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乡往之：【战略】案例分析：中国的家族与国家_风闻

​一、反家庭、家族的一时功效

（一）离家

上个世纪初，中国遭受外部入侵掠夺与内部战乱纷扰，痛感于中国人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很多人于是把矛头指向家庭与家族；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中国人普遍只是顾及家庭与家族，才会自私自利，为小家忘大家，罔顾国家与民族的极端困境，无视同胞与人民的极度痛苦，而造成当时国人遭受的种种苦痛的。

（二）分析

那么，国家主义者对此有何看法呢？

姑且不说如费孝通所言：“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显示出所谓“家本位”分析的浅薄；就应对当时的紧迫时势而言，这样的分析固然肤浅，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对于动员年青一代起来为祖国而奋斗，也是很有效果的。

但是，那样的分析，终究只是一时应急的方法。

（三）根本

然而，囿于表面而回避根本原因，无法深刻认识或者故意回避人口对组织博弈的刚性约束这个根本问题；长期玩弄这套把戏，必定为未来造成巨大祸害。

别的不说，日本也同样注重家族，到现在还是门阀政治；但是，这让日本人也一盘散沙了么？这阻碍了倭寇内部高度勾结，对外掠夺和转嫁么？

二、甲午战争分析

（一）现实激励对比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用这段对比来描述所谓的“资本”；然而，现实能够作恶的，永远都是裸猿自己。但是，有一点马克思说的是很对的，那就是：不同程度的利益，对人与人群的行为的激励，对人群的动员与组织所起的激励，是非常不同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同一人群，不同程度的剥夺，可能引起的反抗的烈度也是不同的。

甲午战争中，按日元计，日本军费开支 2亿日元，据《日本史史料集成》所说，是政府经常性军费开支的 2倍。而其获得的各种赔偿约 3.4亿日元。

假使大家以为赔款减去支出，就是起战争收益，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些军费大部分是发行公债筹措的，也就是说，是一项面向其国内乃至国外的战争投资。日本政府固然要为在这些公债支付本息；然而，这部分钱，大部分是流入到日本的战争共同投资人那里去了。

而后，剩下的赔款，除了造了一家钢铁厂外，其余的，用来建立金本位制和扩充军备。

用来创立金本位，使日本的金融获得了相当的稳定性和自主性，这姑且不论；用来作为军费支出的，例如被服费一项，即相当于日本棉织品的年产值，可想而知其对日本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战争赔款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回报”其国民的。

于是，日本的公债购买者获得了“投资收益”，日本政府增加了大量装备，促进了军队的组织化与实力提升。且不说割占领土，以及对国际局势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

由于公债的军事目的明确，也只有通过打败某个对手，从对手那里获得巨量赔款，收益才得以保障；因此，日本政府发行战争公债，实际上用共同投资的方式，来完成了内外部势力的勾结。

那么，清政府为什么不像日本那样，也发行用于战争的公债呢？

不幸的是，自两次鸦片战争战败以后，除非清政府的组织力量有根本性的发展，否则难以让人信服，其对清政府的战争投资不会打了水漂。

况且，这样的战争投资，一般的是要打到对方国土，能够有效的控制和胁迫其政权，才可望获得的。发生在中国国土的鸦片战争，或者甲午战争的陆战与海岸封锁，乃至于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不仅要面对外敌入侵，还要面对内部广土众民在这个少数族群政权失败后的离心与反抗；可想而知，是相对而言容易被胁迫而支付巨额赔款的。实际上，甲午海战发生在中国近海，清政府的防守姿态就暴露无遗了。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想到，纵然局势是反过来，是清政府派兵打到日本本土；想要获得同等丰厚的战争赔款，也是困难得多的，因为：

第一、日本人口较少，民族成分较为单一，因此一般的更容易结合起来反抗外部入侵；（除非遭受核打击那样的特殊情况）

第二、日本人口较少，因而高额的战争赔款，意味着分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的支付额度较大；因而更容易激发强烈的反抗；

第三、在当时，日本其实是英国在东亚扶植的，用以协助削弱中国，平衡沙俄乃至美国的势力。英国既为日本提供支持，战后日本的孝敬自也不少。如宋鸿兵所说：“……（日本）真正实现金本位被推迟到1897年。当大清甲午战败的2.3亿两白银赔款，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付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伦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国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剩余的钱分别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陆续换成黄金，分批运回日本，成为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正由于日本虽然有一定的实力然而人口较少，才被认为既是可利用的、又是可控制的；因而获得此一地位。

设想以中国之大，假使也通过战争，预期能够获得高额赔款从而得以发展内部经济，必然遭到列强远为激烈的反对与干涉。

（二）华夏内部的战争激励

的确，华夏内部，也不是没有可观的战争激励的情况。

当初清人入关，谁会不能玉祥到，只要能够问鼎中原，就能获得庞大的农业人口的税收收入，各种丰富的资源与手工艺品，以及难以估计的其它财富呢？

不独满清入关如此，其它的朝代更替，同样对竞争的各政治武装团体，有着极大的利益激励。

不幸的是，这样的激励，终究只是华夏内部的利益重新分配；并且伴随着的，还有此种重新分配所需要付出的，是（旧朝末期的）民不聊生、（朝代更替中的）流离失所、巨量的财产消耗和损失，以及最重要的，巨大的人口伤亡的内部代价。

除了周代（由于周人在特殊时代的创制）以及新中国（首先是由于得以学习西方的科技成就）这两次革命；所谓的“改朝换代”，不过就是一次次成功者王侯将相，失败者土鸡瓦狗的把戏罢了。假使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一般的就是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从而使得新的朝代的人均资源条件大为改善，因而替代了前朝末期的衰朽、而获得近百年的经济繁荣发展期。然而也无须苛责先人，他们之所以只能改朝而无法革命，首先乃是物质条件的约束所致，这是他们所无法掌握的变量。

（三）对匈奴之战

现在我们不论华夏内部的权力之争，看看汉武帝对匈奴之战。

为了给对匈战争筹措军费，曾经大举奖励举报隐瞒财产以增加税收收入，也曾经把各地的富商巨贾强行搬迁，可以说搞得鸡飞狗跳。

那么我们问，难道汉政府不能像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发行战争公债，这样既获得了可观的资金用以支持战争，更由于众人的投资，而增进内部团结、对外同仇敌忾么？

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把所有匈奴人的皮肉骨都拆了卖掉，也别想能够回本的。

（四）行为的历史理性

如上所述，对于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乃至决策者来说，现实激励的对比，对于他们思想与行为所起的约束作用，是比较小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人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思想行为的历史理性。

今天的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已经下降到不到 20%，即便如此，期待有一天中国的财富总量占世界的约 40%，从而人均为世界水平的 2 倍，也已经是非常高的预期了.想要更高的占比，就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大幅压缩中国以外的人群的平均水平，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作为对比，人口占比 5%的美国，可以以世界平均水平的 5倍作为人群的行为的普遍激励。

而在古代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人口，占与中国有较密切联系的总人口的比例，常常超过 50%；况且，古代中国在经济上长期领先，这就形成一个现象，即古代中国的经济规模占比很大，但是人均能够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幅度却比较小。

在这样的前提下，绝大部分再度扩张，都变的成本高昂而收益低下，因而缺乏可行性了。假使古人罔顾这样的事实，如同近百年来西方那样对外用武；那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疯狂之后的巨大消耗与灭亡。

（五）民族国家的边际效益递减

由于二战后普遍的民族国家浪潮来临，传统民族国家行为模式的边际效益，已经由于多方的知己知彼的高度竞争而大幅递减。

不要说中国，现在就连美国，想要通过直接战争获得利益，也由于太容易被别的势利利用而演变成对别国代理人的消耗战，而基本成为妄想。这一点，看看近二十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表现就很清楚了。固然两场战争养肥了军工复合体，却造成对美国实力的极大消耗。

然而边际效益递减，绝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模式的意义就变小了。正如当每个人都努力学习，于是每个人都要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因而个体努力学习的竞争效果降低了；却绝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不努力学习。

在当今世界，不论嘴上扯什么，一个国家，若果能够按照民族国家的思想与规则行动，未必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妄想罔顾或者无法按照民族国家的行为法则，则必定受到惩罚。

三、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一）中国人的组织力

中国人的组织力低，这特别的是与鼎盛时期的西方与日本比较而言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人的平均水平，约略在中等。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相对于西方诸蛮族与日本，总的来说相形见绌呢？

简单来说；

首先、中国人口过多，就导致内部团结（勾结）的难度增加；

其次、中国人又普遍特别机灵，基本上是机灵过头，这就导致一方面精准执行与配合能力的削弱，另一方面造成对组织规则的规避与破坏。

再次、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还特别能意淫，个体欲望高度膨胀；这对一般呈现等级形式的组织所要求的对应原则造成极大冲击。

（以上第二、第三点，描述的是中国人的整体平均状况。）

（二）组织与动员

中国的国家组织与建设者，一定要很好的区分（组织）动员和组织（执行）之间的巨大区别。

能够把人群动员起来，绝不意味着就能把人群组织起来。

组织，是需要各个个体高度精确的行动与配合，按照组织的形式与程序要求执行，以达成特定组织形式所赋予的功能与效用；这样才能算是实现组织化的。

（三）有动员而无组织

动员，只不过是组织的初始步骤而已。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来就没有普遍而真正高效的基层组织——这是只能求之于未来的。（有一次，斯诺曾经问周总理，中国的人口到底有多少；结果周总理踟蹰许久，才给出一个大概数字。连组织主体的数量都无法精确统计，其它一切免谈。）

直白的说，建国以后的组织错误，绝大部分是对中国人的组织素质整体而言中等偏下、组织条件较差这一现实认识严重不足导致的；结果陷入一次次的有动员而无组织的无序与混乱、内耗乃至疯狂之中。

（四）当前及往后的组织任务

特别是，当下阶段的中国，逐步实现较高程度的精密化组织，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

因此，研究和测量中国人（或者相关组织人群）的平均机灵与意淫程度，并且尽可能的加以必要修正，是一定要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综上，中国的国家组织者们，在进行组织建构时，一定要根据组织范围和组织主体的普遍（平均）组织品质，适当的调整预期目标；注重中国人组织品质的改善与提高。

（五）概论

最后补充一下，免得说我针对中国人；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这绝不是本人乐意的。世界上所有的裸猿，总的来说，总归是倾向于普遍的越来越机灵和意淫的（这在我而言是可以加以论证的）；比如说，德国人现在还可以以“刻板”来形容，有朝一日德国人普遍的变得像法国人一样机灵了，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组织力了。当然，还可以有两点修正，第一是机灵和意淫总归不是毫无限度的；第二，明白这一点后，人们有可能针对性的自我矫正，提高人群的组织素质（对此不要期望太高）。

三、团结精神与推己及人

在今天，不懂得中国人的组织条件与组织品质较差这一事实，试图增强家庭乃至家族、乡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罔顾百年前先人们必须面对的各中小利益团体对国家整体利益与人民福祉的偏离与冲突，固然是非常迂腐的；另一方面，仍然把问题归结在各种小团体主义，故意或出于无知而罔顾人口规模这个根本问题，把矛头指向表象而非根本，妄想自欺欺人；或者不仔细考察中国人的组织条件与组织品质较差的真正原因，并努力加以改进，也是非常愚昧的。

任何一个大规模的人群，都必然存在多层结构，在内中存在各层级的中小团体；这就意味着，纵然能够把某种形式的中小团体彻底毁灭，也必然出现其他形式结成的中小团体。

由于中小团体与整体在主体及其诉求上不可能完成重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相当的张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

因而大国政治所能追求的，永远都只能是良好的内部协调；而协调的根本，于组织成员而言，在于整体的团结精神与落实在局部的推己及人的扩展。

四、人口约束的复杂性

（一）人口基数

口口声声“唯物主义”，却妄想罔顾人口对博弈的刚性约束这一客观现实，自欺欺人；必定自食恶果。

尽管作为国家主义者，也特别希望中国人能够在比别的人群多十倍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与别的人群一样团结；只是，国家主义者明白，纵然这种可贵的状态能够在某段时间做到，长久仍然必须面对回归常态的风险与现实。因此，长久的对自己的同胞提出此种要求，既不切实际，终究也只能流于对内的失望、对自己同胞的苛责乃至怨毒——而这又能够成为自身罔顾整体利益的借口，或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荒谬观点提供土壤。

（二）基于国家主义立场的观点

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当前的中国人口是个错误——姑且不说这样“认为”也毫无意义。

一般的，国家主义者以人口基数与财富阶比（自己国家的人均财富与世界平均水平之比）为综合目标，只有人口不超过某个极值，才能获得一个较高的预期阶比；从而得以以此预期激励国人、增进团结，在民族国家的丛林中参与博弈。

因而以中国当前的过高的世界人口占比，自然是希望未来能够大幅降低的；但是，这也不过只是个人意见；终究，中国人民会用实际生育行为来作出选择。

在人均能源和资源太低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之前，还想大幅增加人口，那是妄想。如果人均能源和资源问题能够解决，中国人想要保持现在的人口规模，毕竟有了物质基础。若果中国人民终究用自己的生育行为作出这样的抉择，作为国家主义者，也不过是基于此，尽量提出相适应的策略罢了。

（三）中国当前的人口

就博弈而言，中国当前的人口，使得中国毕竟有较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与发展空间，这对于后发追赶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

设想下，如果现在中国的人口和美国相当，那么，作为后来者，面对前者的先发优势以及凭此完成的世界系统构造，想要在整体（总量）上超过美国，基本是不可能的。

因而，当前的人口规模，毕竟提供了一个战略上的过渡期；只不过，这也是需要以较低的人均预期值为代价的。况且，由于前三十年荒唐的人口政策与实施状况，导致了后来人口结构弊端的放大，因而大大增加了过渡期的困难，还需要两代人来承受。

（四）替代与改变

这一点，对比日本和德国的行为，就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作为与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人口与本土规模相近的国家，日本和德国想要获得前者的地位，就不得不复制前者的模式。而要复制前者的模式，又不得不直接暴力冲击前者，以夺取其模式赖以形成的殖民地基础。

最终，为了谋求霸权，就必须取前者而代之。

反观美国和苏联，自身人口规模都是英法的数倍，本土面积更是远远超出后者，因而就得以运作与英法不同的霸权模式，而回避与英法的直接暴力冲突，还可收鹬蚌相争之利。

（五）小有小的尴尬，大有大的烦恼

又比如，面对中国，苏联由于人口少得多，因而在对华工业援助基本完成后，就要开始担心有一天中国的工业发展起来，首先在规模上超过自身，进而冲击其共产主义阵营主导者的地位；正因此，之后诸如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并且最终形成中苏分裂的局面，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于苏联，这就是小有小的尴尬。

另一边，二战后的美国信心满满；然而，当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恢复生产时，由于其人口较少因而更容易内部团结，强有力的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策略，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对美国工业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于美国，这就是大有大的烦恼。

（六）人口不足的窘迫

人口不足的窘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参见下文：

【战略】案例分析：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战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83592

（七）得失之间

因此，人口基数的约束作用，在各个方面体现出复杂的现实后果；是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分析利弊，而不能简单概论的。这些以后再分别详谈。

这里想要说的只是，选择了人口的某个可欲值，也就等同于选择了后续基于这个人口基数所推导的种种刚性约束；选择了前者，也就等同于同时选择了后者；这是不可能回避的。妄想什么好处都能捞到，什么代价都不需付出，不仅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还将使思想与行为与目标之间产生巨大张力，从而最终损害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

五、并非优势，因而必不可少

正如潘维所说，在西方，集体主义是现实，个人主义是理想；在中国，个人主义是现实，集体主义是理想。

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中国之倡导集体主义，首先并不是什么“基于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或者其它玩意儿之上的特有优势”，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在过去几百年主宰世界，内部的高度勾结正是其优势之一。

相反的，正因为中国的各种组织条件相对较差，因而集体主义，以及诸如强有力的中央组织，作为可观的弥补，不仅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是 必 要 的 而 不 可 或 缺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