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死亡有一万扇门，生命应该如何谢幕？_风闻

前些天，一条令人唏嘘的新闻上了热搜：台湾著名主持人傅达仁先生，2月24日在微笑中选择安乐死离世，享年85岁。

傅达仁先生在台湾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体育主持人，1990年，傅达仁参加了北京亚运会的解说，1991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傅达仁先生这些年来一直饱受胰腺癌的折磨，每天都要经历剧烈腹痛，吗啡剂量提高到一天4次，每次40cc，而且服药还会伴发严重呕吐。

2018年6月，傅先生选择在家人的陪伴下，赴瑞士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段视频中，傅先生靠在儿子的怀里，手持安乐死的杯子，询问如何喝下去，那样子就和谈论一杯普通的药没有分别。

而周围的人，时而对他微笑，时而拍手鼓励，直至他将杯子里的东西全部喝下去。很快，傅先生就倒在了儿子的怀里，安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世间，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生命是最神圣的存在，老话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安乐死的出现，给死亡这个旷世课题，加上了几何裂变的难度。

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死亡？是主动离开，还是熬到油尽灯枯最后一秒钟？哪一种，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身体发肤皆来自父母，身为儿女，感情上我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亲人自己选择离去。

傅达仁的儿子对于父亲的死，还是无法面对，想起爸爸就一直流泪，他说：

（父亲喝药安乐死）这段视频就保存在手机里，有时候不小心翻到，内心就会很难过，实在是不敢看，看一次心就会揪一次。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小说《疼》，也描述了丧亲之痛。

一个穷困潦倒饱受歧视的女裸替演员，奋斗了将近十年，终于有了起色，可是这时候，乡下的妈妈得了癌症。

医生说肿瘤切下来，治好了，也不能保证以后会不会复发。

一边是苦熬出来的新生活，一边是骨血相连的母亲，一个代表未来，一个代表过去，她该如何选择？

她终于还是花光了自己忍辱负重而来的积蓄，倾家荡产给母亲看病，又经历了四处借钱无门的终极人性拷问，但是依然没能留住母亲。

换成我们，也会这样做吧，舐犊情深似海，但凡有良心的人，多难也会选择给父母治病。

面对身患绝症的亲人，我相信我们任何人都说不出口，你安心地去吧，不要再牵挂我们，牵挂这个世界。

除了亲情之外，在心理上我们也很难接受父母的离开。

最近一期的《我家那闺女》，邀请到了《家有儿女》中饰演爸爸的高亚麟老师来做客。

高亚麟说：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在场的人都没听懂，可他一解释，大多数人都瞬间泪目莹然：

父母在，你看不到死神，父母一没，你开始能清晰看到你人生的尽头。

父母就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精神寄托，自私一点说，爸妈在，哪怕只能在床上躺着，爱也就还在，家也就还在，我们立身于天地之间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就也还在。

2016年，BBC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理性客观地探讨了安乐死的问题。

57岁的西蒙·宾纳，毕业于剑桥大学，有温暖的家庭，事业成功，为人风趣幽默，是好友中的领袖，派对中的灵魂。

2015年1月，西蒙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 他会失去语言能力，逐步瘫痪，最后呼吸衰竭而死。

这样的难堪，对一直**“高姿态”**生活的西蒙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西蒙做出了安乐死的决定。

他的妻子黛比，陪伴他接受安乐死机构医生面试时，却产生了质疑。

虽然西蒙的病情是不可挽救的，他也是在自愿、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但是黛比认为西蒙在病痛中，情绪是波动的，他此刻的决定，可能并不是他今后想要的。

虽然西蒙最终还是选择了安乐死，但是反悔的人也很多，瑞士的安乐死机构Dignitas的数据统计，有70%的人，通过申请以后，没有再和他们联系。

西蒙去世以后，黛比始终无法释怀，她一直认为，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才让西蒙不愿留在人世。

而西蒙的妈妈也活在无尽的哀伤中，自主选择白发人送黑发人，这让妈妈情何以堪。

在西蒙的葬礼上，主持人说：

“无论此刻多么像是终结之时，今天都不是西蒙的盖棺定论之日。”

是啊，如何确定当事人真正的意愿，以及如何解决亲人们的创伤，都是关于安乐死，说不清理还乱的难题。

21岁就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霍金也谈论过安乐死：

如果那个不幸的人希望的话，他应该拥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管生活看上去有多糟，总有一些是你能做并且能够做好的事。活着就有希望。

虽然我们会组织出若干理由，不希望亲人主动离去，但实际上，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健康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有人把疼痛分为了十二级，最初级的是蚊虫叮咬，自然分娩的疼痛是十级，而癌症晚期的疼痛最高，为十二级。

70岁的孙树和67岁的郑爱珍，住在武汉汉南区纱帽街。

2013年，郑爱珍被诊断出结肠癌晚期，住院一个月后，病情开始恶化。

郑爱珍进食困难，周身疼痛、乏力、厌食、恶心、便秘，吃每一粒米，都好像吞下的是一把玻璃渣子，每咽一口水，就连着呼吸都痛。

看着没日没夜疼得床上地下撞头打滚的老伴，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孙树答应了郑爱珍的恳求，送她去了江边投河。

看着在江里飘了几百米，终于淹没在江水下的老伴，孙树泪流满面，蹲在岸边嚎啕大哭。

和老伴同甘共苦了一辈子的孙树，在病痛的现实面前才发现，这份苦，他共不了。

最后，70岁的孙树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四年的有期徒刑。

像郑爱珍一样不堪病痛选择自杀的人，并不是极端的个别案例，百度上随便搜一下，就会出来一百多页。

是这些人的意志薄弱吗？

但凡能活着，谁想死呢，不是痛到了极限，谁都不会走这条路。

患者身体上的痛苦，可以用一些药物暂时缓解，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是无边无际，无时不在的。

被恐惧折磨，被流言蜚语折磨，被花钱拖累家人的自责折磨，被生命变得没有意义折磨……孩子不孝顺的，还要饱尝亲情分崩离析的折磨。

最重要的是，患病，让人变得没有尊严。

72岁的张先生颈椎受损，瘫痪在床。

“有一天夜里，我觉得眉毛奇痒无比，我想伸手去挠挠，但就是够不到眉毛。”

长期卧床让他度日如年，痛苦至极，他每天醒来以后最沮丧的事情，就是自己还活着，他对儿子说：

“求你了，给我买瓶安眠药，让我死了吧！”

儿子当然不会给他买药，张先生更痛苦：

“我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每次进食他都感到屈辱，换管子时，更是被呛得满脸通红。

因为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也脱了臼，后来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不想这样如同行尸走肉一样**“被活着”**，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寒冷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谁能想到写下这句豪情壮志的一代文豪，弥留之际竟是这样的处境，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101岁他的遗言是：

“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傅达仁先生之所以选择安乐死，他明确地表示：

我要求尊严，我不要像个怪兽一样，浑身插满管子死去。

对每一个绝症患者来说，体面地死去，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这是人类对生死最美好的憧憬了，但安乐死，是否真的能带我们看遍彼岸之花？

局部个体，可能会吧，但是放大到社会范畴，依然是一个谜题，因为安乐死和人性，永远都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日本有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述了日本古代信州一个贫苦的山村中，由于食物长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节省下粮食给年轻人。

这也是当下安乐死存在的问题之一，老人也许还想活下去，但是看着儿女照顾自己的辛苦，流水一样的花费，被拖垮的家庭，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坦然。所以安乐死是否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很难得知。

对于儿女来说，安乐死则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工具。

《小偷家族》里的奶奶去世以后，他们的生活无以为继，于是假装奶奶没死，骗取养老金。

现实生活中，开启了安乐死之后，会不会故意让奶奶死掉，继承财产？

要出台多完美的法律，才能主宰善良的生命呢？

而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安乐死也和他们的职业天职相违背，被医务工作者奉为“圣经”和操守的《希波克拉底宣言》里明确写着：

我绝对不会为任何人提供死亡的药物，也不会为任何人指出可以死亡的途径。

英国医学专家怀特尖锐地反对安乐死，他说：临床实践中引入人为死亡，医学的本质就被改变了，他将会变成主观判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可安乐死的原因吧，因为它涉及到人的生死权利。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生死权的案件，特丽·夏沃是世界上，第一个因为生死权问题而成为全球焦点的植物人。

特丽·夏沃1990年心脏病发，导致脑部缺氧造成永久性损害，而成为植物人。

8年之后，她的丈夫迈克尔·夏沃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拔去特丽的“生命之管”，但是特丽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女儿还有呼吸，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谋杀。

在接下来的7年里，特丽·夏沃的进食管拔了又插、插了又拔，争端不断升级，甚至美国法院、国会都为此分为了两派。

布什总统虽然坚决持反对态度，但在最后一次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拒绝给这个女孩再度插上进食管，半个月后，特丽死去了。

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强烈的谴责和质疑，至今仍是难解的命题。

特丽的丈夫渴望自己新的生活，好像并没有错，特丽的父母更是爱女情深，也没有错，但对于当事人特丽·夏沃来说，或许是一个解脱。

谁是谁非，已经不再是法律可以解决的，并且超出了道德与良知的范畴。

人的生命，我们无法决定，那死亡权，到底能否交还给个人本身？

去年有一篇刷屏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上了人工肺之后效果不错，肺部有明显恢复。医生决定“拔管”（把“插管”时深入肺部的呼吸管拔出），同时用人工肺支撑氧气供给。

拔管后，病人就可以说话了。一见到亲人，病人就哭诉：开始以为是做了噩梦，后来发现比噩梦还可怕。

病人虽然被镇静了，但什么都知道。

知道各种粗细的管子从不同部位插到自己身体里，

知道血液在流出，

知道是外面的机器在供氧，

知道机器、血液有各种问题，医护人员忙来忙去在救她。

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在生命边缘，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

她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熬。

听完我感到非常内疚。在决定是否上人工肺时，我没有考虑病人的痛苦！

我认真地和夫人说：“如果我被传染了，或者以后有意外情况。绝对不允许给我上这个东西！”

我坚定表示：“有空了我就写遗嘱，制止花钱给我上刑！”

当十二级的疼痛加在一个人身上，日复一日，永无休止，那种感觉，恐怕真的跟**“上刑”**没有差别。

可是比“上刑”更可怕的，是“绝望”。

是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痛苦只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长，越来越难以忍受。

那扇解脱之门近在眼前，如果可以自己选择，又有几个人能忍住不多走一步，早点解脱呢？

但是，即便如此，安乐死依然是一件在情、理、法之间纠结、没有标准答案的潘多拉之盒，不管它放出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可既然出现了，就代表了人的一种欲望：

死和生一样神圣，如果可以有选择，我希望可以体面地离开。

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人生终须一别，死亡可能有一万扇门，而你，又会希望生命在哪扇门前谢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