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套路深，你为什么不回农村？_风闻

“尽管工作辛苦、环境恶劣、收入微薄，但他们需要这微薄的收入，聊胜于无。”

资本家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他们需要从这个市场购买劳动力，他们要先给自己算明白账：能拿出多少钱，需要购买多少“商品”，所能承受的每件“商品”的最高价格是多少……

想要多赚钱，想要不被“剥削”？你有资格么？以下，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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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留下的》一书中有一段情节，是“我”的闺蜜莉拉对“我”讲述她在一家食品工厂工作时，工会运动的热潮给她带入困境：

莉拉被几个朋友拉着去参加了一次聚会，有学生、有工人。几个学生轮番发言，都表示会为工人谋利，帮他们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困境，但是内容空洞，几乎是凭想象空喊口号。

听不下去的莉拉抢到发言机会，讲述她在工厂里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女工遭受的骚扰甚至性侵……

莉拉强调，在这种环境之中，没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计较自己所处的社会是否公平……

这段“干货”满满的发言引来一个活跃的女学生的注意，她是莉拉前男友的前女友——娜迪雅，但她此前并不知道莉拉的存在，情感纠葛略去。

娜迪雅被莉拉深深吸引，迅速把莉拉的发言整理成文，印在宣传册上。第二天，学生们在莉拉工作的工厂前发放宣传册，此后的几天，宣传册的内容在工厂里引起轩然大波。

工人们并不认为莉拉的发言、学生们的行为是在为他们谋利，反而认为是在扰乱他们的正常秩序。而且一旦被怀疑认同宣传册的内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

莉拉遭受排挤和刁难。至此，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为人抱薪者，却冻毙于风雪”的故事，但实际上，莉拉反对、憎恨娜迪雅的做法，也从未真正站在学生们的立场上。

莉拉强调，她有孩子要养活，她需要这份工作，需要薪水。

莉拉的心态也代表了大多数工人，尽管工作辛苦、环境恶劣、收入微薄，但他们需要这微薄的收入，聊胜于无。

所以，娜迪雅也不是“抱薪者”，因为她所给的并不是工人们想要的。或许有人会说，工人们这是不识好歹，或者用我们所熟悉的话语体系中更客气的说法：工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家的险恶用心和丑恶本性。

但工人们不是傻子，他们跟那些学生相比，是没有文凭，不懂这个那个主义，但面对生活、面对金钱，面对这些人类最基础的命题，他们一样精明，否则人类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一代又一代延续。如果有比在血汗工厂里卖命更好的选项，他们一定会拍拍屁股立即就走。

我一向怀疑娜迪雅这类成长于优渥家庭中的年轻人替工人谋利的真实动机，他们或许自己也意识不到，他们这样做有一个深层逻辑是这样做比较酷，他们有可以跟同龄人交流的话题，有可以跟另一群同龄人炫耀的“爱心”，他们不是在帮助别人（他们都不会耐下心来搞清楚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他们完全是我自我满足。

尽管掺杂的一些感情纠葛，但莉拉对娜迪雅的评价是八九不离十的：

她认为自己是为工人服务，而同时她的房间面朝大海，房间里摆满书，她想指导你，想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她可以代替你，决定你的工作，假如你流落街头的话，她也马上会找到解决办法。

莉拉的话就在舌尖上，几乎要脱口而出：“假如我愿意的话，我的破坏能力比你更强，你这个假惺惺的骚货！我不需要你用圣女般的声音，告诉我该怎么想，我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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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留下的》讲述的这段故事，背景是1969年意大利南方大城市那不勒斯。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直到今天，与此相似的血汗工厂的故事一直都没停过。

同样没停过的是，体力劳动者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进入城市，来到工厂。在《理性乐观派》一书中，作者总结道：

19世纪70年代的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是这样，20世纪初的南美洲是这样，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是这样，60年代的中国台湾是这样，70年代的中国香港是这样，现在的中国内地仍然是这样。

《理性乐观派》引用亲历者的话，解读现象背后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北卡罗来纳州有个摘棉花的工人对一位历史学家解释，为什么工厂比农场好得多：“我们从农场搬到这里，进工厂干活以后，我们买得起的衣服和食物都比从前务农时多了。我们还有了更好的房子。真的，来工厂之后，生活容易了许多。”

另一部经济学著作《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里写道：

血汗工厂的共同经历——受控制、受剥削、过度劳累、报酬过低——把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几代制衣女工绑在了一起；把她们绑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工厂生活彻彻底底地击败了农村生活。大洋两岸是这样，时空相隔几百年，同样是这样。

绝大多数血汗工厂（尤其是当代）并非“黑煤窑”，工人并非奴隶，他们有辞掉工作的自由。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那个更好的选项。因此，尽管城市套路深，但他们并不想回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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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娜迪雅们替工人们提出的诉求也并非都不合理，比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对女工的骚扰和性侵都是违法行为。

此类问题也同样从未停止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并非血汗工厂独有，当代发达国家办公室里的女白领们也一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其实涉及到有关企业管理的复杂话题：怎样最大限度地避免某些管理者在特定范围内拥有绝对权力 ？

拿莉拉的故事来说，工厂的男门卫在下班时的工厂门口就拥有绝对权力，他可以以怀疑偷窃为名对女工搜身。

尽管存在各种顽疾，但血汗工厂也在改变，这是必然，因为他们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环境。劳动力市场中，人就是商品，如果竞争对手给出更高的工资，或者提供更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就会吸引到更优质的工人。

从劳动力市场的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如今在一些国家出现“脑体倒挂”现象一点也不稀奇，当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他们的“价格”也会被抬高。

说到底，资本家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他们需要从这个市场购买劳动力，他们要先给自己算明白账：能拿出多少钱，需要购买多少“商品”，所能承受的每件“商品”的最高价格是多少……

当然，资本家作为资本的持有者，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之中总能占据先天优势。所以，很多人的共同感受是，不管怎样换工作，都觉得自己亏了，“老子天天累死累活，就这么点钱？”毕竟，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只会存在于政客们画的大饼之中。

所以，想要多赚钱，想要不被“剥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口号并没有什么用，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修炼自己，让自己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稀缺品。

关于作者：王见现，隔壁王见现叔叔，简称王叔叔。王叔叔讲故事，也讲道理~

来源：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