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商人爱捐校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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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碟叔

“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左）将刻有“千秋伟业”的金匾赠给邵逸夫先生（中国日报）

1972年10月4日，邵逸夫60岁大寿。

邵逸夫在家中排行老六，按照命数来说，60岁是他的劫难之年。邵逸夫对此很焦虑，请来好友李迪消灾解难。在好友的帮助下，邵逸夫顺利度过了这一年，反倒是竞争对手麻烦连连。

在这之后，邵逸夫请教李迪，怎么保持长寿。李迪告诉他，

“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不得仁慈，但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比如犹太富商哈同，一个石头缝里能榨出油来的吝啬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资助落难的犹太人，在西人圈子里头颇有好名声。”

可能是李迪的话打动了邵逸夫。第二年，邵逸夫给香港苏浙公学捐了50万元港币。

1985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因患中风在新加坡逝世。因为为人吝啬，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不太好。

跟三哥比，邵逸夫的吝啬形象同样深入人心。当年李小龙从美国回港发展，托人找到邵逸夫，开价片酬六万港币，邵逸夫还价到了九千，李小龙于是转投嘉禾。多年后，电影人张键写回忆录，说“六叔古寒天下皆知”。

三哥的死让邵逸夫决定在有生之年改变吝啬形象。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式上，总设计师作出指示，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

从这一年到1992年，社会各方面集资兴学的金额达到了1062亿，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如果单纯依靠国家投入，完成这些工作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而这1062个亿中，邵逸夫捐了10个亿。

自1985年六叔响应总设计师号召，积极在大陆捐资兴学以来，不仅为大陆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一改吝啬形象，也有了很多心得体会。

04年六叔在九寨沟接受采访回首往事，“几十年来，我在四川交了很多朋友，比如，邓小平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最早在四川建逸夫楼的，就是我喜欢四川的证明哦！”

只能说六叔古道热肠，广结善缘，不仅一手缔造邵氏跟TVB两大电影电视帝国，还带头高唱我的中国心，“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1

邵逸夫有个跟他一样热衷捐钱办学校的校友，香港船王包玉刚。两人都是宁波人，读过同一所学校，中兴小学。

中兴小学的创始人是五金大王叶澄衷。1903年，叶澄衷在上海经商发迹后，出资三万两，买了40亩地，在宁波老家建立叶氏学堂。这个学堂，就是中兴小学的前身。

叶澄衷去世的前一年，又花了十万两，在上海虹口买了30多亩地，创办澄衷蒙学堂，也就是现在的澄衷高级中学。

学校开学时，清政府为了表彰叶澄衷的善举，给他颁发了一个匾额，上书四字，“启蒙种德”，据说是光绪皇帝的御笔。

商人出身的叶澄衷能够被赐御笔匾额，这在清末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清代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里记载过一件事，

有个苏州人陈见山，以买卖药材发家，所开的青芝堂是扬州城最大的药铺。当时清政府缺钱，为了开源，允许老百姓花钱买官儿当，陈见山就买了个五品的“同知”。

买了官后，一参加喜庆宴会，陈见山就会穿上天青褂五品官服。一日在酒席上，有个人看不惯陈见山招摇过市，就故意说，我有一联，“五品天青褂”，谁能对出下联呢？这时旁边一个少年应声答道，“六味地黄丸”。满座哄然大笑。

这则故事暗示了明清商人的心态与处境：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中，官僚的意志就是一切。因此，商人对权力梦寐以求就成了历史的内在逻辑。陈见山穿着官服四处招摇，正反映了他急于摆脱备受鄙夷的商人身份，提高社会地位的微妙心态。

但故事结尾，陈见山的药商出身仍被人揶揄嘲讽，可见商人群体从未摆脱政治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实现人格独立。就像余英时指出的那样，

“他们已最近传统的边缘，但毕竟未曾突破传统。”

与陈见山形成对比的，是清代另一名商人鲍志道。鲍志道是徽州人，以盐业发家。乾隆五十年，鲍志道被推举为两淮盐业总商。在担任两淮总商的20年里，鲍志道先后被朝廷赐了六个官衔。

鲍志道（中）

不仅如此，他跟当时的文人官僚也私交甚好。袁枚说过，鲍志道是他的“文章知己，非俗商也”。鲍去世后，纪晓岚为他作传，两江总督铁保手书传文，户部尚书朱珪亲笔撰写墓志铭，可以说是哀荣备至。

陈见山跟鲍志道同为商人出身，用柯律格的话说，

“那个时代的成功商人，当财富积累至相当水平后，都极渴望获得士绅的身份，从而进入有教养的社会圈子”。

陈见山花钱买官进入士阶层的努力失败了。而鲍志道的成功提供了另一种将经济资本转换成政治文化资本的方式。

乾隆五十五年，鲍志道出资三千两重建了徽州的紫阳书院。为了维持书院正常运转，四年后，鲍志道再次捐银八千两。嘉庆十二年，鲍志道之子鲍淑芳又捐资一千四百两重修学宫。四年后，鲍淑芳之子鲍均再次向紫阳书院捐资五千两。

事实上，鲍志道及其家族捐资兴学在当时的徽商中并非个例。

1699年，徽商张佩兰建新安义学；1734年，徽商马曰琯出资重建扬州梅花书院；1800年，徽商洪箴原捐款在扬州建设12所学校。宋朝末年，徽州有书院12所，到清代康熙年间，徽州六县共有书院54所，徽商的捐资成为这一时期修建书院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卜正民在谈到晚明士绅为何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时曾说过，

“未经装饰的经济投资不足以创造一个精英所需的使人们拥戴的合法性。它还必须求助于皮埃尔·布尔迪厄所称的‘象征性资本’，即通过投资于像慈善活动这样花费很大的地方性事业，来积累好的名声。”

在所有的慈善活动中，捐资修建书院是进行资本转换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琳达·沃尔顿所言，

“建立一个向士人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望，表明其对于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位。”

背后的原因就如肖永明所观察到的那样，

“书院作为传播儒学的教育机构，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是儒学的象征物。商人们捐助书院表明了自身尊崇儒学，认同儒学价值观念的态度，显示出商人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的亲近关系，从而淡化其原有的社会身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明清商人们捐资兴建书院，既是在为权力买单，也是在展示忠诚。

2

1946年，张伯苓赴美国治病。南开旅美校友会的成员们刚好在纽约聚会，就把张伯苓请了过来，为张补祝七十大寿。会上，老舍跟曹禺朗诵了一首长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闻名天下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其实张伯苓能把臭水坑子变成南开学堂，也离不开当时的富商。

1904年，为推广新式学堂，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办学堂得花钱，缺钱的清政府只能把经济压力转嫁给地方社会。章程规定，富商们要是捐钱办小学，就御赐匾额。叶澄衷的匾额就是这么来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伯苓跟严修、王奎章创办了南开学堂。

张伯苓（中）

其中捐钱最多的严修祖上是天津盐商；捐了一万两的王奎章在天津开钱庄；捐出土地的郑菊如有祖传的商铺，捐钱建校舍的严子钧是严修拉过来的，祖上也是宁波的大商人。几个创始人中，只有一个袁世凯是当官的。

民国时期商人捐资兴办大学，不只有南开一例。

1912年北洋政府先是颁布《专门学校令》，鼓励私人设立大学。在政府号召下，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张謇创办南通大学、简照南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建造校舍。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没钱投资教育，只能再次把手伸进富商们的口袋里。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鼓励私人捐款办学。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条例第七条第五款规定，捐赠教育文化或慈善公益事业之财产未超过五十万元者，予以免纳遗产税。

在政策的鼓励下，商人办学成为当时的热潮，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录，出资一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一共有五人，这五个人全是商人。

商人群体所创办的私立大学也成为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36年为例，那一年全中国的私立大学有20所，专科层次的私立学校有11所，二者相加占了全国高等院校的一半。而私立高校在校生有20664人，占了全国高等在校生总人数的49％。

由于办学经费自由募捐，私立大学不依附任何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跟自治性。

20世纪30年代，在澄衷蒙学堂读过书的胡适出任私立学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在胡适的管理下，学校不挂国民党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课。学生们在学校办公室的墙上贴壁报，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还有国家主义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己见。

就像时人评价的那样，

“国立学校的宗旨，随政府的政策而转移，不能任意发展。而私立学校的创办，由自由意志结合，可以实现一种特殊的教育理想，一种更优良的新社会和更合理的新教育的理想。”

这个更优良的新社会，既是胡适这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渴望的，也是完成身份越级与人格转换的商人群体渴望的。

1920年5月，北大外文系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正为“中国将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也就在同一时间，在澄衷蒙学堂当过教务长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上海商人穆藕初的来信。信里说，

“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

在穆藕初的委托下，蔡元培跟三位教授选定罗家伦及其他四个人赴美留学。临行前的欢送会上，蒋梦麟代表北大向穆藕初致谢。穆藕初说，“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

曾经商人群体作为权力、文化与道德的边民，永远无法成为帝王师、殉道者、历史叙述人。到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民国，他们开始投资教育领域，这背后有资本转换的动机，也有以欧美为师，传播自由主义思潮，打破双重枷锁的考虑。

1919年5月，五四运动正火热，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一职跑天津避风头。刚好这一年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张伯苓正为大学部搞募捐，曹汝霖表示愿捐一万元，张伯苓心动了，准备接受曹的捐款，并聘任他为南开校董。

当时天津的学生领袖是周总理，他是南开的毕业生，觉得这钱不能要，就给留日的南开同学写信，批评曹汝霖是卖国贼，南开接受曹的捐款，等于是通过卖国贼抢人民的钱。在南开学生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张伯苓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

在信中，周总理还批评了一下张校长，

“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Democracy，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与其说这是南开的民主之争，不如说这是整个民国的新旧之争。汉学家罗威廉在研究湖北麻城的著作《红雨》中写了一个事儿，

“1905年麻城成立了劝学所跟麻城学会，资助新式教育。学会成立的头十年，由改良派士绅吴东甲领导。从1918年开始，麻城学会开始被一连串保守文人和当地权贵亲自掌管。在这期间，与现代化最背道而驰的项目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修复文庙、重建孔庙、翻修乡贤名宦祠。”

3

1911年，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流传着一首歌谣，“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剃了辫子留了洋，扳了神像立学堂。”

在留洋前，阎锡山先是在私塾读了三年书。1902年，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在学堂读了两年后，他被派往日本留学，读的是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本读书的那几年，阎锡山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教育，清楚地看到了教育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从前普国战胜法国，日本战胜俄国，都归功于小学教员。”

于是1918年，阎锡山治理山西后，出台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里头规定，

“凡学龄儿童暨十八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处其家长以一元至五元元罚金，此项罚金自学龄儿童十岁起每岁迟追加一元。”

他还训诫山西官员，

“世上万事都可省钱，只有出钱教子弟求学，是与自己后人积钱的法子，故此钱万万不可吝惜。况且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你们须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1925年，陶行知实地考察了山西的义务教育，

“现在山西省100个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其实早在1915年，阎锡山就私人出资创立了河边小学，三年后，他再次出资创立川至中学，并拿出10万元存入银号，作为办校经费，该校学生一律免学费。

为了搞教育，山西整编军队时原本被批准建五个旅，阎锡山实际上只建了四个，第五旅旅长由赵戴文兼职，只报虚名。阎锡山把这一个旅的军费用来创办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学生同样免学费。

罗威廉研究民国的湖北麻城地主时说过，

“对于麻城的许多地主精英来说，‘现代性’至多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1923年，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科学家余晋芳在县城资助了一个儒家惜字会，以防止对神圣文字的亵渎。”

而地主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的阎锡山，即使剃了辫子留过洋入了同盟会高唱“民主立宪”，底色也还是君臣父子、仁义礼智、孝悌忠信，

“拿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情形来看，孔子的道理，对于我们相宜的地方，实在比别的教多。所以鄙人要对于孔子的道理，特别崇敬。我国的四书五经实在是好。”

拜孔子的阎锡山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创立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本营。民国新旧之争再次上演，为了压制马克思主义传播，以革命发家的阎锡山把《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应先知共》等书强行列入了各级学校和党政军团的教学中。

1937年国共合作，阎锡山遇见了同是山西人的徐向前，阎锡山很亲热，“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

多年后，阎锡山回首往事，“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

而徐向前跟薄一波，都在阎锡山创立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过书。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是两个人革命生涯的起点。1925年，还在国民师范学校读书的薄一波入了党。他的表兄听到风声后连忙向舅舅打听，表示担心。薄一波父亲的反应是，“穷人不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只能说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甲午海战后，清政府感到旧式军队腐败无能，打算改革军制编练新军。1885年，李鸿章上奏获准在天津设立北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设立武备学堂这事儿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比如1896年，张之洞奉命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

在办学堂，训新军这事儿上，张之洞讲究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装备、训练、部队编制、军事制度、军事技术等方面仿照西洋军队，但在思想教育上坚持“忠君体国”。湖北武备学堂的《军歌》是这么唱的，

“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刑罚最轻钱粮又最少，当唐元明谁比本朝高？爱民说士善政说不了，我祖我父世世受恩膏。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但张之洞没想到的是，湖北武备学堂后来成为了革命党的大本营。这些唱着“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的学生们，后来成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领袖。

也就是在张之洞创立湖北武备学堂的一年后，山西巡抚胡聘之也办个山西武备学堂，阎锡山就是学堂里第一批被派往日本留学的优等生。在日本，阎锡山追随孙中山，入了同盟会，革了大清王朝的命。

只能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管是民国时候的资本家也好，阎锡山、张之洞也罢，他们种下的种子，都没结出想要的瓜。

但就像阎锡山说的，“花钱办教育是世上第一样积德之事”。有六叔做表率，大陆的企业家们也自觉承担起了社会责任。2018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教育捐赠占据了全部捐赠的半壁江山，达到了49％.除了捐钱，不少企业家还为教育献计献策，甚至身体力行办起了大学，可以说是全面向老前辈看齐。

万通的冯仑有次跟易中天聊天时说，

“中国是泛道德的社会，只要你做好事，就不细究你。如果严格按法律来算，有很多事情是很悬乎的。比如说跨境把钱拿来拿去，外管局报备了没有？这里头都有很多技术细节，但是我们因为是一个泛道德的社会，只要你做好人，就都没有问题。”

后来易中天接受采访，谈商人做慈善。记者问易中天，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易中天回答，宿命。记者接着问，现在这个宿命还存在吗？易中天的回答是，我们就不说现在了。

参考文献：

《略论清徽商对地方教育的支持——以两淮总商鲍志道为个案的考察》赵翎

《易中天对话冯仑：慈善不需狂欢美德要节制》

《金庸曾与邵逸夫相会四川九寨沟因带错话深夜见面》华西都市报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卜正民

《简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实践》程保文

《阎锡山中国义务教育的第一人》谌旭彬

《谈阎锡山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苏炜

《论阎锡山的教育思想（1911-1937）》潘印

《邵逸夫早年吝啬被嘲笑晚年捐助教育30余亿》 21世纪经济报道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林朝霞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研究（1912-1937）》王鹰

《看历史：透过细节看中国转变》

《辛亥革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以民国前中期商人捐办大学为中心》虞与平

《民国私立大学体系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原因——民国时期政府民治思想的分析维度》宋秋蓉

《民国时期私立高校的发展背景与动因》李志前

《1912-1937年间民国私立大学教育捐赠研究》李梦琪

《民国时期政府控制与私立大学自治的博弈》宋小勤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捐资兴学产生的历史动因》李敏

《清末徽商捐资兴学与抗缴学捐述论》孟颖佼

《商人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探析》肖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