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死”于商业写作_风闻

来源 ：微信公众号  文艺理论与批评

在当代文坛，批评家对作家的习惯性捧场，可以说由来已久。那种追星族式的追捧，使某些批评家已成了作家们忠实的轿夫。这种“热情”过度的“捧杀”，使某些原本优秀的作家，在争先恐后的掌声和赞美声中，忘乎所以，迷失方向，致使其小说成了类似机器生产的工业化产品。这其中，作家刘震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刘震云并非没有写过好小说，但其好小说仅仅包括《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这有限的几个中短篇而已。其实，写于1988年的《单位》，无论在故事情节还是在人物设置上，已经出现了重复《新兵连》（1987年）的端倪。只不过这样的痕迹，并不像其后来的小说那样一目了然，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新兵连》写的是一群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为了能在部队上混出点名堂，个个都“追求进步，纷纷写起了入党入团志愿书”。但因名额有限，大家表面上争相抢夺扫把做好事，私下里却暗中较劲，为了尽快得到提拔，甚至不惜告密。如“元首”为了去给军长开小车，就向首长告了唯一的竞争对手“老肥”的“密”，不料事与愿违，落得身败名裂。小说中的老军长，将从连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战士安排去照顾自己的父亲，为其端屎端尿。更恶劣的是，他还在医院里玩弄年轻女护士。与此相似，《单位》中的人物，也个个想往上爬，小科员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成天讨好领导。工作到临退休的女老乔，由于对同事无“密”可告，竟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对刚刚登上副局长宝座，看似一贯老实的老张，进行了一场“肉体侵袭”。老张果然抵挡不住，两人共同制造了一桩绯闻。《新兵连》和《单位》共同的特点是：小人物心理阴暗，不择手段；大人物腐化堕落，道貌岸然。经过简单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早在那时，刘震云的小说就已有自我拷贝之嫌。

刘震云真正写得好的小说屈指可数。难怪在由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评选出的“世纪文学60家”中，在《刘震云精选集》一书里，版权页上明明写的是“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却居然把长篇小说《手机》的“第三章·朱严氏”改名为《口信》，将《故乡面和花朵》中的部分章节也“精选”进去，拿来充数。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几乎无一可读，包括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获奖是否名副其实，时间这位伟大的评论家将会做出公正的评判。实际上，通过阅读刘震云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业写作对一个作家的侵害。

客观地说，刘震云的小说写作天赋，比当代文坛许多浪得虚名的当红作家都要高。即便是只有《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这样几个中短篇小说，很多读者也记住了刘震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故意去拔高刘震云，将其吹捧为当代文坛最有智慧的作家，甚至鲁迅式的大作家。我以为，因《塔铺》《新兵连》等迅速成名的刘震云，就是在诸多批评家的捧杀和影视娱乐圈的诱惑下，从一名比较优秀的小说家，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影视导演的“跟班”和“文字搬运工”。

且看批评家们是怎样“捧杀”刘震云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不无驳杂声音，但总的来说还是有一条主流的血脉。这主流的血脉就是鲁迅开创的忧愤、冷峻、荒谬的传统。当这股血脉流进到世纪末的时候，依然保持着那种蓬勃、强劲的势头，这种势头在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刘震云那里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当我们在刘震云的笔下读到了鲁迅式的忧愤、冷峻和荒谬时，无论是兴奋、欣慰还是悲哀，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家。1

 刘震云增加了他的语种——现代汉语——的容量和可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的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狂放不羁而又荒诞异常的语言不仅仅是对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的冲击，更多地也体现了语言本身的可延展性和语言意义的无限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这开放性、自生性的语言背后，刘震云进入了他的另一层面的思考：人的内心精神的存在形态。2

 看到以上这些吹捧文字，笔者真的替刘震云惋惜。因为刘震云实在是太享受这样的吹捧了。在此之前，摩罗写过一篇名为《大作家刘震云》3的文章，大概是极享受这种“批评”吧，刘震云还把这篇文章隆重地放到自己“精选集”的开篇。这些对刘震云不顾事实的捧杀，完全是某些批评家对作家和读者的集体忽悠。倘若不是他们这样热情过度地给作家帮倒忙，刘震云或许不会像今天这样，写出一部又一部稀松平常，甚至品质低劣的小说。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吹捧，但刘震云似乎还嫌不够，干脆走上前台，借用自己小说人物之口，王婆卖瓜：

 记得有一篇和《羊脂球》不相上下的世界名著叫《一地鸡毛》，不知你看过没有？如果看过了，那就对了；如果还没看，要抓紧看。你总说你工作忙，再忙能忙过我吗？我就看了。看了以后很受启发。那里就提出一个对于所有人特别是劳动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去把握世界也就是怎样去把握一块馊了的豆腐。这块馊了的豆腐稍有不慎把握不住，就可能引起世界的混乱和整个动物界生物界大海高山及天空臭氧层的平衡。到底是大手笔，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4

尽管刘震云的小说不无反讽、调侃之意，但却难掩其良好的自我感觉。如今网络快枪手的小说，再烂都还有个故事，到刘震云笔下，小说就成了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疯人呓语，有时候十来页读下来，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如《一腔废话》中的文字：

 “我的闺女，世上没你这么性急的。世上没你这么性直的。世上没你这么疯的。世上没你这么傻的。世上没你这么聋的。世上没你这么哑的。世上没你这么木头的——千里寻木头你意志那么坚定，现在一河大肠就让你消极颓废和贪污腐化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什么是装疯卖傻和装聋作哑呢？——那就是看似疯不是疯，看似傻不是傻，看似聋不是聋，看似哑不是哑，看似木头不是木头，接着的结论就是：看似大肠也未必是大肠呢。……”5

 我们又鼓起掌来——这些日子我们五十街西里怎么那么多掌声和掌声不断呢？但还没等我们犹疑和深思，随着嘉宾出场，我们又发出了宏大的笑声而忘记我们刚才的动摇和怀疑——因为出场和马上就要进行模仿秀的嘉宾，竟是我们五十街西里菜市场卖白菜的小白。五短身材的小白，你头发和眉毛连着，你鼻涕和嘴连着，你噘嘴侉骨，你要脸没脸，要脖没脖，你要腰没腰，要臀没臀，该有的你缺，该缺的你有，该小的你大，该大的你小，你要心没心，要魂没魂，卖白菜三毛五一斤，你却算成了两毛八，哪一天菜卖下来都要赔钱，晚上回去都挨丈夫的打，你倒是该洗洗脑子和肠血了……6

 这种像是机器写作、疯人呓语一样的文字，在刘震云的小说中犹如洪水泛滥。每当读到这样的“小说”时，笔者真的很怀疑，刘震云是否故意要让读者难受，从而获得一种畸形的快感。

以刘震云为代表，中国当代小说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怪现状：一、以数量的堆积和长度来吓人；二、把议论当成小说；三、以插科打诨来代替描写和故事；四、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来给小说人物起名字。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档案室里翻寻出来的文字记录，通篇都是文字材料的堆积和话匣子打破之后滔滔不绝的议论。刘震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很多细节完全是从生活中来，《国民日报》的细节、美国国务院的资料、国民政府的资料原封不动地用了，没人说是‘新闻串烧’。”7他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因为太过自得。刘震云或许没听人说过他的《一腔废话》是语言垃圾，但现实中却有不少读者认为这部小说就是名副其实的“一腔废话”。至于没有人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与余华、贾平凹、阎连科小说一样的“新闻串烧”，只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新闻食材”取自于年代比较久远的“材料”而已。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大量“新闻串烧”，与之匹配的，就是凌空虚蹈、颠三倒四的文字：

 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幽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8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的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9

  脱离小说的艺术性而去表现干瘪的思想，最终使刘震云的小说堕落成为了枯燥的“议论文”。毫无节制的“言语失禁”，使刘震云的小说成了当代小说语言的“垃圾场”。

刘震云的小说中时常会出现混乱不堪的性描写。其中，男人偷情和女人滥情，几乎成了刘震云小说的固定模式：老公在外面搞别人老婆，自家后院却老是起火。男人们不仅在外面胡搞，而且还总是喜欢兔子偷吃窝边草，专搞熟人和朋友的老婆。在《我是刘跃进》中，刘跃进的老婆跟刘跃进的小学同学李更生做假酒，结果李更生把她卷跑了。《故乡天下黄花》中，李家大少爷李文闹好色，家里已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偏又喜欢上了佃户赵小狗的老婆。本来两人偷鸡摸狗，两厢情愿，李文闹与赵小狗的老婆好上一次，就送她一个脸盆大的花生饼，赵小狗的老婆对此也很满意，但一不小心出了“意外”：“本来李文闹和赵小狗老婆好，只是在晚上，但这天下午李文闹喝醉了酒，把下午当成了晚上，大白天到赵小狗家去找相好。赵小狗老婆正在厨房刷锅，李文闹扑上去就把她捺到了灶旁柴火上，往下拉裤子。”10就这样，李文闹被回家劁猪的赵小狗撞见了。诸如此类奸情及其败露的描写，是刘震云小说的常备“调料”。这不，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类似故事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刘震云将李文闹每次送花生饼给赵小狗老婆变成了高中同学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送“大白兔”奶糖而已。

刘震云的许多小说犹如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不仅以议论代替情节和描写，而且还用顺口溜来无休止地插科打诨。其186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段东拉西扯的顺口溜从第259页一直写到第274页，一共450多行。在小说第四卷的所谓总附录中，居然把白居易的《琵琶行》原封不动地拼凑到自己的小说中，而白居易也成了小说中的人物白石头。在这部被梁鸿称为“巨著”的小说中，居然出现了这样污秽的文字：

 一、关于屁本身：

结论：现在屋里有屁味不假——我们不能用怀疑去牵她的牛鼻子，否则关于鼻子本身又会产生另外一场风波这种风波的骤起往往要比屁本身还让人伤脑筋呢。屁味还是要承认的。我们只能以承认屁为前提，来编造关于屁的谎言。但是结论又一定要归为：这屁不是我放的。那么屁味是怎么来的呢？——理由要多编几条：

1.窗外的鸡窝传过来的味道；或者：2.屋外刚刚飞过一只臭大姐；或者：3.屋里刚刚爬进来一只臭虫子；或者：4.屋里刚刚跑进一条小狗，说不定是它放了一个屁？或者……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说刚刚进来一个人，要找一些不会说人话于是就死无对证的畜生。

…………

二、屁之后为什么要打开窗户：……11

 在小说中，刘震云不但喜欢肮脏龌龊的描写，而且还喜欢拿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开涮。他小说中的女人，往往都是倒霉透顶却又一根筋的不幸女人。《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巧玲，五岁时被三个人转手由河南倒卖到山西，临死时都一心想着回到延津。《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因被骂“潘金莲”，就不管不顾地讨回公道，一路闹到北京，搞得到处鸡飞狗跳。这部小说分明有着作家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的影子，此小说因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而广为人知。刘震云的小说，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设置，都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简直就像抓阄一样草率。这些人物的名字，一律被当成概念化和符号化的法律化身和代名词，如王公道（希望公道）、董宪法（懂得宪法）、荀正义（寻求正义）、储清廉（具备清廉）。由此可知，在刘震云手中，小说完全被当成了文字游戏，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愚乐”大众。正因为如此，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无数耳熟能详的“新闻串烧”，扑面而来。在一个个简单、弱智的故事之下，刘震云集忽悠、油滑、性噱头于一体，将社会底层的不堪，熬制成了一锅“乱炖”。

仔细对比刘震云前后期的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性描写频率越来越高，尺度越来越大。《新兵连》中写老军长玩弄女护士，都是侧面描写，听旁人说出的。《单位》中女老乔和张副局长在办公室发生“脐下三寸”之事，也一笔带过，但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对李雪莲和赵大头的床上“镜头”，进行了“高清晰”的“播放”。笔者批评这样的描写，并非要做所谓“道德卫士”，而是想追问，刘震云在小说写作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刘震云喜写底层，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卖豆腐的、劁猪的、贩驴的、搓澡的、修鞋的，五花八门，看起来很热闹，但看似热闹，实则缺乏深刻思考，大都是一些浮皮潦草、漫画式、无血无肉的人物。就像胡河清所说的，这是“因为刘震云对于变化莫测的人性之海的‘天眼’还没有开，他的小说缺乏人性内涵”12。“刘震云的人物都像是一些活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简单符号，从中破译不出什么复杂的文化生命信息。”13

事实上，刘震云早已热衷于与影视联姻的商业写作，这或许是其作品文学品质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长篇小说《手机》。严格说来，这部小说更像是一个草率出笼、粗制滥造的电影脚本。就像李建军所指出的那样：“在小说《手机》中，你会惊讶地发现，刘震云好几次将几句话甚至一句话当做一个独立的章节，例如：第二章的第15节是一句话：‘从山西老家回来，严守一和沈雪同居了’，占了一页的篇幅；紧接着的第16节也只有短短的四个字‘冬天到了’——整一页就只印了四个字，真是懂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奥妙啊！”14因为写作之初就直奔电影而去，所以也就顾不得精心构思和文学性了，其“小说”内容也主要是一些烂俗的男女偷情故事，所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严守一和男二号费墨，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电视行业的精英。小说开篇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描写：“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接下来到第5页，竟又写道：“严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饿死了。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起了纠纷。从此严守一他爹与卖葱和老牛告别，又开始闷头不说话。”但在该页下边，刘震云却又写道：“说起老牛，1968年共同卖过葱，因为分账翻了脸。”这几段描写，在时间上明显存在龃龉。老牛和严守一他爹究竟是在1960年因为分账闹翻的，还是1968年闹翻的，不但严守一他奶说不准，就连刘震云自己也说不准。出现这种前后抵牾的描写，原因很简单——刘震云在写作之初就没有很好地构思，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好好构思。

正因为对故事发生时间、地点等都缺乏仔细思考，缺乏起码的常识，在刘震云小说中，漏洞百出的状况犹如家常便饭。《手机》中写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兴女人脚小。夜里，老杨的儿子老用玻璃（那时玻璃刚刚传到晋南）碴子划她的脚，她的脚被划成一道道血口子，往下流血。”事实上，1912年3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由此，不缠足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如此现实，刘震云怎么能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兴女人脚小”呢？况且小说中说严守一他奶在当时就是大脚，连晋南偏僻乡村中像严守一奶奶这样的乡下姑娘都是大脚了，怎么还能够说时兴小脚呢？不过，这还是小意思，在《我叫刘跃进》中，居然出现了更加荒唐的描写——警察为了找刘跃进，竟“让火车晚发了十分钟”。要知道，火车可不是刘震云的小说，可以随便乱来。

在刘震云的小说中，知识性的错误也屡见不鲜。如：“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儿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人问，别人信佛之后，没得吃，都瘦；老齐吃素之后，为何倒胖了？老齐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心宽，体就胖了。”（《我叫刘跃进》）“心宽体胖”是汉语中误用非常多的一个成语。“胖”在这里读作“pan”，而不读“pang”，表示舒适，出自《礼记·大学》“福润物，德润身。心广体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胖”字在唐宋以前根本就没有“肥胖”的意思。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乡村穷孩子，年仅12岁的严守一就已经性早熟了：“1969年，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出一种。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有些腻，又有些发甜，离她一近，眼就发黏，想困。1969年，因为吕桂花的到来，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15刘震云还多次夸张地写到吕桂花对严守一的“杀伤力”：“吕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将严守一熏得差点晕了过去。”16

2007年，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出版，其主人公职业虽与《手机》中的节目主持人严守一不同，但故事情节和细节描写几乎大同小异。刘跃进的儿子，仿佛是另一个童年时期的严守一，不但从小性早熟，而且喜欢的偏偏又是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不正经”女人。《手机》里的吕桂花，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觉”时，将扩音器的开关扳错了，小喇叭里传出的男女喘息和尖叫声迅速传遍了全镇每家每户。但就是这样的女人，却让小小的严守一魂不守舍。刘跃进的儿子刘鹏举同样爱上了一个“一看就不像良家妇女”的“鸡”。刘震云之所以对这样的描写乐此不疲，完全是因为风骚的女人与小男孩之间更有“戏”看。《手机》中，手机里隐藏着与严守一有染的女人的信息及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围绕手机发生的故事，也就成了小说的主线。《我叫刘跃进》中，U盘里不但牵涉着几条人命，更牵涉着几段贾主任和老蔺嫖娼的场面。寻找丢失的U盘，就成了小说的噱头。

用模式化的方式来结构小说，用议论来代替描写，用制作快餐的速度来炮制文字，用煽情的商业化写作来讨好娱乐圈，是刘震云小说走进死胡同的主要原因。对此，刘震云毫不隐晦，他说：“电影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同一篇作品，能得第二次稿费。”17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刘震云的小说之死。是的，他的小说死于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