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上）｜国情讲坛_风闻

​【编者按】2018年12月4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八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李君如就“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作点评。

本文根据李君如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李君如教授本人审定。全文约2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是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起步，那时我31岁，而我今年71岁。作为改革开放过来人，这40年的过程历历在目，回顾起来感慨万千。这4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举世瞩目的变化。我们应该很好地去研究这段历史、去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从而给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提供启发。所以，我希望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怎么更好地再出发。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和初心

中国这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底是因为中国的运气好还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如果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那又是因为偶然的还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的起点以及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所以，有必要首先谈谈改革开放的逻辑和初心。

改革开放40年做了哪些事情呢？从宏观的角度讲有以下11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算是这场大讨论的亲历者，那个时候通过每天看报、听广播了解进程。“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其间碰到好多敏感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年3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主席重申这“两个凡是”。由于这代表了一种政治动向，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标准只有一个”，认为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文章虽然短小，但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同时，也引发了争论。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头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轰动。于是，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在工作单位，甚至在普通的家庭里，大家都在讨论。

我当时是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县委党校工作，又是一个哲学学会的会员，参加了不少活动来讨论这个话题。当时，争论氛围非常热烈。有人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是有人就驳他，伟大领导毛主席的话难道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如果毛主席的话不行，那么马克思的话也不是真理标准了？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领袖的话是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开展了十分激烈的讨论。同时，各地省委书记、中央各个部长也纷纷在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大讨论”。**但是，大家最想听的还是邓小平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直到小平同志从朝鲜访问回国，终于对此事发表了观点。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竟然发生争论。有些人所谓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真的高举还是假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是真的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假的高举就是不管毛主席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什么样的话，不管对的错的都要照办。很明确，邓小平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第二件大事****与此相联系，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概念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狭义的三中全会指的是1978年12月18—22号这5天的会议。但是在此之前召开了长达34天的工作会议，加上之后还有2天会议，以及5天的三中全会，一共是41天，我把这41天定义为广义的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将之前的36天和这5天联系起来，是因为原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还有两年的经济工作规问题，邓小平建议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几个文件之前先讨论一个议题，即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建议在原定的会议议程中再增加一个议题——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问题。

**究竟是谁提出了“转移”问题？**小平同志在有一次谈话中说是他在东北提出的。我们找了许多资料，研究发现主要是他在沈阳军区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沈阳军区向小平同志报告他们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展很顺利，一定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小平同志很幽默地说，搞运动，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我看不要那么彻底，运动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尽快把精力转移到正常工作中来。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要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工会九大致辞。小平同志召见起草班子的人，说你们的稿子我看了，这个稿子很平淡，应有新的内容，要回答和解决一些问题。在《邓选》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致辞中宣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行新的革命，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当年的提法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一般都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规范的提法，是文件的提法。当年，提的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要转移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上来。这个目标是由毛主席提出、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容易在全党达成共识。等到大家达成共识以后，再进一步说我们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既体现了我们认识的深化过程，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仅有战略，而且有谋略。**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这是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后，对整个大局的考虑。这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明之处。

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都拥护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建议。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讨论时说，他赞成重点转移，但同时强调要解决历史问题，不然就不好轻装上阵。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天安门广场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陈云还要求将发言做成简报。简报印出后，很多同志认为陈云说得对，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重点转移呢？于是工作会议越开越长。北京市的压力最大，北京市委在工作会议期间决定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指出它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人民群众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所以，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开了34天，开完以后又留了2天解决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细讲这36天里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些资料。

这36天之后是5天的三中全会，会上有几项主要工作。一是把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邓小平副主席的闭幕词印给了参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闭幕词，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收集这篇文章时有题注，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词，实际上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二是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报讲了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等。所以，三中全会有狭义的三中全会和广义的三中全会，狭义的是5天，广义的是41天。这41天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在这之后，整个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第三件大事****是通过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遇到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第二是怎样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人赞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吗？这不是砍旗吗？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是错误的，就是应该否定。对于这样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决议的形式来解决。于是，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4000名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不断集中反馈意见，一稿一稿的修改。小平同志从起草决议的提纲时，就强调核心的问题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看到决议初稿时，他认为不行，要重新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什么内容。经过反复修改，这个决议既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历史上一些错误不能全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有错误，而别人都是对的，有的错误要集体负责；毛泽东犯错误也不能都归结到他的个人品质问题；毛泽东晚年有错误，但不都是错误，更不能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思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倒行逆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总的结论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怎么起草好这个决议的时候，许多老革命家出了好点子，比如陈云同志说，要把决议做好，要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先写写28年民族革命的历史，因为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那么毛主席犯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不是一回事。也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错误的观点不在体系里面，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永远高举这面旗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尽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受到很多冲击，但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从来没有摇摆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但是拨乱反正也好，平反冤假错案也好，重点转移建议也好，都是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往前走，要搞现代化。所以，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要科学地正确地解决历史问题，还要科学地正确地研究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是什么？首先是国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应运而生。

与此相联系，是**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正确认识国情，就是为了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究竟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目标？“文化大革命”我们耽误了十年，而这十年对世界、对我们的周边来讲，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十年——亚洲四小龙起来了，过去我们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都有问题了。邓小平认为，我们要重新研究和制定现代化战略。

1979年3月，邓小平同英国的来访外宾谈话时说，**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研究工作者，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是现代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后来我读了邓小平的讲话，才明白他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降低标准的现代化。在1979年3月底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公开宣布了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那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访。小平对大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里，他开始用“小康”来解释和取代“中国式现代化”。什么叫“小康”呢？那时我们说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要翻两番，也就是到1000美元（人均GDP）就很好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是1000美元GDP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叫“小康”比较贴切。但是，就是对于1000美元GDP，邓小平心里也不踏实，他到江苏、浙江、上海调研时还同大家算账，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到20世纪末会怎么样？全国会怎么样？后来，他觉得20世纪末可能达不到1000美元，就改口为800—1000美元，拿掉了200美元，后来写进中央文件是800美元。实际上到2000年是820美元。**这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既有大的战略思考，又是务实的。这种预见不是拍脑袋决定的，是经过比较、测算后提出的。**于是我们调整了战略，决定在80年代用10年时间先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再用10年奔小康。这两个10年打基础，21世纪开始后，我们用50年时间聚精会神搞建设，同心同德搞建设，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延长到了21世纪中叶。两个10年打基础，50年搞现代化。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步走”战略。

在我们20世纪末实现奔小康目标后，江泽民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我们虽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指标，但是这个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比如农民生活水平没达标，社会建设指标没达标，等等。所以，他提出在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现代化建设的50年里时间里，拿出20年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过十六大讨论，就形成了我们的两个百年目标：到2020年建党10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50年建国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又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往前提了15年，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成，是我们40年改革开放中的第四件大事。

**第五件大事****是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们说从实际出发研究历史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不仅要研究国情，还要研究世情。世界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作为政治家，不仅要考虑中国实情，还要考虑国际环境。毛主席1956年的《十大关系》很有价值，我们学者认为是规律性认识，但是毛主席在世时一直没发表，他在考虑会不会打仗。如果要打仗，这十大关系站不站得住？比如我们的沿海和内地，沿海工业基础好，内地比较落后。如果不打仗，利用沿海工业基础的再发展逐步带动内地发展；如果要打仗，就要把沿海的工业搬到内地去。如果不打仗，农业为基础，可以发展轻工业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如果要打仗，重工业必须摆在第一位。要打仗是一回事，不打仗是另一回事。政治家考虑问题不像我们学者，不是头头是道讲清楚就可以了，还要考虑可行不可行。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到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抢时间搞经济。**他用的词是“抢时间”，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抓机遇”。为什么一时打不起来呢？当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了，苏联咄咄逼人，还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抢时间”。到80年代中期情况变了，苏联在1979年攻打阿富汗，这是一个战略考虑。结果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受挫。所以邓小平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他们的战略部署都受挫，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东西方的战略态势是和平。而南北方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必定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因此，南北方之间的问题，是发展问题。**这样，就形成了邓小平全新的世界形势大判断，叫东西方是和平，南北方是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战略问题。**我们党中央说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聚精会神搞建设，还可以对外开放。因此，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在决定把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时候，宣布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于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国内外政治风波。**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政治风波，尤其是苏东剧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的最大变动，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时人们众说纷纭，思想交锋激烈。国际上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国内有改革开放对不对、市场经济好不好等问题的争论。这时，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决策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的****第六件大事。

**第七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是建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条路线、两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一条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两大判断”，一个是基本国情判断——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是世情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根据这这两大判断，作出了两大决策：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新阶段”必须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开放的方向。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十四大明确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的方向是什么？十四大后明确要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当时，无论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党内外的震动都很大，但是我们党中央以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远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全面参与全球化的战略决策。其中的过程很复杂很曲折，但是我们党拿定了主意。

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两大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GDP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然后超越法国，超越英国，超越德国，到2010年超越日本。都是在这两大决策后发生的。**这样，我们超越了八国联军中除了已经不存在的奥匈帝国、原本落后于我们的俄罗斯外，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被我们超越了。所以这两大决策意义重大，一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使得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样粗放型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吗？**这样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发展可持续吗？且不说资源消耗，这样的发展还造成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这三大污染对我们子孙后代是福还是祸？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在2003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也涉及到我们和世界怎样相处的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警觉和恐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时起彼伏。在这样反对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始终不渝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第八件大事。

中国在快速发展当中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尽管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初级阶段里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性的特征是什么呢？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在党的十八大后，我们把快速发展的愿望和民族复兴的追求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梦”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把这称为第九件大事。

第十件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与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的。在中国快速发展、不断超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了许多阶段性的特征，但是我们现代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于是，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一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解决四大问题：**一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间的不平衡，去年城镇居民收入大约3.6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大约1.3万元，差距很大；二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还有三四千万农民要脱贫；三是，解决解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四是，解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可以说，新时代是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相联系的。这是十九大作出的判断。

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改革开放40年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至于什么时候进入新时代，应以十八大为标志。我个人认为，新时代应该以十八大为标志，从2010年算起。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经济指标和十七大修订的经济指标在2010年都达标了。十八大是以2010年为参照系，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指标，强调我们国民经济和城乡居民的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所以，作为学者，从学术角度来说，我认为新时代应该是2010年—2050年这40年。

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中国发展这么快，体量这么大，世界怎么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早几年，国际社会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几年，尽管国际舆论有一些变化，但有的国家仍然很紧张，美国尤其紧张。当我们的GDP总量过82万亿，这意味着我们突破了美国的红线。美国是不允许任何国家超过其经济总量的60%（2/3）的，而我们破了60%的红线。**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是人均水平不高；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制造业水平不高；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快，但是科技原创性核心成果不多。所以我们还要再发展，而且我们还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美国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即将超越美国。在这个结构性矛盾下，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复杂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是第十一件大事。**在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许多利益交汇点，在利益交汇点上产生了利益共同体，有了利益共同体便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对世界大格局的基本看法，也是我们提出的解决国际问题的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我们不想霸凌别人，不搞殖民主义，也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是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最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且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从大西洋两岸发生的，之后拓展到太平洋两岸，那么，“一带一路”便是把海洋经济全球化和内陆路济联动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主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应该明白，未来的世界不是靠谁强势便能阻碍的，而是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40年改革开放做了很多事情，这里提到了11件大事，在这之中是有逻辑的。从真理标准讨论，重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始，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历史问题，认识国情和世情，决定搞改革开放，特别是决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中国和世界相处的原则，我们就是这样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一步一步超越，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指导思想也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四大理论成果，它们的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各自承担的使命不同。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东剧变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快速发展的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四大理论成果贯穿同一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无论是11件大事还是四大理论成果，归根结底，贯彻了一条主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注意到，**实事求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科学出发点。**从国情出发，从时代主题出发，都是从实际出发。另一个是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一个价值出发点。毛主席讲过我们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也讲过我们的认识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认识出发点，是相互联系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不能因为强调科学性就不顾群众是否能够接受，强制人们接受，毛主席说这样做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也不能不顾科学性的原则，认为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切照群众说的办，毛主席说这样做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既要坚持科学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坚持价值出发点，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因此，对这两个出发点的平衡，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

将这两个出发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便看到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整个逻辑主线里贯彻着一个淳朴的“初心”：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第二，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三，坚持在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和平发展。

总之，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特别是在回顾40年走过的历史大变动时，必须**“不忘改革初心，牢记历史使命”**。

（待续）

文字整理｜耿瑞霞

摄影｜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