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甲骨文上的“西邑”，就是夏朝_风闻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尚书》、《逸周书》和佚书20多篇，其中清华简《金縢》能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直接联系。从清华简来看，现在不能证明，也不能反对孔子编百篇《尚书》之说。但是清华简足以说明东晋以后的古文《尚书》没有历史根据。清华简中，《尹诰》、《尹至》篇有很多的用词和语法同今文《尚书》中的《夏书》和《商书》是一样的。清华简里没有《尚书》和《逸周书》的差别，因此我们对《逸周书》里面若干篇书的估价，还应该提高。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对于古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初步估计全部清华简有64篇或更多一些书，内容和《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有一些关系，但与《书》的关系更重要。按照后世的分类，一种是真正的《尚书》，见于在今天传世的《尚书》，或者由其标题或内容可以推定是《尚书》的；第二种是不在《尚书》，可是见于传世的《逸周书》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可是从其体裁来看是和《尚书》、《逸周书》是一类的。这三部分总共有20多篇，是清华简的主要内容。

此外还有关于历史方面的材料，如清华简第2册整理报告的内容，是《系年》。原无标题，但其体例比较接近于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有些文句和传世的《竹书纪年》非常相近甚至相同，故定其名为《系年》，已于2011年出版。

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帛书，1951年至1954年陆续在长沙发现了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战国竹简，但这些竹简还都不是严格意义的书。真正发现战国时代的竹书，那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可惜竹简残断过甚，现在没有办法拼起来。当时我认为是儒家的作品，现在还有人这么看，不过现在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竹简是墨家的作品。此后湖南慈利石板村也出土了竹书，但是多数残碎。真正重要的是郭店、上海博物馆、清华这三批竹简。与前两批竹简偏重于儒家、道家著作等思想性、哲学性的内容不同，清华简的内容主要是经史类的，而且主要是和历史有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批随葬的竹简，反映了墓主的思想和学术倾向。银雀山一号墓就都是兵书，我们可以想见墓主人一定是军事家。郭店墓的主人按我的意见是“东宫之师”，是教太子的老师，多有思想性内容，摘录的《语丛》也是思想性的内容。清华简的墓主人，可能是史官一类的人。

下面我们谈一谈和《尚书》、《逸周书》有关的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清华简里面真正能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直接联系的，最主要的就是《金縢》。刘国忠教授整理的《金縢》这一篇，竹简相当完整。虽然有一些地方要补字，也有个别很重要的地方和今本文字不一致，可是很明显这一篇就是《金縢》的内容。

过去因为竹简整理尚处于初步阶段，而媒体很关心，我们曾以为竹简里有《康诰》，后来证明不是《康诰》。这是因为有一支尾简有几字和《康诰》最后几字“民世享”相同，其下留白，遂以为有《康诰》，结果不是《康诰》。我们也曾以为有《立政》，因为我们在简上看见的话，跟《立政》差不多完全一样。可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是《立政》，而是跟《立政》有关的另外一篇东西。《金縢》则没有这些问题，虽然它并没有写“金縢”这样的标题。这样我们能有一个估计：济南伏生传的今文《尚书》，或说28篇，或说29篇，所以《尚书》的篇数并不多，数量很有限。孔壁出的《尚书》，据说比伏生本增多16篇。

相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现在发现《尚书》类文献20多篇，数量上同它们差不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一定会问，先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部《尚书》？——当时可以不一定称《尚书》，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尚书”这个名字是汉代才有的——特别是有没有一百篇《书》，是孔子选的？这一点实际上不能从清华简中发现，或者据伏生的、孔壁的《尚书》证明，至少我们这个墓里面没有百篇《尚书》。可是这也不能说当时就一定没有百篇《尚书》。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尚书序》。《尚书》确实有一百篇的序，而且汉代的人都相信它，郑玄还专门作了注。《尚书序》说明有过一百篇的这种设想，或者有这种东西。清华简能不能证明《尚书序》的存在呢？至少有一点可说，就是《金縢》。

《书序》很明确讲它名为《金縢》，《史记》也称《金縢》，可见当时有“金縢”这一名称。如果《尚书序》普遍流行，在楚地，竹简的主人也看到过《尚书序》的话，他为什么不把这一篇东西称为《金縢》呢？这一篇用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个题目不是随便取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见于《史记》。

因此这个标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楚地，墓主人是承认这个标题的，而且特别用了“志”。《逸周书》在《国语》等古书中常常被称为《周志》，“志”应该是对前人言论、事迹的记述，此处用了“志”，和《周志》接近。这一篇在百篇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篇，伏生所传，但是墓主人是不承认《书序》的。如果他看见《书序》或承认《书序》，为什么不写“金縢”而用这样一个名字？所以很可能他没有看见过《书序》。

当然，说他没有看见《书序》，并不一定等于在公元前三百年没有《书序》或与之类似的文字。其它各篇，也都没有用《书序》的篇名，但是有的比较接近。比如《说命》，是古文《尚书》，可是在孔壁增多的16篇里面并没有《说命》，今天的古文《尚书》有《说命》，清华简有，标题是“傅说之命”。

“傅说之命”就是“说命”，可是名称还是有差别。《说命》见于《礼记·缁衣》，如果我们承认《缁衣》是子思作的话，那么子思是用“说命”这个标题的。而在楚国的人不用“说命”而是用“傅说之命”，虽然“傅说之命”就是“说命”，可是还是不一样。有一点要注意，东晋的伪古文《尚书》中的《说命》是三篇，作伪者怎么知道它是三篇的呢？那就是《书序》，因为《书序》告诉我们《说命》是三篇。

今天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真是三篇，因此《尚书序》还是有根据的，否则它怎么知道是三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傅说之命》很难读，里面的问题还比较多，有不少有关商朝历史的话，还有一些神话性的内容，里面的若干文句和《国语》比较接近，我们希望能尽快地发表。所以，从我们清华简的发现来说，现在不能证明，也不能反对孔子编百篇《尚书》之说，不过墓里面没有孔子所编百篇本的《尚书》。

第三个问题，清华简的消息公布之后，大家特别关心东晋本《尚书》的真假问题。从宋代以来，特别到阎若璩之后，东晋孔传本《尚书》是一部伪书差不多已经成为定案，虽然很多人曾经想翻案。晚清的代表者是洪良品，写了好多部书，来为古文《尚书》翻案。今天我们应该比较公平地说，洪良品的翻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里面有些地方批评阎若璩、惠栋，是有道理的；可是，总的说起来，还是站不住脚。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辈学者张荫麟先生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把洪良品所代表的思潮里面提出的证据统统都驳倒了。

最近这些年，又有一些学者来翻案，而且写了整本的书。应该说这些书有一些地方也是有道理的，可是总的说起来，不能推翻从宋代开始到阎若璩、惠栋的工作。所以大家特别关心清华简里面的《尚书》能不能证明伪古文《尚书》的问题。这个问题，清华简本身不能做充分的说明，因为清华简和古文《尚书》有关系的篇章很少，可是还是能够举出明显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尹诰》。《尹诰》这一篇又称为《咸有一德》，《史记》以下，都用的是《咸有一德》。因为西汉时期孔壁发现的《尚书》，里面就有这一篇，题目就是《咸有一德》，司马迁用的名字也是《咸有一德》。司马迁受学于孔安国，亲见古文《尚书》，所以他用《咸有一德》没有错。“尹诰”这个名字比较早，见于《缁衣》。

《缁衣》传说是子思所作，《缁衣》里面所引《尹诰》，见于东晋孔传本《咸有一德》。所以大家觉得《咸有一德》所引有见于《缁衣》的《尹诰》，这不是没有问题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清华简里面有整篇的《尹诰》，原简没有标题。那么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所见的简，就是《尹诰》呢？因为这简的第一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所引作“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所以《尹诰》又名为《咸有一德》，就是从这个句子来的。郭店《缁衣》简和上博《缁衣》简都是一样的，作“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与《礼记·缁衣》有一点文字差异，这是允许的。

**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基本相同，分章也一样，《礼记·缁衣》则有不同，且多引了一段《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后两句或以为不是《尹诰》原文。自郑玄以后，历代的注疏家对于这一段话有种种解释，但都无法讲通，而且都承认不好懂。这段话很古奥，****“西邑”见于甲骨文，现在看来就是夏。****不仅如此，而且《礼记·缁衣》也有不同的本子。郑玄说：“见或为败，邑或为予。”邑和予古文字形接近，当是抄错为予字。现在清华简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这句话就好懂了，而且这里确有“败”字，说明郑玄所见本是有道理的。这句话紧接着“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可见清华简这一篇就是《尹诰》。**如果以上的论证无误，那么东晋本的《咸有一德》完全不对。因为除了这几句引语，二者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推翻了东晋本。

其实不止这一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今本《说命》，也除了《国语》所引之外，毫不相关，完全不是一回事。清华简里面还有很长的一篇，有可能是《冏命》。如果这个推想不错的话，那也和今本毫无关系。以上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是足以说明东晋以后的传世本没有历史根据。所谓作伪，我一再地说并不一定是古人是个骗子在骗我们，而只是整理了一些材料。陈寅恪先生说古文《尚书》可能就是古人把一些过去剩下的材料整理了。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设想不一样，这个看法对不对，还可以讨论。

附带的我想在这里谈一个问题。很多人谈到考证方法论的一些问题，比如一部书，里面有一部分证明是真的，其余部分并没有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其余部分完全可能是伪的，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说一部分，比如有十篇，里面有一篇证明是真的，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就使其它几篇是真的的可能性提高；相反也是如此，如果证明十篇里面有一篇是假的，那么其它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一点应该承认。最近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提出所谓“顾颉刚难题”，我个人不太赞成这个说法。现在表明古文《尚书》里面有几篇是假的，那么其它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加大。

第四个问题我想在这里特别说一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九篇中，有八篇是《尚书》类的文献。其中除了我们讲的《尹诰》，还有命名为《尹至》的，谈的都是夏和商的关系，是有关商汤伐夏的材料。这两篇字迹、简制相同，为同一抄手所抄。《尹至》这一篇所讲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慎大》。看来《慎大》是本于《尹至》或类似的材料，二者对读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包括《慎大》篇的错字都可以指出为什么写错了。《尹至》、《尹诰》讲商汤灭夏，按照《尚书》的体例，可以称作《商书》，称作《夏书》也不是不可以。起初读起来会感觉有些句子很浅显，可是仔细读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有一些句子很特别。它的特点是很多的用词和语法与今文《尚书》中的《夏书》和《商书》是一样的。

且不管《夏书》和《商书》到底是什么时候作的，清华简这两篇和它们的体裁是一样的。比如《尹至》开头，汤见到伊尹，“汤曰：格”，现在今文《尚书·汤誓》有：“王曰：格”，王就是汤，就等于说“汤曰：格”。《商书·盘庚》有“王若曰：格”。这种句子，其它地方没有，所以它们应该是同出一源，同时而作。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这里面有夏人说的话：“余及汝皆亡”，《孟子》作“余及汝偕亡”。

这句话见于《汤誓》，作“时日曷丧，余及汝皆亡。”《尹至》还有一句话作“其如台”，前人指出意思就是“奈何”，又见于《汤誓》、《盘庚》、《西伯戡黎》，还有很多例子。所以我们看《尹至》、《尹诰》，开始看很浅显，会怀疑是不是战国人瞎编的。可是如果你一对照的话，就会发现其来源是一样的，和《夏书》、《商书》一致。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如果我们进行综合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这些《尚书》类文献，在用词遣句和文法上还有很多和西周金文一致，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介绍。

第五个问题很重要，在这个简里没有《尚书》和《逸周书》的差别。有明确知道是《尚书》的，比如刚才讲的《金縢》、《傅说之命》，还有《冏命》（如果是对的话），不管其内容如何荒唐，也一定是《尚书》。还有一些一定是《逸周书》，比如沈建华老师整理的《祭公》，李均明老师整理的《皇门》，今本《逸周书》就有。还有一篇《逸周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程寤》，从唐朝以后就不存在了，但是尚有一些佚文。

这三篇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分类，就是《逸周书》。可是在清华简里面，它们和《金縢》、《傅说之命》没有差别，都是《书》。这一点并不稀奇，在秦以前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所称的“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所以它还是《周书》。

《左传》、《战国策》曾引《逸周书》若干篇，像荀息，狼瞫引用的。如果我们相信《左传》、《战国策》记载的话，那就是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引这些东西了，引的时候就称《周书》。而在《左传》、《战国策》里面引用今本《尚书》某些内容的，有时也称《周书》，或《商书》等。所以当时人的思想里面，这些东西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可能就如同某些学者说的，是因为孔子编了百篇《尚书》，而《逸周书》是“孔子删《书》之余”。

如果真是这么理解，那么《逸周书》本来就是在《尚书》这一类东西之中。特别应该指出的，比如《祭公》这一篇，在《缁衣》里面就引用了，称作《叶公之顾命》，“祭”与“叶”可以通假，而我们清华简就称作《祭公之顾命》，这个标题和《缁衣》篇是一致的，而《缁衣》引用它时是和其它的《书》完全同等的。所以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东西，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这对于我们认识清华简也有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清华简的这些内容都可以称作《书》。

传统上认为汉朝发现《尚书》古文有两次，一次是汉景帝末年的孔壁，比伏生所传多16篇，另一次是杜林于西州所得“漆书“古文一卷。现在看来不是这样，要不然《逸周书》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呢？沈建华、刘国忠先生经过研究，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字为什么是错的，或者是脱漏，或者是衍字，或者是改错的。怎么改错的，为什么改错了，这将竹简本与之一对照，就可以明白。比如《皇门》这一篇，最后的句子根本就没法懂，清朝人说可能有缺句。

现在看起来大概就是丢了一枝简。还有一些字，多年以来大家就不认识，有些字虽然不认识但是意思可以明白。我和黄天树教授都曾释过“□”字，指出它的意思是“助”，在清华简里面它对应的字就是助。至于它究竟是一个和助同义的字，还是就是助字，还可以讨论。这样我们就认识到，西汉的时候，先秦古书的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这一点是我们近年竹简帛书发现的一个概括性的推论，比如我们已经多次发现《诗》的文句，如果拿齐、鲁、韩、毛四家诗来套，根本套不了。阜阳简《诗经》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不是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因为汉朝以后的家法，字只要写法不同，就是另外一家诗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流行的还有很多异文。

所以当时决不仅仅只有四家诗，《尚书》恐怕也是一样。除了伏生一系和古文《尚书》之外，《逸周书》就说明当时还有很多流传的《书》。71篇的《逸周书》，一定是汉朝人编起来的，因为71加29就是一百，就是为了凑这个数。他们怎么能收集到呢？就是因为当时有古文的材料在流传，而这一点不见于任何的记载，可是我们可以从现在的发现做这个推论。当时人读古文的水平，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好，可是有些地方他也不够，出现了种种错误。

所以《逸周书》的本子一定是汉代的。有些人认为是西晋汲冢出土的，唐朝人就称之为《汲冢周书》。汲冢到底出没出《周书》，这个问题不能从我们的材料推出，现在还有争论。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提到有《周志》，《周志》好像就是《周书》了。

可是那个文王梦天帝的内容在现在《逸周书》里根本没有。所以汲冢当时所出《周志》（或称《周书》）究竟是什么，今天还无法证明。可是现在《逸周书》里面有些材料，一定是汉代人见过的。比如《程寤》里面有一大段，在王符的《潜夫论》里面就有，而且他加了些讨论。那一段是很清楚的，而且和竹简本非常一致，这就证明他当时一定是看见了，否则怎么能一致呢？所以今天流传的《逸周书》，在汉代一定有它的起源。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由于我们还有一些有关的材料，将来可以进一步研究。

在此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对《逸周书》里面若干篇的估价，还应该提高。比如这次我们发现的《程寤》、《皇门》、《祭公》，特别是后两篇，就是西周的东西。我们举些明确的例子，比如《穆天子传》里面经常提到井利、毛班。以前于省吾、杨树达先生写文章证明班簋的“班”就是毛班，今天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定不会错。后来我们研究青铜器，指出当时还有个利，虽然没说是井利，可是身份和《穆天子传》中的井利一样。

大家要知道，《穆天子传》并不是历史实录，它是战国时代的小说，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但不可能是真的。战国时代的人怎么知道井利、毛班？后来《今本竹书纪年》才有———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我们看到战国时代竹简本的《祭公》，井利、毛班还有一个毕鸟亘，就是穆王时候的“三公”（当然这个“三公”不一定是“三公九卿”之“三公”），于是我们才恍然大悟，《穆天子传》里的这三个人，是从类似《祭公》这样的文献里来的，从西周以来就传有这样的材料。《穆天子传》里面还有一个毕矩，可能就是毕鸟亘之讹。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们《逸周书》的真实性，但不是《逸周书》的所有材料都有这样的真实性。

最后说说《皇门》的重要性。《皇门》这一篇在《逸周书》里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材料。这一篇一开头就有“周公若曰”，我们简里面没有“周公”，是“公若曰”，里面谈了很多事情，过去读不懂的，这里都能读懂。清代虽然有研究《逸周书》的学者，像陈逢衡，指出这一篇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东西，可是其他人对于这一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争论还是很大。现在我们读清华简，可知它非常可能是周公摄政时代的东西。

可是这里只有“公”字，有人会怀疑是不是一个普通诸侯国的公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里面自称为“寡邑小邦”，西周一直是自称小邦，而且文中还把自己和夏朝、商朝相比，一般诸侯国不可能有这种口气。因此《逸周书》传世本说是“周公若曰”，应该还是事实。如果真是事实，它反映的应该是周公刚刚摄政时的心理状态，所以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献。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类似这一类的问题，还能举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