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等到发诺贝尔奖，我们才知道屠呦呦_风闻

春节里，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最新节目《偶像（ICON）》中，“捧了”一把屠呦呦，把屠呦呦、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图灵一起评为了“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可见，至少在英国人眼中，屠呦呦凭青蒿素不仅仅当得起诺贝尔奖，还可以和爱因斯坦等“超诺奖”级人物并列。

对于这个新闻，中国人当然喜闻乐见，但反过来说，一个老问题又冒出来了——这么伟大的人物，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要等到她拿了诺贝尔奖才听说？为什么之前屠呦呦的功绩不出名？

这个故事值得结合中国当代史认真聊聊。

1****书写人类历史的传染病

BBC给屠呦呦的推荐语是：“若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伟大，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这说的当然是青蒿素对疟疾的治疗作用。

但在诺贝尔奖之前，只有少数中国人知道她。在诺贝尔奖之后，也很少有人意识到，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人类抗疟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疟疾，是一种改变人类历史的传染病。欧洲殖民者因为害怕非洲疟疾，不得不推迟殖民，改道前往美洲。在中国，最惨烈的是云南思茅，1919到1948的30年间，疟疾让这座七八万人的市镇人口蒸发99%，只剩下900多人。

在显微镜发明之前，疟疾十分神秘。由于它常在丛林湿地爆发，中外医生都断定是空气致病：中医叫它“瘴气”，西方称它“malaria”，也就是“脏空气”。那时的人得了疟疾，只能靠硬扛、等死，或者基因突变产生免疫。

19世纪中叶，微生物学兴起。1884年，法国人拉韦朗发现了疟疾元凶：疟原虫。1897年，英国人罗斯认定是蚊子传播疟疾。他们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与机理研究同步的，是对秘鲁偏方“金鸡纳霜”的研发。17世纪，金鸡纳霜由西班牙传教士带回欧洲。1817年，法国药剂师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有效物质“奎宁”。此后300多年，药物级奎宁拯救了无数生命，化学家们逐步确认奎宁的化学结构、尝试人工合成。这些努力，直接推动了人类化学工业的发展。

通过对奎宁结构的模仿，人们发现了氯喹、伯喹在内的一系列抗疟药物。但奎宁“思维定势”很快出现危机。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的耐药性显现，“奎宁家族”一个个被疟原虫拿下。其中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恶性疟疾更是耐药性的重灾区。

到1965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越军队都因为疟疾大规模减员。为此，美国启动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药物筛选，名单长达25万种。越南则求助中国。这才有了“523项目”、屠呦呦、青蒿素和中国人在抗疟史上的郑重亮相。

2****最不需要青蒿素的国家

1967年，“523项目”启动。

1971年，屠呦呦提取的青蒿样本，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

1973年，青蒿素在云南进行临床试验，药效得到证实。这一年因为越南停战，“523项目”的保密性逐渐减淡。

1975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三年后，该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

1985年，中国科学家将蒿甲醚和苯芴醇整合制成单一片剂，发明青蒿素类复方或联合用药，减缓青蒿素耐药性的发生。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一类新药证书。

到这里，青蒿素才真正成为民用药物。但是80年代末问世的青蒿素，为什么没给80后、90后留下深刻印象？

原因在于，到了1986年时，已经没有多少中国人需要用青蒿素。

对比几个时间点就能明白：

60年代中期，全国疟疾防治已经小有成绩，1960年，全国疟疾患病率为1553.85人/10万人，1966年下降到596.84人/10万人，降幅61.59%。

70年代，青蒿素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也是全国大范围防治开启的时候。在严重流行区，治疗、预防、灭蚊同步进行。1976年后，预防工作扩大到全国。1979年，全国疟疾发病率已经降到了257.54人/10万人。

到1986年青蒿素成为民用药物时，全国疟疾患病率已经降到50人/10万人以下。

比疟疾病例减少更快的是恶性疟疾患者，而这是青蒿素的“拿手好戏”。

1951-1961年，我国恶性疟占总疟疾患者的36.9%。到1985年时，全国各地总共只发现了61例恶性疟病例。1999年，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基本消灭恶性疟。2009年，疟疾流行省云南，恶性疟占比19.82%。这个比例2012年降低到1%。到了2017年，全国已经再无本地疟疾感染病例报告。

3****青蒿素的国际救援

90年代，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的青蒿素走出国门。

冷战末期，由于中国药企缺乏独立打入国外市场的经验，加上国内药厂生产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青蒿素只有在中信牵头下，借助国际同行走向世界。

1988年，桂林制药厂和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合作。1994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瑞士诺华制药合作。

1988到2011的20多年里，赛诺菲和诺华几乎包揽了世卫组织的青蒿素订单。这部分订单，占到全球订单的80%。

截至2001年，世卫组织从赛诺菲采购了15万人份的青蒿素药物。2001年12月，世卫组织又和诺华签定10年大单。这10年间，青蒿素的需求不断攀升。2003年为200万人份，2004年2000万人份，到2013年已经高达3.92亿个疗程。2011年双方协议到期时，诺华累计向世卫组织售出了7亿人份青蒿素药品。

2011年后，世卫组织采购的主流中标商变成了印度公司，而他们的青蒿原材料依然有大量来自中国。

除了跨国公司之外，中国也在对外援助中将青蒿素带出国门。

2006年11月，中国承诺在非洲建设三十家医院并提供3750万美元的援助，提供青蒿素并建设三十家抗疟疾中心。

2009年，中国进一步承诺向这些医院和抗疟中心提供价值790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疾药物。

在世卫组织以外的“私立市场”，中国青蒿素也没有懈怠。从1996年起，华立药业的双氢青蒿素哌喹片“科泰新”就是中国援非医院的必备药品。该企业贡献了中国海外抗疟疾药物捐赠的三分之一。

逯春明，曾任北京华立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从2007年起，广东新南方投入14亿，外派技术人员140人次，在非洲科摩罗实施“青蒿素复方快速清除疟疾项目”。2014年，科摩罗实现了疟疾零死亡，比2006年项目实施之前下降98%。这家中国企业，以全球抗疟史从未有过的速度，在非洲国家控制了疟疾。

从更大的视角看，青蒿素走向世界的21世纪，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下降了近50%。

​2015年9月18日，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发布的全球疟疾防治报告显示：2000-2015年，全球共620万新发疟疾患者得救，疟疾发病死亡率下降65%。

在世卫组织《2017年世界疟疾报告》中，“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是唯一被提及的药物。报告结尾这样记述，“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是近年来全球疟疾控制工作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尽管青蒿素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但目前全球抗疟局势依然严峻。

每年仍有超过20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当中多数是5岁以下的儿童，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连蚊帐都用不上。2000-2015年期间，这一地区5岁儿童拥有蚊帐的比例从2%提高到了68%。但走出蚊帐，感染上疟疾，仅有13%的儿童获得了青蒿素类药物治疗。

尼日利亚雨季，每次暴雨之后蚊虫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年轻人对屠呦呦、对青蒿素的陌生，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上文没有说的是，在与国际药厂合作时，中国药企丢失了先发优势，导致国产青蒿素药占全球市场不到5%。但如果中国没有吃这个“亏”，也就不会有挽救620多万人的生命奇迹。

国际社会对屠呦呦的每一次认可，都不仅仅是“个人荣誉”，而是对整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