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及其论争的博弈论分析_风闻

编者按

本文试图援引博弈论的工具重新审视《青年必读书》一文，作者认为《青年必读书》暗涌的力量来自于在优先选择何种有助于“中国”生存策略上的博弈。有博弈论的洗礼，我们不必再发出“如此坦率、清晰的博弈策略自陈怎会误解丛生”一类的感慨了，需要思索的，是如何面对这误解的原因。就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及其论争的分析而言，演化博弈论的启发是期待多些“感受力”深厚、对鲁迅更具“同情心偏好”的理解，同时坦然面对、甚至欢迎那些基于同理心却反对鲁迅偏好的洞见，庶几才能构成真实有力的博弈，这也是当年《青年必读书》论争时鲁迅骨子里并不满意的。但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探究的方法，甚至是更能切近鲁迅心性的一种思路。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12期，感谢作者张克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  时  代  呼  唤  真  的  批  评  家

张克

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

及其论争的博弈论分析

因有王世家先生劳心辑录的资料汇编，《青年必读书》论争一事不必再做赘述。[1]人们在自己的价值偏好、思维定式中品评鲁迅“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2]之类的论断，认定这“命令”感十足的论断只不过是“熟巧的规则”，或是策略性的“明智的建议”，抑或是蕴藉着法则意味的“‘德性’的诫命”（康德语）[3]的，都不乏拥趸。这其实是各有所据的个体在文化偏好及行止上的博弈常态。秦晖意识到，“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4]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就有此类“行为”优于“文化”的思致，结果却是引发了“文化”人的讨伐“行为”，关于此文及其论争的“文化”研究所在多有，“行为”思考却寥若晨星。这也正是本文援引博弈论的工具尝试做些分析的原因，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探究的方法，甚至是更能切近鲁迅心性的一种思路。

一、“我们要认清了争点”

1925年新年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青年爱读书十部”二大征求活动是颇具创意的策划，也激起了些许纸上波澜，但真正成为冲突“焦点”的只能是鲁迅的答卷。在一篇题为《为中国书打抱不平》的文章中，作者明确提出：“我们要认清了争点，——是少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和多读中国书，参看外国书。” [5] 何以是鲁迅而非他人的作答成为了“争点”？博弈论关于“关键点”（焦点）与“信号博弈”的思想不无启发。

《青年必读书》的论争可视为博弈论学者谢林所谓的默式谈判。[6]默式谈判能开展既依赖于冲突各方之间事前建立起的“默契”（共享的经验、文化与处境等）——这也是二大征求活动能成功的前提，也存在着博弈各方信息沟通不完全乃至根本无效的问题，尤其从鲁迅的感受上更是如此。他在《聊答“┈┈”》一文中透露自己作答《青年必读书》问卷的技巧，“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7]可见他对公众在《青年必读书》一事上能否达成显性谈判的效果（双方信息沟通流畅和有效）多有疑虑。但鲁迅也希冀着有思想共振的可能，“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8]

《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

对于默式谈判来说，“根本问题是协作问题”。[9]能协作还是因为冲突各方在根本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表面的激烈争执只是修辞问题，所以，出现某种可以协作的“关键点”时，“双方成功地对彼此预期做出判断，从而达到某种默契”[10]，这些“关键点”“都具有某种显著特征，易于发现”，“惟一性能够产生独特性，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11]。在笔者看来，鲁迅的答卷恰恰就具有成为《青年必读书》论争中“关键点”的这些特征。鲁迅在答卷时刻意为之的“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行文时不断出现的“若干”、“参考”、“或”等字眼以及看似不屑、决绝的语态等因素，都是他积极“协调预期判断”、寻找理解的暗示举措。

用博弈论的“信号博弈”概念会有助于理解鲁迅的举措。信号博弈是博弈的信号发出方与和信号接收方之间基于信息传递、接受的不完全性产生的动态博弈。所谓“不完全性”，是指信号发出方通过精心修辞发出的信号未必能如其所愿完全达至其他信号接收方，反之亦然。《青年必读书》的论争里鲁迅的失望感、不愿过多纠缠怕恐怕与此大有关联。事实上，信号博弈中对信号意涵的隔膜、误读乃至扭曲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对鲁迅精心的信号释放理解者有之，批评者更是不乏，例如：

“你这种‘若干’，‘或’的消极词，让青年自己寻味选择，不愧为宽厚大方者，但底下‘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些字，恐怕有‘指导’的意思了，还不‘昏吗？’”[12]

“鲁迅先生是中国人，竟说要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已经是轻重颠倒了，并加上‘或者竟不’四个字，岂不是过于崇拜外国书吗？……“鲁迅先生于“竟不”二字上，加上或者两个狡猾的字，预备有人攻击时，可以拿出来挡他一阵。不知道那‘或者’两个字，在字面上，固然不能掩护‘竟不’两个字，在意义上，更不能掩盖住过于崇拜外国书的面目。”[13]

“有些先生们，用一种太便宜的方法来对付，如‘wanted’和“‘不曾想到’之类。”[14]

《冲突的战略》

仔细审视鲁迅对《青年必读书》问卷的初次作答，不能不理解他的失望。鲁迅自身在作答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无论是“略说自己的经验”的个体立足点，还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一易扭曲为挑衅国民自尊心的论断，在社会公共博弈中都存在着被接纳的巨大的困难，批评者的呛声、《青年必读书》《青年爱读书》的统计结果（多是中国书）、乃至时至今日的许多指责，也都清楚的印证了这一点；其实即使从理性上审视，鲁迅的发言倒是颇为符合一个承认自己有限性的理性决策者的特征的。按照博弈论学人阿里尔·鲁宾斯坦指出的，在有限理性建模时，一个理性决策者需要面对三个问题：“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想要的？”“给定可行性约束，根据愿望，什么是最好的方案？”[16]鲁迅在作答《青年必读书》时对这三个问题均有清晰而自觉的意识。在“什么是可行的”问题上，他意识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精心修辞；在“什么是最想要”的问题上，他毫不妥协，“行而不是言”是他的优先目标，拒绝那种“‘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17]他要面对的“给定可行性约束”包括话题、媒体本身的局限性、巨大的传统思维、文化习惯以及他作为其时中国顶级作家的权威影响力等。鲁迅根据自己的欲望目标，评估了可行性，精心调适出了自己认为的最好方案：在《青年必读书》答卷“必读书”栏目内坦承自己经验的有限性，“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栏目内以中国书与外国书，行与言对局，意志强悍的表达了自己的论断做出了清晰的论证。

鲁迅作为理性决策者自觉已足够谨慎，他也认为自己使用承认自己有限性的言辞，对可能出现、现实中的博弈对手“退让得够了”[18]。吊诡的是，他的这些修辞恰恰成为了逗引思想冲突的“关键点”。何以如此呢？

从博弈策略上讲，承认自己经验、选择等方面的有限，处于无法撤退的境地，只好采用如此这般的策略，“放弃主动权”、“主动方让给对方”这一“最后明显机会”原则，[19]正是博弈一方的重要杀手锏，所谓“背水一战”即是如此。动态博弈的秘密在于，如何使博弈对手相信自己传递的信号、意图、承诺是可信任的？很明显，那些宣称、强调鲁迅并非简单的个体而是作为著名作家、知识分子，负有对青年指导责任的，那些暗示鲁迅有“卖国”嫌疑的博弈对手并不信任鲁迅的自陈。鲁迅自我感觉已“退让得够了”的自我设限策略在他们的判断里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博弈策略，该如何理解这些博弈对手的不信任呢？

从鲁迅的反击来看，《报’奇哉所谓……》一文里的“略答几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的同题表述，鲁迅似乎显得很不屑一顾——尽管他亦有具体犀利剖析对方论辩逻辑的文字。这也难怪，博弈诸家中并没有出现很有力量的论述逻辑，多的倒是要么质疑鲁迅的动机、要么从僵硬的律令出发（凡历史遗留就是好的之类），甚至启用了身为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就是卖国一类的暗示。这也使后来者在阅读《青年必读书》论争的文献时会有一种鲁迅占据着智识和道德高点的感觉。

但需承认的是，对手在智识上的不够高深、道德上的不够完美等并不能掩盖鲁迅所面对的博弈对手的真实性、社会代表性。博弈论的理论发展中也已意识到了，博弈者从来不仅仅是所谓理性的，冲突、博弈时对手的策略选择并不一定遵循浅层的理性原则，现实的“胆小鬼博弈”（斗鸡博弈）中，明知最后冲突危险但依然选择荣誉高于生命的大有人在，如此选择也大多会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偏好在起作用。深入理解这些偏好的真实因由才是要紧的事。博弈论大师纳什区分了“争论议价”和“讨价还价”的不同，“争论议价是对各参与人的偏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讨价还价是指各参与人的偏好是共同知识的情形。”[20]很明显，围绕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的论争，正是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人“各参与的偏好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共同知识”的“争论议价”行为。把它看成参与人享有“共同知识”的“讨价还价”行为，进而品评论争各方的优劣，仍是一些论者一厢情愿的迷思。这已影响到我们对鲁迅更真诚而清醒的理解。由于冲突各方偏好“存在信息不对称”，正如博弈论学者宾默尔提醒的那样，博弈时想“由一些首要原则出发来建立一个最优化机制，是极度困难的。”[21]鲁迅的偏好——“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不正是想“由一些首要原则出发来建立一个最优化机制”吗？现实中去实现是“极度困难的”也在情理之中。自然，它的价值也不可用特定处境里实现的难度和结果来衡量。

《自然正义》

宾默尔在讨论人们如何达成社会契约时提出了“稳定、效率和公平”的三个优先层面。[22]就《青年必读书》事件来说，人们在达成如何读书，如何分配中国书和外国书，如何配置行与言的比重这样一些社会契约时，也会有自己偏爱的“稳定、效率和公平”的优先次序。对于鲁迅来说，行大于言，“效率”是他的最优先选择；对于那些持“因为中国所以必须正确”原则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他认为的在各民族国家生存博弈时既公平又稳定的最优选择了，也并非全然荒谬。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分辨出，鲁迅的“首要原则”是极其个人性的，虽显激烈但不失真实，而持守“因为中国所以必须正确”一类原则的分明更贴近“代圣立言”式的诫命，但也因此引人质疑其个人真诚的成色，而且严格说起来还会犯有博弈论中常见的“群体性选择谬误”（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混淆的错误）。[23]

依赫舒拉发的阐释，冲突应该包括冲突的源头，冲突的技术，冲突活动的建模和冲突的结果四个方面。[24]可以说，鲁迅的众多博弈对手们虽看到了鲁迅“冲突的技术，冲突活动的建模”但并不信任，甚至连他论述的“冲突的结果”——“行”与“言”也多不措意，他们紧盯的是他的“冲突的源头”：中国与外国。细细思量，《青年必读书》暗涌的力量来自于在优先选择何种有助于“中国”生存策略上的博弈。博弈论可以有生存博弈与品德博弈的区分，[25]很明显，自鲁迅介入后《青年必读书》、《青年爱读书》分明对应着正是这两种类型的博弈。《青年爱读书》因是品德博弈所以波澜不惊，《青年必读书》则因鲁迅创设了中国青年人生存博弈的格局激起冲突，“指摘自己国度”的鲁迅被批评“有误中国”、“其用心如何……殊可注意”、“昏”，甚至或明或暗的指斥“卖国”。[26]其实，就连鲁迅自己，他内在的焦虑也在于这种身为中国人面对“生存博弈”时的巨大压力，这和不少学者多从专业学习、文化素养提升这样的品德博弈角度看问题的做法决然不类。

《博弈论和社会契约·公正博弈》

但品德博弈和生存博弈并非泾渭分明，后者才是前者的底色和内在规定之所在。这也是鲁迅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提议一出即成为聚焦点（“关键点”）的内在原因。一般来说，聚焦点的存在能使博弈各方成功地对彼此预期做出判断，进而可能达成妥协、寻找到共同利益的交集区，从而达到某种默契，此为“聚焦点均衡”。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引发的论争，是否能实现这一“聚焦点均衡”呢？这或许是那种简单礼赞或侮蔑鲁迅及其博弈对手的诸君要深思的。

二、 “个人主观的意见”

鲁迅对《青年必读书》问卷的作答，“青年必读书”一栏，内容是承认自己有限性，但“从来没有留心过”的语气也透出并不濡弱谦下的自信；“附注”一栏的五段内容，第一段仍以自己的有限理性（“略说自己的经验”）为凭依，清楚交代自己自付还算切实而非高迈的欲望目标（“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以下四段则是鲁迅的核心论述，我们可以根据鲁迅对看中国书和看外国书（印度书除外）偏好加以数字化处理，括号里是不同策略的收益分值，可得一简单的表格：

不难看出，鲁迅自己的优势策略选择（“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得分最高（2，0）。这并不意外，基于自己的优先欲望目标，对不同偏好做不同的收益分值设定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表格由那些坚持“无不是的中国书”的博弈对手来做，肯定是另一幅模样。博弈论常涉及的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就是这样，博弈各方都只从自己的偏好、收益出发，导致无法实现合作共赢，公共品供给最终失败。在笔者看来，《青年必读书》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只不过这公共品是围绕着“青年必读书”的思想方案而已。

参与《青年必读书》的各路名流不乏意识到这一“囚徒困境”的。诸如各种特别强调只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27]，甚至发言资格不够，“不敢冒充名流学者”、“不佩”，[28]书目只不过反应了遴选者作为“书呆子读书的口味”而已等类似的表达[29]，既是博弈者自己有限理性的承认，也是自己偏好的显明。这和鲁迅的亮明偏好，和那种“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青年非读不可的”的偏好真陈并无本质优劣的区别。[30]

在博弈中各方坦承自己的偏好，预判、尊重、依据对方的策略设定、调整自己的最优策略，本是常态。然而，鲁迅的某些博弈对手似乎还未臻此境，“代圣立言”的独断意味过于浓重。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论争中出面回击的两篇文章——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中就不乏如下相似的逻辑：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31]

“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绝不会立万古不变的说。……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32]

鲁迅的回击文字里对此类判断的逻辑倒并没有太多措意，但在中国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这其实是导致出现对鲁迅那种高度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负面看法的深层原因。康德的批判性思考或许可提供一些分析的资源。康德根据范畴表把判断分作三类，定言的、假言的和选言的。所谓定言判断就是以“是”或“不是”的形式无条件地论断事物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假言判断则是形式为“如果A则B”的有条件判断；选言判断则是断定有几种可能情况下，至少有一种情况存在的判断，“或者…或者…”和“要么…要么… (不是…就是…)”是它的两类形式。康德在谈到“命令”的概念时把“定言的、假言的和选言”简化成了“假言”和“定言”两种形态，选言归入假言，更突出了命令有无前提条件的本质差异。[33]

上引两段判断性文字的谬误在于，虽然其形式是“定言判断”，但其内容本身却并不符合“定言判断”的无条件性。“开卷有益”不是无条件的，从“著书立说”到“积极的精神”的推理也并非无条件的，“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内容上也难算是定言判断。如果从“命令”的角度看，这两段文字虽然有诸如“不论”、“都有”、“总”、“无论”、“凡是”、“绝不会”等修辞手段的强烈加持，这些真理在握式、“命令感”十足的表述还是不能掩盖其故意混淆“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的错误。这些论者精心打扮的依然是“个人主观的意见”，或者用他们指责鲁迅的原话说，就是“偏见的经验”。[34]

对于某种假言判断或假言命令，博弈各方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赋予优劣高低的价值评断，这不足为怪，最值得警惕的是把假言判断或假言命令伪装成定言判断或定言命令。博弈论者大多对“定言命令”心存疑虑，宾默尔甚至宣称“只有假言命令才有些意义”、“自然主义者认为只有假言命令才合乎道理”的不在少数。[35]同样的，博弈论者也更倾向于是个体本位者而非“代圣立言”者，“参与到人类生活博弈中的个体，并不是某个抽象的所谓‘人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意图。”[36]博弈论者大多也不承认康德作为定言命令的德性诫命，更多愿意从社会演化的角度现实看待人类道德的博弈结果，视特定的道德习惯为特定时空里博弈过程中的特定均衡而已。

无需过多引证，拒绝抽象而缥缈的“黄金世界”乌托邦，只执着于当下现实的生存、发展，且又毫不避讳自己个体经验局限的鲁迅，可谓深具博弈气质的现代文人。他在《青年必读书》论争中的思维方式也是博弈论习用的“假言判断”和“假言命令”，这也是“个人主观的意见”在动态博弈中必须使用的标准语式。从博弈论“只有假言命令才合乎道理”的标准看，鲁迅的文章语式可称得上是各类“假言”判断、命令的多重变奏。这里有必要需把《青年必读书》问卷的附注里鲁迅的五段文字做一细致分析：

但我要趁着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37]

第一段，鲁迅启动参与博弈的意志（“我要趁着这机会”），确定博弈的个体立足点（“自己的经验”），明确博弈的策略（“略说自己的经验”），设定博弈的优先欲望目标（“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第二段，鲁迅启用一个选言判断设置了一个博弈对局：“要么中国书，要么外国书”。厘定了两种博弈策略的收益：看中国书（“沉静，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想做点事，与人生接触”）。鲁迅特意把印度书从外国书里剔除，大概是因为从内容上看无疑印度书会令人联想到与中国书而非外国书更亲近的气质。一些论者也的确有启用中外皆有“沉静、与实人生离开”一类书的事实来反驳鲁迅，这一方面说明鲁迅自己尽量严谨的必要，但同时也说明，靠列举式的剔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段，鲁迅又对中国书、外国书做了进一步的处理，其核心策略是通过把局部数量意义上的质转化为整体性质上的量，来解决两类书自身内部存在着的局部内容与整体性质之间的矛盾。

鲁迅在第二、三段本能上要解决的，实则是一个生存博弈模型的简单建模问题。但可以推测到，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技巧与偏好，鲁迅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工作，只做了对重要事项的奠基准备。

第四段，鲁迅基于自己对以上博弈格局中重要事项的分析，得出了自己认为的最优博弈策略。

第五段，鲁迅把“行”作为自己博弈策略要达致的最优先目标，以此为标准对自己认定的最优博弈策略的收益和损失做出了说明与分析。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给鲁迅带来论争纷扰的以第四段为最。如果把它放置在第一到第五段的脉络中，这一段实则是一个假言命令（或假言判断）的结论部分，这里笔者根据上文的内容，可以把第二到第四段改写成一个完整的假言命令（或假言判断）：

如果我们读书的优先目标是行动，既定条件又是——要么选总体性质上多沉静、使人易离开实人生的中国书，要么选总体性质上更能激励人与实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的外国书的话，那么，最优策略只能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有博弈论的洗礼，我们不必再发出“如此坦率、清晰的博弈策略自陈怎会误解丛生”一类的感慨了。需要思索的，是如何面对这误解的原因。

三、 “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

《青年必读书》论争末期王铸（王淑明）有《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一文，他的总结大体如下：一，人们囿于“传统的影子和型范”、缺乏像鲁迅那样对外界的“感受力”；二，艺术家本身就有因敏锐的感受力超越现时代，为时人所不容的特质；三，“喜欢用反语”的幽默修辞反倒造成了群众与鲁迅的隔膜。[38]迄今为止这三点恐怕仍是人们为鲁迅鸣不平的重要理由。

《鲁迅全集》

关于最后一点，依据鲁迅的如下感慨——“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39]，或者在《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里的显白重申——“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怕还是隔膜。鲁迅的言辞绝非“反语”，他只是对机灵、熟巧的“‘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虽“不无所知”，但“不愿意照办”。[40]他实在是显得太不“明智”了。不过，这也得看如何理解何谓“明智”？康德指出，“明智这个词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义可称为对世故的明智，第二层意义可称为私人的明智。前者是指一个人影响他人、以将他们用为自己的意图的熟巧。后者是指把所有这些意图结合成他自己的长远利益的洞见”。[41]参照康德对明智的两分法，信手写出大量诸如《世故三昧》一类杂文、揭露各色中国式“论辩的魂灵”的鲁迅，谙熟“对世故的明智”自不待言，但他常常加以讥讽的，恰恰就是这类人情世故上的“明智”；和康德相仿，他更为看重的是更高的“私人的明智”，既不回避“私人”，又坚持“自己的长远利益的洞见”，也因此难免不显得既个性十足，又触犯现世。为何非要如此？追究到鲁迅本人个性使然这样的偷懒解释外可否有更切实的体会？而相应的，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顺从现世的熟巧和明智，又该如何理解呢？

　纳什提出过著名的“智猪博弈”，揭示了竞争博弈中弱者（“小猪”）以等待、搭便车为最佳策略的真相，这或许令我们对包括《青年必读书》论争在内的真实社会博弈场中多数人选择顺从现世的熟巧和明智多了一份认识上的清醒，少了些许道德上的义愤。“智猪博弈”困局中的“大猪”的命运无非两种，要么继续承担责任，但同时包容“小猪”的“搭便车”，以自己在获得低于理想的收益时的持续付出维持整体系统的运转；要么愤怒于“小猪”的“搭便车”、放弃责任，与“小猪”一损俱损。鲁迅在剖析自己的思想时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忽而爱人，忽而憎人”[42]，正是“智猪博弈”困局中“大猪”的典型策略选择评估。它对“大猪”的伤害，正如宾默尔指出的，“陷入这样形而上学的争论，只会把实战派改革家的水搅浑，而这些人实际还抱有改变人心的希望。以社会改革为例，如果按照现有的习惯和风俗来看，改革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分配看起来是对人们不公平的，那么，不管上面的人怎样说教，没有人会在公平的基础上服从这场改革。”[43]如何走出“智猪博弈”的困境，尤其如何为更能承担责任、也更有力量的“大猪”提供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牵涉到制度设置与既定社会、文化偏好之间的历史性的演化博弈，能实现的恐怕也只能是特定时期的博弈均衡罢了。“改革者试图忽视这个可行性的约束”，“乐观主义者不会去询问在改革之后，生活博弈会按照哪个新的均衡运行”并不现实，[44]《青年必读书》论争之前已提出过诸如“娜拉走后怎样”命题的鲁迅是异常清醒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赏作为“大猪”的鲁迅那种“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的宽容[45]，也理解他“退让得够了”的委屈和激愤，乃至对他希冀于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改造国民性的冲动，更愿意抱有既谨慎清醒但又不决然否定的态度，究其根本是因为，演化博弈的真相就是这样：一方面自然基因与既定文化制约着人类，另一方面人类的演化也在凝聚成新的文化基因。

《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

至于《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一文前两点原因中的关键词——“感受力”，的确是人们能否在理性上以同理心理解鲁迅、乃至在情感上和鲁迅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的前提，也因此在评估《青年必读书》的博弈论争时，“同理心”和“同情心”及各自的偏好才是我们应高度敏感的深层制约因素。在博弈论的发展过程中，宾默尔对“同情心”和 “同理心”的区分及个人偏好的分析最具启发，其核心意涵是：同理心偏好是社会文化史的缩影、一种演化博弈的均衡，是“通过模仿而大规模被繁衍的文化拟子”，同情心偏好则是人类能达成社会契约、组织化的核心。同情心与同理心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既会站在对方立场上感受、思索又会考虑他的利益，即所谓“感同身受”，而后者虽基于共通的理性能预估对方的反应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拥有同理心并不一定有同理心偏好，相反，基于同理心却反对对方利益倒是博弈的常态，只有同情心偏好才真正属于个人偏好。[46]

就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及其论争的分析而言，演化博弈的启发是，基本上我们可以依据“同理心”与“同理心偏好”，“同理心”与“同情心”之间的微妙差异就各种意见加以精准定位与研判。[47]我们自然期待多些“感受力”深厚、对鲁迅更具“同情心偏好”的理解，但同时也坦然面对、甚至欢迎那些基于同理心却反对鲁迅偏好的洞见，庶几才能构成真实有力的博弈，这也是当年《青年必读书》论争时鲁迅骨子里并不满意的原因。博弈仍在继续，也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谋求均衡，这应是当下的我们得鼓起勇气、继续勉力达至的目标。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12期

注释

本文亦是尝试之作，援引博弈论重审“青年必读书”事件。如果承认知识背景、思想资源会严重乃至规定性地影响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种尝试还是有些价值的。至于是否冒犯了某种“学科”的习惯或套路，那是笔者并不在意的。

[1]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编者辑录的鲁迅这篇《青年必读书》和《鲁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收录的同篇有个别字词的差异。

[3] 录自邓晓芒：《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4] 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5]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6]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9页。

[7]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8]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9]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10]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11]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51页。

[12]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13]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14]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15]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16] 阿里尔·鲁宾斯坦：《有限理性建模》，倪晓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05年版，第1页。

[17]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18]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19] 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u001f\u001e42页。

[20] 参见宾默尔在《纳什博弈论论文集》里的序言，《纳什博弈论论文集》，张良桥 王晓刚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1]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22]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0页。

[23]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24] 赫舒拉发：《力量的阴暗面》，刘海青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25] 宾默尔：《博弈论和社会契约·公正博弈》，潘春阳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26]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240、244、254、234页。

[27]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28]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6页。

[29]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0]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31]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32]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33] 参见邓晓芒：《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357—377页。

[34]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35]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5页。

[36]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37]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38]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298页。

[39]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40]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41] 参见邓晓芒：《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372页。

[42] 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43]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44] 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

[45] 王世家：《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3页。

[46] 参见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222页。

[47]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做细密分析。