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人们需要正确认识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的关系_风闻

        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是人类的自由而经济的目的是追求财富。

        社会再生产要求生产能力扩大，以满足人类需求增长；

        经济要求市场有效需求扩大，以满足生产能力增长。

        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伦理一致；

        经济的目的与伦理不一致。

        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的共同点，是都以生产力进步为基础。认清这两者的特点与共性，有助于理性探讨经济现象。

        用同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经济体获得的效果大不相同：

        生产力水平达到顶级的经济体，因为生产力进步趋于停滞，经济刺激措施只能改变经济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进步，只能把问题爆发的时间推后，并以增加政府债务为代价；

        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则可能因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的结构性进步，也未必增加政府债务负担。

        讨论经济问题，首先不能不考虑生产力状况。因为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经济水平。

        其次必须明白经济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只关注哪一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错误的。

        第三就是不应该拘泥于立场，尤其不应该只死磕个别现象、个别概念。全面的、历史的、动态的观察和分析，才会有正确结论。

        在经济快速成长时期，因为生产力进步导致劳动者收入在经济价值中的份额降低，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速是正常现象；

        当经济成长到较高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经济竞争力有所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缓慢，居民收入增长赶上甚至超过GDP增速，也是一个规律现象。

        因此我们要的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不应该追求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

        说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的观点是不对的。

        应该长短期都看需求——还得是有效需求，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会导致经济活动的。

        社会再生产或者长期看的是生产力进步，也不是看供给。因为没有需求的供给毫无意义。

        只有在生产力根据人类社会的需要进步了，产生的供给才有意义。因此社会再生产也是长短期都看需求，而不是看供给

        茅于轼 说【通过良好的资源配置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他不知道，资源配置是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果是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并不创造财富，就如同劳动不创造财富一样。

        茅于轼在这里仍然没有弄清楚财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因为生产力的提高会使现有的财富贬值。要让财富增长，只有有效需求的扩大才可能。这说明茅于轼不懂经济原理和基本经济概念。

        以为生产力提高就等于财富增加，还是沿用的客观价值理论。从逻辑轨道看，是应该走向劳动价值理论、进而走向剩余价值理论的。也就是离马克思不太远。

        尽管他们自以为懂得了边际效用原理，也就懂得了西方经济学。其实，虽然他们在说别人的话的时候，可以滔滔不绝，听不出什么矛盾。一旦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就会破绽露出，无法自圆其说。

        刺激内需其实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延伸。许多批判凯恩斯的人，却主张中国转向内需经济模式，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当生产力进步遇到瓶颈，为了保就业，政府不得不刺激内需是一回事。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条件下，不主张用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提升经济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发展经济，却主张用刺激内需来发展经济，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发达国家转向内需经济模式，不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德国就不这么做）：

        生产力进步遇到瓶颈，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必须有有效需求来支撑。又因为为本国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在国外找不到有效需求了，只好从国内找。

        要刺激国内需求，一是财政增支减收，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二是宽松货币，导致超额消费。

        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转型为内需经济，目的很明确：不要继续抢占他们的国际市场，最好中国也变成外贸逆差国家，成为他们的单向出口市场。

        可是用刺激内需来满足低层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产业升级，长远看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在低水平经济时期就导致政府负债偏多，也会使政府在经济遇到困难时的调整能力减弱，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急需快速进步的时期，过多的关注贫富差距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会过早地迫使资本流出，也会过早的降低人们的勤奋度。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保持和加强经济的竞争力，都有消极作用。

        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的是保持社会稳定。而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政府要努力之外，理性的社会舆论，让大家明白经济规律，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做生意只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不一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可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做生意难”也许就是保护生产力顺利发展的手段。

        比如过分的任凭资本自由化，将使得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恣肆纵横，势必压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长，使得本国生产力进步受到阻碍，经济增长缓慢。

         政府参与财富分配的份额多大，是由经济允许的范围决定的。

        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政府获取财富的份额如果过大，要么挤压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导致资本消失或者流出；要么挤压了劳动者的收入空间，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

        这两种情况都会让经济增长减速。因此看政府在财富分配中是否过分，从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正确结论。

        税收增长而经济照样快速增长，说明税收增长合理；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说明生产力进步顺利。生产力进步导致经济附加值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收入增长才不会挤压资本必要利润空间和劳动者收入增长。

        而这时政府收入如果不增长，就会导致低级别经济盲目扩张，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利于生产力进步，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政府的财富份额越多，就越能保证市场有效需求的稳定，经济增长就会越稳定；

        富裕人群的财富份额越多，市场消费倾向就越低，有效需求就越不能满足供给增长的需要，经济危机就越容易发生。

        而政府财富份额的增加或保持，是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条件的。只有生产力不断进步，政府才能够在满足资本和劳动者的必要报酬基础上增加收入。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的本质能力在于出口。失去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无论如何做制度创新，最终都将失去增长能力。

        要保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一靠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科技更新），二靠制度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科技创新是根本。美国如果不能实现科技创新突破，经济的萧条将最终不可避免。中国不能被“内需”二字迷失了根本方向 。

        尤其是生产力水平已达顶级的国家，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办法在于提高生产力。不能提高生产力就没办法解决经济困境。

        表面上看，缩减开支、降低成本，有利于增强经济竞争力，从别人手中夺回市场。但别人因为市场被抢形成经济困境，又会影响回来。何况这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大规模信用降低、资产缩水、政府和企业破产，生产力被破坏，进一步加大经济困境，陷入恶性循环。

        用经济刺激政策，如果不能伴随生产力的进步，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于财政刺激必须以政府负债增加为代价，而且边际效应规律决定了作用越来越小，西方发达国家今天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这时候说，不应该紧缩，而应该刺激经济的话，其实没有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大家都明白。想饮鸩止渴，也得有鸩可饮才行。只有等待生产力进步。 

        在生产力进步还有很大空间阶段，不应该用剥夺富人财富的手段均贫富。中国现在不怕资本外流，但也不应该逼迫资本外流。

        因为资本是生产力进步的动力。等到了美国那样的生产力水平，资本对于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减弱了，或许可以用剥夺富人财富的手段均贫富。那也只是或许而已，因为那时资本自己就会外流，剥夺财富会导致资本逃更快。

        征收遗产税，从直观看，是平等的伦理要求。但是在一定环境下，它可能导致经济竞争程度的降低，使生产力进步的速度减缓，违背人类自由伦理的要求。

        因此这不是用伦理争辩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只有从它会对经济活动带来什么效果进行分析，才是正确的。如果讨论的结果是征收遗产税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就应该征收；否则，就不应该征收。

        就经济关系分析经济关系，从而得出伦理、政治判断，是不会正确的。

        在生产力进步比较顺利的阶段，经济附加值份额持续增长，社会矛盾可以得到较好解决。当生产力进步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经济附加值份额增长趋于停滞，社会矛盾就呈现激化趋势。这不是用什么公平自由原则可以解决的问题。公平自由只有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才会增加。

        制度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把手段当作目的，强行实行某种制度，就如同在印度、刚果金、马里等等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共和制度一样，结果不会好。

        中国现在的制度要变革，但未必一步到位就会好。而且有些制度也许就终究不应该完全到位，也许在朝完全到位的方向走一段，会有更好的制度代替。关键看经济效果如何，当然更要看生产力是否进步着。

        我反对给中小企业减税。中小企业目前要做的是赶快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生产力进步。减税会降低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急迫性。会让低水平产业得以苟延残喘。

        在低级别水平待得越久，与发达国家的高级别产业的距离就会越大，将来追赶起来越会吃力。不如趁现在经济增速降低，但就业问题不严重的时候，逼迫中小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加快升级速度。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税收太高，而是成本上升。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生产力进步，从而降低成本，保持并提高市场竞争力。

        如果没有了科技更新的空间，成本上升导致的困难就只好用减税来解决。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水平离发达国家还很远，也就是科技更新的空间还很大。减税只会降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以为进口会或者应该等于出口，是把经济当做了社会再生产了。这又与马克思的思维方法一致。

        经济是追求财富的。赚了钱不是为了消费，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是为了积累财富。财富是消费的权利。

        有财富的人不愿意消费，没财富的人没有消费权利，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决定了生产力进步的国家必然、也应该是贸易顺差国。这是经济规律。

        张军说，中国经济不存在结构失衡，我赞成。但是他说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于供给，就违背事实与逻辑了。

        从来都是有了需求才有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离开人的需求，你生产什么？供给什么？

        没有人的需求，就不会有价值概念，更不会有经济活动。即使科技创新出原来没有的具体东西，也是按照人类的抽象需求指引的方向进行的创新。不是由供给决定。

        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中国现阶段应该只是暂时的不得已。如果不能用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方式实现出口有效增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夭折。

        因为中国还处于较低的经济水平，生产力水平还远未达到世界先进，明显特征在于科技更新还有很大空间。指望内需拉动经济，将会导致科技进步速度的放缓，不利于生产力实现质的进步。

        不过度搞福利、限制公务开支、给创业减免税都是应该的。但是给企业减税则不应该。

        当前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不足。给企业减税，就是扩大资本利润空间，会导致资本更快流入。资本间竞争的结果将是资源过多流向低效率产业，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生产力进步。而且劳动力成本会在经济水平不高的基础上过快上升，对以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利。   

        用促消费来拉动经济不应该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的经济措施。

        人为促消费会加大社会经济成本，同时缓解企业科技更新的压力，导致生产力进步缓慢，国际竞争力减弱，劳动成本超阶段水平高企，对产业升级与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在就业问题不严重的今天，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发展。用竞争逼企业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希望当局说促内需以拉动经济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不是真的要这么做。

        当前中国应该让市场价格指向自动调节经济结构，通过比较紧一些的市场环境促使企业加大产业升级力度，保持和提高经济质量，以强劲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当德国的贸易顺差巨大的环境下，我们完全不应该为自己的贸易顺差内疚。当然要紧的是市场环境的选择而不是人为的结果。

        经济增长靠生产力进步，生产力进步靠科技进步。发展中经济体科技进步靠科技更新，只要科技更新空间还大，经济的快速成长就可以持续。

        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科技更新空间还大，经济快速发展还可以持续，因此我同意林毅夫的看法，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20年快速发展。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是因为不懂成长阶段理论和生产力与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