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短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颠覆古巴的新战术_风闻

视频短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颠覆古巴的新战术

来源： 环球视野•作者：  萨尔瓦多·卡波特国家民主基金会在90多个国家活动，但是我们仅限于分析它在古巴的行动，特别是最近时期的行动，我们将检查它最重要的目标和它对我们的国家的新战术。我应当提醒国家民主基金会不是唯一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外国机。其他的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机构也干涉古巴，但是在这个颠覆的大乐队中现在是国家民主基金会手握指挥棒，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总乐谱的老板。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1961年根据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一个行政命令成立的，目的是管理美国在国外的联邦计划，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计划（技术援助、发展计划等）。尽管规定它是独立的，在国务院的方针之下行动，用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地下活动的幕墙。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诞生的，它是接近于马歇尔计划的经历，作为扩大在民间领域“援助”外国的一种需要，直到当时主要是在军事领域进行“援助”，由于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以便吸引第三世界的国家作为它的盟国。

在20年以后80年代，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利益实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援助计划已经明显不足，而是需要在更多的意义上覆盖文化领域所有的阵线。于是在1983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ED），高举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等斗争旗帜。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90多个国家活动，但是我们仅限于分析它在古巴的行动，特别是最近时期的行动，我们将检查它最重要的目标和它对我们的国家的新战术。我应当提醒国家民主基金会不是唯一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外国机。其他的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机构也干涉古巴，但是在这个颠覆的大乐队中现在是国家民主基金会手握指挥棒，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总乐谱的老板。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倒台以后，强调建立民众社会中对革命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依靠“独立的记者”（当然他们不是记者，也不独立）、反对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反革命的领导人，用媒体广泛的报道支持他们，由类似的机构给予慷慨的奖励，用制造不稳定的现代理论和战术培训他们。我们不会忘记所有这些行动过去和现在都以历史上（美国对古巴）最长期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作为背景的大幕，封锁的长期保持只是为了加剧发生变化，希望最后挑起国内的社会爆炸，以此作为借口为军事上干涉古巴服务。

所有这些操作都凄惨地失败了。不论是在那些年代，还是在已经过去的60年里，美国中央情报局连一个有能力、信誉和必要的魄力的反对者或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制造”出来，以便让他变成一个能够推动不只是一个小团伙的领导人。他们所有的人的特点是平庸无能，特别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与美国的机构有雇佣关系的犯罪前科。在像古巴这样的国家，人民是它的主权和自决坚定的保卫者，因此在这里与外国人有金钱关系的任何人完全没有资格成为政治领导人。

21世纪开始，在40年的失败以后更加明显的是美国的颠覆机构不可能拥有人为制造的微型政党，也不可能有有幽灵的组织或雇佣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打败古巴革命的图谋中必须探索其他的方法。其中仍然在频繁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在城市或农村的居民区里发现使人不快的焦点，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在整个社会产生的，如暂时的供应不足行政部门的错误或缺陷，或是其他的原因。比如饮用水供应的不正常，面包的质量不好，住房的状况很差等。一旦发现这种使人不快的焦点，就对它采取行动，一方面利用雇佣的机构，它们的任务是鼓励和扩大这种不满，挑起与当局的事件；另一方面，彻底利用由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在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但是主要是利用在迈阿密的媒体作为共振的音箱，负责歪曲和夸大这些事件。

1998年在马德里出版了一本名为《古巴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书。作者用的是笔名。胡利安·B.索雷尔是斯丹达尔的虚构小说《红与黑》的人物，但是有一篇由卡洛斯·阿尔伯托·蒙塔内尔签名的序言。从这本书开始了一系列出版物，主要是在马德里和迈阿密。在这些出版物里攻击不仅反对革命的工程和它的领导人，而且走得更远，企图破坏我们的民族的基础本身，使我们独立的丰功伟绩失效，使我们的英雄和先烈失去信誉，包括何塞·马蒂、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和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这是一种直接的攻击，从根本上攻击我们的身份，目标是破坏古巴国家的基础，这些基础服务于革命的重大原则。在那个时代写的一篇题为“古巴，祖国的灵魂在围困之下”被列入我的书《为了古巴，从迈阿密》（2017），指名道姓地揭露了这种卑鄙言行的作者。这个系列最后一本书名为《后卡斯特罗主义和其他的反革命杂文》出版于2007年，也用的是胡利安·B.索雷尔的笔名。这种反对祖国的灵魂魔鬼般的攻势结果没受惩罚也不光荣，因为它的下场不好，只能在那些在他们对祖国的感情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痕迹的人当中遇到回应。

本世纪头十年结束时出现了名为“创始”的反革命计划，主要是为了争取青年，特别是知识界的青年，以便将他们变成反对派的领导人。因此，“创始”行动的领域主要在大学里和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圈子里。“创始”计划也失败了，大学教授劳尔·卡波特揭露，他曾被选择来实施这项计划（结果成了古巴反情报的特工丹尼尔）。他在2011年出版的书《敌人》、另外一本题为《对我们进行的战争》的书，在古巴《理性报》、古巴辩论和其他出版物中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这项计划。“创始”失败了，但是没有死亡，因为敌人也从错误中学习，也许用另一名称，重新完善它，以便再次夺取我们的青年的灵魂。

现在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旨在反对古巴的计划多达30多个，受益的组织大约也是这个数字，拨款覆盖所有的文化领域：艺术、政治、宗教、教育、人权、新闻媒体、法律界、工会、外交、争取和培训领导人等等。在文化领域反对古巴的战争不是随便进行的，这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对古巴来说幸运的是美国用于颠覆古巴的联邦资金大部分没有完成它的职责，因为塞进了那些精打细算反对卡斯特罗主义的人的口袋里，主要是在迈阿密，那里至少9个组织直接收到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

国家民主基金会反对古巴的战略在检查它的计划时可以确认过去和现在继续是支持反革命的组织和为其提供资金，使古巴社会碎片化，扭曲古巴的现实，正如劳尔·卡波特在《敌人》一书中准确地指出的那样。现在这项战略保持不变，但是战术变化了，不仅是由于与我们人民的抵抗冲突，而且也因为现代的艺术和思想的潮流，因为我们的时代技术革命特点的原则性。

一个再次出现的目标是争取陷入当代艺术模式的青年，但是少数人能够吸引人的作品的特点是平庸无味。在主要的人物当中有一个失败的护摇滚乐歌手推动色情作为所谓“人民的权利”。在迈阿密一个图案设计者因为严重性犯罪被关押，一个负责设施和“表演”的艺术家裸体骑在一头流血的牛背上，以及其他人最近 在在国会大厦对面举行一场“艺术”表演，在身上和脸上用人的排泄物乱画一通。我不会落入试图指教任何人东西和什么是艺术的圈套。我们同意感观享受是艺术，但是对我来说肯定说的是一种不丑、不下流和可憎的艺术，此外那也是反对革命的艺术，如果还少的话，这是雇佣的艺术。我属于那些从职为业上思考真正的艺术是好事、真相和美好的职业。

我们处在数字、信息、网络、因特网和社交网络的时代，也许很快在我这一代人完全消失之前，电信技术将由量子技术主导。因此我们的防务要求我们每天保持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一起前进，控制这些技术。

比如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后的预算中拨出大笔美元用于推动在古巴制作“独立的”电影。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一部电影对古巴的现实不是批评，而是吹毛求疵，它得到的外国机构的支持，与它扭曲现实的结果是直接成比例的。对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后来加上持不同政见的美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号召举行一次短片竞赛，其目的与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同样的，它宣布为了这个目的将拨款1.5万古巴比索。

这种推动在古巴拍短片的兴趣是什么原因呢？直到几年前它的成本是出版一本书、一首乐曲、一幅画或一件雕塑的钱，比生产一部电影要少得多，尽管是一部短片，它比在电影的领域可能存在更多的音乐、视频艺术或文学领域的制片人。在美国一部电影的成本平均是1100万美元，加上市场营销和其他的支出将提高到5000多万美元。但是，比如一个诗人只需要一张纸和一只笔，一个即兴的农民诗人连这些不需要。在每个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或每个萧条萨贝尔·桑托斯可能有1万名诗人。但是，由于数字时代的到来情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得到一台录相机不困难，特别是如果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名特工从国外免费寄录相机，甚至可能用数字相机和移动电话进行录相。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可能立即放到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络上，或是寄给受到国家民主基金会补贴的组织，以便放到商业或非商业展示的圈子里或是推广它。

新的数字技术成本低廉已经在短片世界孕育一场革命，为自学提供技术，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固定的准则。短片是一种更好地适于在因特网门户和电视节目中传播的版式。2005年创造了视频网站的网页，后来被完善，有助于方便和迅速地接入音乐和不同类型的视频。

但是，对于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目标更有吸引力的是短片对于复制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能力，特别是对一个音乐节目或视频片断的视觉的解读提供的短片，是全世界的青年消费更多的视听板式。

现在技术手段的成本低廉实际上帮助任何能够生产一部短片的人。另一方面，这种体裁在领域的选择、摄影机的移动、灯光和其他的技术上的考虑要求越来越多的创造性和职业的更加熟练。因而挑战不仅在于制作视频的人数和将其放到社交网站上，而且在于视频生产的质量。我们应当做和正在做得很好的例子最近首次上演的卢纳·曼萨纳雷斯和伊斯拉埃尔·罗哈斯的题为“一个妇女”视频片断，从所有的观点来说它都是非常卓越的，片中颂扬了妇女最高尚和神圣的母性的本能。我们知道这样做，我们推动最好的制片人、导演、演员、剧本作者、照明和音响技术员和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工作者。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挑战？我相信我们将使我们历来所做的事情完美，也就是说相信我们的青年，为他们提供进行和赢得这场战斗需要的一切培训和技术资源，因为所有其余的东西他们都有：才能、爱国主义批评的觉悟和革命的坚定性。

文化产业是敌人企图利用的工具，作为传播他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以便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强加于人，以便对青年的内心和思想进行控制。

总之，我们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正在坚持的价值的质量和我们的能力以及传播这些价值的意志。

【本文为萨尔瓦多·卡波特博士2019年1月20日在迈阿密马蒂联盟总部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说，原标题《独立电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颠覆古巴的新战术》，《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月21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