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教育的引导作用_风闻

中国人以注重教育著称于世，但当下中国教育的问题与成就一样多。这是无数过来人的痛点，更是无数家长的焦虑所在。前不久安徽理工学院请来爆炸专业毕业多年的当年学生，来定向爆破拆毁一座废弃的教学大楼，引出无数“大仇得报”的段子。这当然是说笑，但在喜欢攀比校友捐献的欧美大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尊师重教的中国教育史上也只能说是一段意外但引人深思的插曲。

中国教育的成就和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归结到应试教育，最终归结到高考。各种初升高、小升初、幼升小的“军备竞赛”都可以追到高考这个节点上。高考以透明和公正的形式，保证了上升通道的畅通和社会公正。高考是否在事实上做到了这些是另一个话题，但高考决定人生已经成为共识。

高考的好处是以简单、量化和人人能理解（但不一定人人都认同）的标准衡量教育成功程度。因此在中国，不仅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重点大学才行。211只是“及格线”，985才达到良好，实际上真正作算的只有北清，只有考进北清才算“可以抬起头来好好做人”。

高考的坏处则是死记硬背、高分低能、以偏概全、抹杀兴趣。最大的坏处则是学习不再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是以猜度考题、考取高分为目的。这样一来，学习的重点就不再是知识本身，而是各种解题技巧和熟能生巧了。

高考改革是很大的话题，但在商业社会里，就业是最大的指挥棒。如果各地的大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有意倾斜，是可以“指挥”高校乃至高考的。

有不少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不顾实际需要，一刀切规定“非985不要”、“非211不要”，这种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要不得。找人来是干活的，不是橱窗装饰。干活首先需要的是实际工作能力，包括专业知识、待人接物和团队合作。如果说高考导致死记硬背、高分低能、以偏概全、抹杀兴趣，那高考的佼佼者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反而有可能把这些问题放大了。在现实中，985或者211毕业生对中国崛起起到巨大作用，但中国崛起不是985或者211独力打造的。

公司招聘大学生，无非是用作生产线和研发的工程师。现在应该较少有把“我司有xx大学生、yy硕士、zz博士”之类作为政绩炫耀的了，招个人进来，就是要出活的。不知道我的观察有多少代表性，我在学习和工作中接触过不少清华、北大、北航、浙大等名校的毕业生。应该说，他们都是优秀的，但并没有显示出比非名校出身的更优秀多少。说到北大，据说北大英语系招收的都是天之骄子，但女生毕业后大半找个好老公、嫁人了事，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这算个人的成功还是失败就不去评论了，但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来说，无疑是浪费。但这扯远了。

生产线工程师的工作有两个：

1、维持正常生产

2、挖潜增产增质

在粗放阶段，增加生产线、把开工率搞上去就是胜利。但在技术和市场成熟之后，挖掘产能潜力，利用现有基本技术增产节能节材、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就成为生产线工程师的英雄本色了。中国工业已经过了粗放阶段，现在应该开始注重现有生产过程的持续改进了。这要求工程师在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拥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判断能力和团队协调能力。

所有生产线设备和工艺在设计时都是留有余地的，但解锁这些潜在产能需要把工艺参数进一步推向极限，放大了原本用设计余量掩盖的技术不确定性，所有细节中的魔鬼纷纷出来了。这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时候了。培养对工程问题的“感觉”和方向性的判断力，最重要的是培养如何学习和应用理论，这才是工科院校的重点。而这与名校与否无关，与是否占领世界前沿无关，关键在于教授自己是否吃过猪肉，而不只是见过猪跑。这正是大公司可以做的。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很多名校教授的问题：写文章、指点江山很厉害，但并没有真正的工程实践经验。所谓做项目，那和工程实践是有很大差距的。这其实在欧美大学也是一样的问题。具体的这里就不扯了。往远了说，就像学院派经济学家指导国家经济一样，出乱子的不在少数。

但教授的理论知识渊博，这也是没有异议的。理论要联系实际，问题是谁来主导。曾经有一段时间，直接把教授请到生产线上，“您给提提意见，怎么把产量质量搞上去？”这样泛泛的问题就像问教育专家“您给指点指点，我家孩子如何学好数理化”一样，对方除了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无法提供有效的针对性的意见。

但公司科研部门最合适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品研发与持续改进现在也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业关注并身体力行的事情了，但这有很多层次。低层次的是用现有技术再包装，这样的短平快成本低、见效快，但通常后劲有限。更加长线的产品研发和持续改进就需要真正的科研了。公司科研拥有的技术实力不亚于院校的科研班子，针对性强，经验多，深度大，有实际背景，资金充足，这时就可以与学富五车的教授们交流互补了，甚至不必是顶级名校的顶级教授，因为大量工程问题（包括研发级）并不属于学术前沿，更多的是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有效使用问题。

这就是工程研发与工程研究的差别了。前者是针对具体问题，寻找适当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运用；后者是针对理论和方法本身，研究发明更新更好的理论和方法。前者是用工具的，后者是造工具的。研发中心可能博士成堆，但术业有专攻，针对性研究的时间久了，更加基础和宽泛的东西可能荒疏了，这就是教授的强项了。或者说，研发的人盯着问题久了，好比盯着螺帽久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扳手；但教授搞基础科研就是制造扳手的，在自己制造的同时，也见过很多别人制造的，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螺帽试一下身手。提着扳手到处找螺帽不是个事，但有人有螺帽而缺扳手，来找帮忙，那就顺多了。

这样的理论结合实际模式是很有效的。在通信和交通高度发达的现在，远程合作是可能的，但什么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公司研发与本地高校合作的优点了。在合作中，可以影响高校科研，进而影响高校教学，进而影响毕业生的适用性，并通过招聘合用的毕业生改变“唯211主义”、“唯985主义”、“唯北清主义”，进而影响高考和整个教育体系。

加强与本地高校的合作和定向招聘也是回馈本地社会的有效方式。公司都是要交税的，但对高校的资助是可以抵税的。与其把税交到统一的财政，不如有针对性地赞助本地高校。扩大招聘本地子弟也是积攒人品的。再大的公司还是要赢得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支持的，机会都留给“外地人”，在公关上说不过去，不是所有岗位都需要最顶级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