落，由特定的领袖管理，并被当时官府的授予“萨保”的称号，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粟特语的萨保（sartpaw）意为“指导者”，最初源于大夏语的“商团领袖”。在北魏至隋代之间，居留在中国境内的粟特人聚落领袖，被统称为萨保。到了唐代，粟特人的自治聚落被纳入州县制中，粟特人与汉人成为同样编户齐民制度下的百姓，而萨保的权力范围也从而被限制在宗教层面，进而转变为祆教徒团体领袖（130页）。这些由粟特人建立起的聚落，构筑起横跨中原、蒙古高原乃至于中亚各地的商业网络。除了商业行为外，粟特人还具有军团武士的性质，并且活跃于当时的国际外交与政治舞台，而粟特语也因此成为当时广泛通行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语言。而粟特人的商业与武装势力，甚至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如近年来学者指出，北魏至隋初间多次出任凉州萨保的安氏一族及其掌握的粟特人军团，与李唐夺取天下有密切的关联。不仅如此，从近二十年来新出土的粟特人墓葬材料看来，可知诸如固原的史君乃至于太原的虞弘等人掌握强大的乡兵组织，与北朝至唐初府兵制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所谓胡汉融合的府兵制，除了鲜卑人与汉人外，也有粟特人的身影。森安进一步强调，河西粟特人商团所掌握的马匹贸易，一方面反映出粟特人沟通丝绸之路东西贸易的商业性格，一方面也体现出其掌握军事机动性的武人特性。

除了粟特人之外，森安也在第三章中强调了突厥人与唐帝国之间的关系。本章开头首先援引了陈寅恪所提出的“关陇集团”以及杉山正明主张的“拓跋国家”这两个相关概念，来说明唐帝国并非单纯的汉人政权。根据学者研究，建立唐帝国的核心成员中，具有强烈的非汉色彩。除了第二章结尾部分提到协助李唐建国的粟特人凉州安氏外，唐朝的统治集团核心具有显著的鲜卑背景。当时的欧亚世界将唐帝国这个具有鲜卑背景的政权视为拓跋国家，这也是为何在《鄂尔浑碑铭》等古代突厥文史料将唐帝国称为“tabγač”（即“拓跋”之音转）的原因（164页）。由此看来，唐朝初年与突厥汗国之间的系列斗争，其实是拓跋与突厥势力的角逐。森安虽然强调唐帝国具有强烈的非汉色彩，卻也持平地认同儒家思想与汉文化对唐朝立国的重要性，并反对将唐帝国与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混为一谈。

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趣味》，主要从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胡姬、胡俗、胡服、胡乐以及胡人所引入的物质文化等个案作为基础，探讨唐代的中外交流及其限度。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内向的排外主义，从而影响到唐乐风格的发展（215页）。从政治史的角度检视文化史的发展，是本章的亮点，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阅。

第五章《粟特文的“女奴买卖契约文书”》，主要是立基于本书作者森安与现任京都大学教授吉田丰在1988年前后合作发表的一篇经典研究（「新疆博物馆『麹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1-50页）。通过与汉文以及中央欧亚等地出土的佉卢文与大夏语契约文书进行比较研究，本章指出新疆博物馆所藏的粟特文奴隶买卖文书部分具有汉文与中央欧亚契约文书的特征，从而体现出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除了从粟特文契约文书的形制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外，学者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粟特人奴隶名册，也勾勒出唐代粟特人进行奴隶贸易的部分情况。除了第二章所涉及的绢马贸易外，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亦曾进行过人口贩卖，而这些人也成为唐代所谓胡姬与胡儿的来源之一。

第六、第七章分别题为《突厥的复兴》《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第六章主要描述后突厥汗国的崛起及其与唐朝之间所发生的军事与外交关系之原委。第七章则讨论后突厥汗国衰落后取而代之的回鹘汗国。这两张共同强调的一个重点，在于粟特人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这些活跃于漠北的粟特人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息息相关。例如安禄山的生母为突厥人，其养父则为活跃于后突厥汗国的粟特人（267页）。此外，粟特商人与回鹘汗国亦有紧密的联系，这也导致唐朝在借助回鹘骑兵平定安史之乱后，与回鹘政权合作的粟特商人得以随后垄断唐朝与丝绸之路之间的贸易。而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之外，粟特人与回鹘人还有共同的精神链接——摩尼教。对于回鹘牟羽可汗在公元760年代改宗摩尼教一事，森安指出这很可能与当时安史之乱后回鹘人试图通过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与僧侣所建构的庞大政经网络，来获取丝绸之路上的国际情报与经济利益（283页）。然而牟羽可汗尊崇摩尼教的政策，也导致原本内部保守派的不满，反摩尼教的势力也因此崛起，直到公元八世纪末回鹘在北庭战争后将吐鲁番、焉耆等粟特人聚集的绿洲城市纳入势力范围后受其影响，终由怀信可汗将摩尼教国教化。

在综合突厥、回鹘与粟特人与唐代中国之关联后，在第七章的结尾部分森安试图从中央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的视点，对安史之乱的历史意义进行再评价。过去研究安史之乱的学者，多半从中国史内部的视野，认为安史之乱起源于安禄山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然而从中央欧亚大陆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来，安史之乱可以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亦即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与丝路贸易经济力二者，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趋势。然而根据森安本人所划分的历史分期，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十世纪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业社会进一步深入融合并形成一系列稳定的行政、商业、情报制度，方才臻于完备。而八世纪所崛起的安史势力，仍不具备这些军事以外的统治条件，因此森安称之为“过早的征服王朝”（310页）。换句话说，就中央欧亚史的脉络而言，安史之乱虽然仍不具备作为征服王朝的成熟条件，却深刻体现了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发展轨迹。

第八章《粟特网络的变质》首先围绕着一份伯希和在敦煌所发现的藏文文书，即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著名的Pt. 1283写本《北方王统记述》。森安曾在其他日本藏学家的协助下，对此份藏文文书进行相关释读工作并于1977年发表相关研究成果（「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 ─DRU-GU と HOR─」『アジア·アフ 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12，pp.1-48）。据学者考证，《北方王统记述》形成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内容是“霍尔”（hor）国王所派出的五位使者对当时欧亚大陆东部各地所作的观察报告，而Pt. 1283应该是当时吐蕃人获得这份文献后所形成的藏文翻译本。这五位由霍尔国出发的使者，报告了他们在欧亚大陆东部游历的见闻。根据该报告内容，这些使者足迹分别横跨今日欧亚大陆东部，西起天山北路及阿尔泰山一带，北至今日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东迄满洲和朝鲜半岛（参阅本书附录的历史地图，328-329页）。关于古藏文“霍尔”的具体方位以及指代族群，一直国际藏学界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有所争议，如1956年法国学者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提出这五名“霍尔”使者应为回鹘人，而森安在本书中则主张所谓的霍尔实际上即以凉州为根据地的粟特人。经过详细考证，森安进一步通过Pt. 1283写本重构当时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东部所建构的庞大国际商业与情报网络，并指出唐朝通过对“兴胡”的户籍管理政策以及发放名为“过所”、“公验”的旅行证照，试图将游走于欧亚大陆东部各地的粟特人纳入帝国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粟特网络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316页）。事实上，不只是唐朝，如第六、七章所述，突厥与回鹘汗国也曾积极利用粟特网络的影响了，而在回鹘人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更有不少自称回鹘的粟特人在中国行商。尤其是在怀信可汗的时代，不少依附回鹘实力的粟特商人与摩尼教僧侣在唐朝的城市中掌握大量资产，对此汉文史料多名之为“回鹘钱”，而森安认为这些资产实际上由粟特人所掌握，因此在本质上其实是“粟特钱”（343页）。而根据以上脉络，森安所谓粟特网络的“变质”，正起因于唐朝、突厥、回鹘等势力与粟特网络的交互作用。

终章《唐帝国的黄昏》中主要的重点，在于提出公元八世纪末期回鹘与吐蕃帝国的北庭争夺战对中央欧亚大陆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森安指出回鹘在与吐蕃的边界战争中占得上风，加上唐朝与吐蕃讲和，最终形成了九世纪二十年代唐朝、回鹘、吐蕃三国会盟的鼎立局面，这个局面维持约二十年余年，直到九世纪四十年代回鹘与吐蕃帝国崩溃。而北庭争夺战的历史意义，在于阻挡了吐蕃帝国的北进，确立了突厥语系的回鹘人在今日中亚的地位，这个影响直至今日（355页）。至于原本活跃于丝绸之路的粟特人，则由于八世纪中叶以后阿拔斯王朝等伊斯兰政权进入中亚后，逐步伊斯兰化而其原有的语言与宗教传统相对受到限缩。但这并不意味着粟特文化的遗产完全消失，大约在十世纪后期至十四世纪前期，粟特文化的影响仍体现在中央欧亚的佛教壁画及个别语言词汇中。此外粟特语也被以语言岛的形式，被保存在今日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雅格诺比语（Yaghnobi）社群中。而根据粟特字母所创制的回鹘文字，也先后在十三世纪与十六世纪末成为蒙古文以及满文的构成基础，从而为后世中央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留下深刻的遗产（356-357页）。

高昌回鹘城遗址

总体而言，本书论证详实而视野恢弘，行文流畅而深入浅出，各章节专题环绕唐朝、粟特、回鹘的历史交往，试图从中央欧亚的视野重新检视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实属一本难得的历史学普及读物。以下谨就笔者对本书在历史观点与启发层面，略加申述，以祈就正大方。在本书第一章中，森安对以间野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商榷。其中包含提倡“中央欧亚”在地理概念上的整体性而质疑“中亚”的地域局限性，肯定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作用而质疑强调天山南北交往的“反丝绸之路史观”。此外，森安也旗帜鲜明的强调前伊斯兰时期摩尼教、佛教与粟特文化对理解中央欧亚史整体的重要性，并对部分学者在中亚史分期中过分强调伊斯兰化的作用抱持否定态度（72-84页）。对此笔者认为，森安与间野之间的立场差异，实际上是日本学术传统内部所发展出的观点歧异，就实质的历史讨论而言不必然有所冲突。

森安研究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强调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性；间野研究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强调天山南北农牧文化之间的内部互动与中亚的现地脉络，这两种学术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而非互斥的关系。中亚欧亚大陆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历史与文化，极为丰富多元，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训练下，专精于不同断代与语种文献的研究者，就自身的学术训练，自然对于中亚欧亚大陆的整体有不同诠释。然而对未来的中央欧亚大陆研究来说，单打独斗犹如瞎子摸象；相反地，跨断代、超地域的协同研究，无疑能更为全面地建构中央欧亚大陆研究的理论框架。如果说森安主攻七至十世纪的中央欧亚大陆史，间野主攻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亚史，那么从笔者较为熟悉的十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原与内亚史研究范式，亦能得出不同的断代结论。举例而言，间野认为中亚的伊斯兰化起源于十世纪，森安则认为在十四、十五世纪，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断代法均忽略十七至十八世纪雄踞中央欧亚大陆的准噶尔人，为藏传佛教徒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自十七世纪后期准噶尔人占领叶尔羌，至十八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覆灭这段期间，蒙藏佛教徒在中央欧亚大陆建构极为强大的军事与情报网络。根据笔者研究，这个佛教网络的势力范围东起清朝，西抵克什米尔高原乃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这也是何以十七世纪阿帕克和卓与叶尔羌汗伊思玛业勒发生矛盾后，阿帕克和卓不得不前往塔尔寺寻求藏传佛教僧人的引介，终于得前往拉萨会见五世达赖喇嘛，并托其寻求噶尔丹博硕克图的支持。换句话说，蒙藏佛教失去主导地位，主要还是十八世纪中期清朝消灭准噶尔汗国并限制新疆地区蒙藏佛教势力的历史因素所致。笔者在此并无意介入日本学界关于中央欧亚大陆史的断代之争，而是想指出中央欧亚大陆研究中，不同断代以及领域的学者间未来进行对话乃至于协同研究的迫切性。不仅如此，研究者应该正视历史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的多元宗教传统及其兼容并存，不宜将佛教、摩尼教、景教与伊斯兰教等宗教传统视为割裂与对立的研究领域。

如果从日本内在的学术传统上来看，或许也能略窥森安与间野之间的风格差异。森安虽然久在位处关西的大阪大学任教，但是他从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长期在东京大学学习，师从榎一雄与护雅夫等东京学派前辈学者，因此从日本的中央欧亚史学术谱系上来说，森安无疑更为接近白鸟库吉、冈田英弘等人。笔者曾撰文介绍冈田英弘其人及学问（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629），后亦为冈田本人所引用（『モンゴルから世界史を問い直す』，藤原书店，2016，第 5页）。在该篇拙作中，笔者曾探讨疑古思想对白鸟库吉乃至冈田等东京学派成员的影响。通观森安全书，亦不难发现东京学派疑古思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例如第八章中，森安不囿于成说，指出汉文史料中所谓的“回鹘钱”实际上是由依附回鹘势力的粟特商人而非直接由回鹘人所掌握（343页）。此外，森安也对汉文史书中关于回鹘借势强迫向唐朝市马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汉文史料的记载存在华夏中心史观的缺陷（339页）。这些例子都体现出森安本人继承了东京学派的疑古批判思想。所谓的疑古，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怀疑，而是通过多方比较史料以及详细逻辑论证，对史料本身进行批判阅读，而不昧于文献的字面意义。相对于受到东京学派影响的森安，京都大学出身并师事羽田亨的间野，则相对更代表了京都学派的传统。而间野与森安的师长护雅夫，对于丝绸史观的解释亦有所出入（73页），这似乎也体现出森安与间野在丝路史观上的意见差异，背后或许有日本学术传统的内部脉络。

​在谈及史观问题时，森安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欧中心与华夏中心史观，并且对间野等人的伊斯兰中心史观也有所问难，然而森安本书作为一本优秀的中央欧亚史普及读物，却也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粟特中心史观”。可以理解的是，在森安与吉田丰以前的日本研究者，对于粟特文明在中央欧亚大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知有限；而森安主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阐发过去被忽视的粟特人的历史地位。然而读者也应该注意，本书可能由于篇幅所限，对于七至九世纪吐蕃及其与唐朝的关系卻涉及较少，仅在第八与终章中略微提及，在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中亦没有包含武内绍人、岩尾一史等日本敦煌藏学研究者的杰出著作。此外，对于于阗、龟兹等曾在丝路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绿洲王国，以及唐朝在安西四镇的经营始末，本书亦少有着墨。作为一本概述性的普及读物，“粟特人与唐帝国”似乎比起《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更适合作为本书的标题，否则阅读本书的一般读者或许会对丝路产生一种“粟特中心”的历史想象，而忽略吐蕃、于阗、龟兹等多元文明曾在丝路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至于归义军等河西政权与丝路的关联，森安本书亦鲜有涉及，或许也是读者需要留意的地方，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荣新江的相关研究（《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森安对于粟特人历史角色的阐发，或许着墨过深，卻无疑也是本书的亮点。除了粟特对唐代中国产生的广泛影响外，本书以曾多处提示粟特文明为中央欧亚大陆整体所留下的深远遗产，如就文字书写系统而言，粟特、回鹘、蒙古、满洲实际上可说是一脉相承（页357）。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视野来说，粟特文的渊源又可以被上溯至叙利亚文、阿拉米字母乃至腓尼基字母，从而我们可以画出如下的中央欧亚文明的书写系统谱系：腓尼基字母＞阿拉米字母＞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由此可见，粟特文明在书写系统上，上接叙利亚文，下启回鹘文，对于整个中央欧亚大陆的文字发展扮演着承先启后的历史角色。

除了直接的历史遗产外，森安对粟特国际网络的商业、情报与军事意义，具有系统而富原创性的阐释，并且提到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乃至于作为拓跋国家的唐朝对粟特网络的运用（334页）。笔者认为商业与情报网络的扩张与经营，亦是探讨、比较中央欧亚帝国的延续性的重要线索。在阅读森安笔下的粟特人情报网时，笔者不禁时刻联想起自己正在研究的清朝欧亚情报网。如笔者曾经撰文讨论十八世纪清朝如何通过当时活跃于帕米尔高原、西藏、叶尔羌以及中亚各地的拉达克人，搜集大量关于准噶尔、印度、伊朗、阿富汗乃至于俄罗斯的相关情报。这些由拉达克商人与线民所收集的情报，被先后以藏文、波斯文、蒙古文、满文等多语种文书的形式传递，最终送达清朝。与此同时，清朝对于提供情报的拉达克与藏人，也给予了一定的商业特权以及政治地位（《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读书》2017年7期）。从帝国统治体系的角度，如商业情报网络以及多语种文书传递系统的建立，笔者认为粟特人之于唐朝与拉达克人之于清朝，虽然二者在历史个案的考证上并无直接联系，但对于把握中央欧亚政权的整体历史发展则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而这也正是近年“比较帝国史”（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所要强调的研究范式。就笔者所熟悉的清史而言，清朝在中央欧亚所构筑的情报网络，并不仅局限于拉达克一线，而是有土尔扈特、哈萨克、叶尔羌、廓尔喀（尼泊尔）、布鲁克巴（不丹）等多条情报渠道；至于唐朝的情报网络中，是否如本书描述那般由粟特人独树一帜，仍有待专家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中央欧亚情报网络中的宗教属性，以及未来进行相关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森安在本书中精辟地指出，牟羽和怀信可汗等回鹘统治者曾因为粟特人摩尼教网络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而试图改宗摩尼教（283-285页）。从比较帝国史的视野来看，回鹘帝国的摩尼教僧人与吐蕃帝国的佛教喇嘛，或许对于帝国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共性。就更深远的历史维度而言，摩尼教对于回鹘帝国的发展，是否与藏传佛教对于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的建构具有可比性？换句话说，如回鹘帝国曾通过尊崇摩尼教以进一步掌握粟特网络，那么崇奉藏传佛教是否也为清朝在中央欧亚所建构的情报网络提供了普世话语的正当性？祆教萨保、摩尼教拂多诞、藏传佛教喇嘛、伊斯兰教和卓在帝国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要回答上述问题并进一步建构比较帝国史的理论框架，显然不可能依靠个别学者的单打独斗，未来的研究者如何携手合作，推动“跨断代、超地域的协同研究”，进而避免陷入类似森安与间野之间的丝路史观之争，应是有识之士所要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