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民团结的神话——华文教育的困境_风闻

无人否认族群关系乃大马多元社会之核心议题，周而复始，纷争不断。族群研究、多元文化、多语政策等至今未受重视，仍高度依赖国外研究的支援，甚为荒谬。

正因如此，纵然马来西亚独立建国50多年，族群和谐像似政治口号多于社会需求，国内族群关系依旧紧张而族群意识也相对显著，易因政客煽动以致族群对立，甚至引发族群冲突。

然而，理论与分析的缺席促使各项族群争议无法理性讨论，仅随情绪起伏高涨或褪去，遑论厘清问题、提出改善之方。

国内族群与宗教课题亦逐一浮现激化，频频占据各大媒体的主要版位。综观近期事件，举办多年的啤酒节却沦为宗教争议、增建华小与承认统考再次成为政客口头承诺、马来语地位的再确立与保证等，皆政治实际需要所致。其中，基于执政联盟——国阵成员党乃属族群政党，常以族群议题鼓动群众，藉以换取及巩固支持力量。

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小学生在祈祷

语言、文化与教育，乃族群特质（ethnic identity）之核心。以华裔社群为例，1950年代独立时期极力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1970年代反对单元的国家文化政策，并且长期与政府抗争，维护华文教育的发展。语言、文化与教育乃是族群的基本认同，它能克服族群内部的分歧，团结与动员族群力量。

是以，政策与行政偏差犹如华裔社群集体的“外敌”，促使族内关系更为坚强牢固，视族群语言、文化与教育为不可剥夺的族群图腾。正是如此，除两岸三地，马来西亚可谓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国家。

国阵3个华基政党——马华公会、民政党与人联党，虽是执政联盟成员，却仅是次级成员（junior member），其影响力有限。族群政党的政治生命是以其代表族群的人数与支持而延续，失去支持即失去代表性。基于华裔人口比率一再下跌，以及85%华裔于505大选投选在野党，国阵华基政党的政治力量早已式微，事事得看国阵大哥——巫统的意思办事。

国民团结与爱国乃是国家建构之愿，却更像是多元社会虚有其表的修辞。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国民教育背负培育国民团结之责，《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已将其列为五大教改愿景之一。

“国家的未来与社会的团结乃建立于以国家原则为信念的国民特征之上。每一名学生应以身为马来西亚人为傲，不以种族、信仰、社经地位或区域之分。”诚然，此乃国民教育之愿景，听起来美好，却是遥不可及。

​如今《教育大蓝图》第一阶段已结束，我们可曾感受国家日趋团结？相反的，种族与宗教极端论述充斥社会，进一步分化本已脆弱的多元社会。

促进团结的接触论

进入《教育大蓝图》第二阶段（2016—2020），政府加大介入力量以推动团结，教育部规划了五大关键项目以促进学校的团结氛围，即：通过课程与课外活动植入团结元素；测量学生与教师的团结意识程度；规划教育团结路线图；规划培训课程以形塑校长于校推动团结的能力；于师训学院教育系课程培育大学生的团结价值观。

基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集中讨论首两项指标。2016年，共有7107名来各源流的学生参与学生交融计划。各族学生可透过妥善策划的活动与交流了解彼此的文化习俗，从而促进学生的多元文化认识，可为强化族群关系之法。

然而，此活动参与学生数却仅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约480万人的0.1%，犹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粒小沙子，无法掀起任何涟漪。这不禁让人质疑学生交融计划的有效性。

相较前述的0.1%，华小至今已有18%的非华裔生就读，族群参杂更为显著。此外，绝大多数华裔、印裔学生在完成小学教育后，将进入巫裔居多的国民中学就读，因而国中族群比例相对多元，可谓理想的“团结黄金比例”，理应已无族群关系的问题。

然而，事与愿违，国民中学依然盛行族群因素的潜规则，族群冲突亦时有所闻。由此可见，族群接触与互动仅为族群相互了解之助力，实非族群和谐之关键。

难掩偏差政策治国

教育部亦制定团结指标以测量学校团结程度，并于2014年与2016年进行抽查。团结指标共分成三个维度，即：接受差异、尊重差异、处理差异，得分越高则越团结。

相较2014年，学生与教师的团结指数皆有所下降，教师的团结指数也比学生高。此外，学生与教师对于族群、语言、文化与宗教差异的接受度较低，这表示他们虽可尊重与处理多元差异，却较难接受多元文化的不同之处。

学校乃社会缩影，师生亦受社会制度与舆论所直接影响。社会存在的族群宗教之间的隔阂与猜疑，必然将如实反映在学校群体之上，削弱各群体之间的坦诚、包容、互信与合作，减低接受差异的程度。

诚然，马来西亚的族群、语言、文化与宗教皆已被高度政治化，借以公权力强行规范与区隔，以致它们成为了社会分化的因素。

当政府高喊国民团结，欲以教育形塑团结的假象，却坚持以族群偏差政策治国，矛盾之处显而易见，必定将会以失败告终。此时，大马国民教育素质已然低落，何苦再为难百病缠身的教育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